我从上海民立中学转学到光实中学,江洪就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在高二、高三,同学了两年,直至高中毕业。 江洪和我同住在一个里弄,离学校不远,只有公交车不到两站地的距离。我们中午回家吃饭。每天中午和放学回家时,我们都一起走。我们都祖籍广东,出生在上海,他比我大一岁。每天在路上聊天,越来越相互了解,慢慢地成了好朋友。 江洪的父亲是开业医生,开了一家医治耳鼻喉病的私人诊所。虽然诊所不大,只有他爸和做护士的他妈两个人,诊所就设在他家的楼下,收入比工薪阶层多。他家住独门独户、楼上楼下的楼房。他自己单住一间房,虽然面积不大,但比我全家人住在一个房间强得多。他家的经济条件好,交学费不用发愁,他的学习成绩也好。这些,都让我羡慕。不过,江洪为人朴素,穿着很随便,不像有些家里有钱的同学穿得西装毕挺的,看不出他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临近上海解放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同学们感到前途渺茫,已经难以集中精力学习。上海解放了。解放前,我们偷偷看过新民主主义论等书,我妹妹参加了地下学生运动,对中共有好感。我们目睹解放军进城后,不入民房,在街头露宿,纪律严明。解放后一片新气象,带给我们发自内心的喜悦,决心跟中国共产党走。当时,我们学校没有中国共产党组织,我们只能从报纸和电台广播中了解、接受党的号召。 不久,有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我妹妹上学的上海女子中学的学生到我们学校宣传,青年团沪中区区委也派人来校找我联系。我同江洪、范家鄂等进步同学积极参加团区委组织的活动,在学校中团结、组织同学们开展活动。我们到街头向市民宣传;我们组织全校师生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游行,江洪穿上腰鼓队队服,在游行队伍中欢笑的打起腰鼓;我们组织了读书会,发动捐赠、阅读进步书籍,以此团结同学;以江洪为核心办了文化夜校,帮助失学儿童学文化,也以此团结了义务任教的同学。 团区委任命我和江洪、范家鄂组成学校建团工作委员会,积极发展团员。发展一定数量的团员后,成立团支部,由全体团员选举我和江洪、范家鄂任团支部委员,我任支部书记,江洪任宣传委员,范家鄂任组织委员。上海解放初,国民党飞机轰炸了发电厂造成一些企业倒闭,职工失业;潜伏的敌人和不法商人投机倒把,破坏经济,造成经济严重困难。在同学中存在各种思想。因政府限止私人诊所,江洪的家庭经济也受到影响,但他的思想十分坚定,跟党走不动摇。
当时,我们班中有三青团的学生散布反动言论,造谣生事,用各种手段拉拢思想后进的同学。团结和争取全体同学,成为团支部同三青团反动学生斗争的重要工作。成立学生会是学校中的一件大事。三青团反动学生企图控制学生会,学生会主席的选举很激烈。我们推举江洪为学生会主席候选人。江洪功课好,活动能力强,群众关系好,在同学中威信高,在选举中获得的选票多。在学生会选举中, 进步同学大获全胜,三青团学生没有当选,江洪当选为学生会主席,我任副主席。团支部和学和学生会密切配合,将学生工作开展得很好,受到团区委的肯定。
高中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站区团委工作,江洪考取了著名的之江大学学医。学医是江洪的愿望,他可以继承父业了,我们为他高兴。从此,我同江洪就难得见面了。没想到,爆发抗美援朝战争后,为了加速国防建设,国家号召青年参加军事干部学校,江洪响应号召,毅然放弃自己学医的志愿,离开大学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从军事干部学校毕业后,江洪被分配到空军工作。他在部队立过功,给我寄来过一张佩戴大红花，在军旗下拍摄的照片。 1957年,我到北京开会。江洪的部队在东交民巷,我同他在北京见了面。我们一起去了天安门和天坛,中午他请我吃饭。老同学久别重逢,十分高兴。 很久没收到江洪的来信,我请我妈向她妈询问他的情况。但我得知的只是他仍在部队,听不到详细情况。后来,听说他转业了,按照规定他应回上海或杭州,但没让他回老家,而是将他安置到青海。江洪是从大学参军的,当时部队中大学生稀少,他没受重用,转业时又被安置在青海,可能是因家庭成份和社会关系。他父亲解放前开私人诊所并无雇员,解放后已到公立诊所工作,但仍被视为资产阶级,家里的住房也大部被没收了,他家还有海外关系和台湾亲友。江洪长得很帅,在学校时就深受女同学喜欢,但他的婚姻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后来,他的一个战友将自己在农村的妹妹介绍给他,才结了婚。结婚后,他去了江苏的农村妻子的老家安家,在一个企业的传达室打工。江洪有一女一子,一家四口靠他的微薄收入生活。 年轻时的抱负和理想得不到实现，还要为一家四口的温饱和子女上学操心，他的心情，可想而知。他就这样在农村默默度日。 也许江洪不想让我知道他的境遇,中断了同我的联系。许多年,我都不知他的情况。虽然我妈不止一次将我的通讯处告知他妈,请他同我联系,但他就是不同我通信。直到八十年代后期,因我妈一年年、一次又一次送去我的地址,还在他回家探亲时登门告知我的地址,使他感到不好意思,才同我恢复了通信。 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江洪的命运才得到改变。他的子女长大成人了,都是大学毕业,女儿下海有了自己的企业,儿子在上海工作成为企的骨干力量,到国外进修过。前些年,他夫妻两人被批准回上海落户,儿子为他们买了住房。他读读书,写写字,画国画,有了幸福的晚年。 时隔半个多世纪,我同江洪、范家鄂在上海重聚了, 我们戏称这次聚会，是时隔半个世纪的“团支部委员会”。我们回忆过去,重温友谊,百感交集。从此,我每年去上海,我们三个老同学都会欢聚,或出外游览,或到江洪家相叙。前几年,江洪的儿子到北京出差,他们夫妻随着前来旅游。我陪他们去故宫游览,请他们到家做客,一起吃饭。这次难得的欢聚令人高兴。我们都十分珍惜难得的友谊。 2015 年五月我到上海,江洪正在医院治疗。我去医院探视时,他看上去还可以,医生要他做手术,他不愿意,准备第二天出院。谈过病情后,他流着泪说:“我们几十年的朋友,不论什么时候你都没有看不起我, 一直关心我……。”哭得很厉害,经劝说才平息下来。他告诉我患的是肺炎,实际上是肺癌。我还以为他的病问题不大,对他说明年我去上海时约范家鄂一起见面,让他加我微信,以便通过微信经常联系。他懂医,知道自己的病情。我不知道他真实的病情,没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见面。 回京前给他去过电话,回京后我经常通过微信给他发去信息和音乐。 接到江洪逝世的通知,感到很突然。脑海中涌现他年青时、在北京上海相聚时、在医院最后一次见面时的形象……;想起他不幸的人生,想起我们之间的珍贵友谊,我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江洪生前已经决定捐赠遗体,逝世后遗体已经送到有关医院,不举行告别仪式。我没有机会向他作最后的告别,但他会永远在我心里。 江洪是个有理想,有抱负,有才华的人。但在极“左”路线下，白白虚度了几十年岁月,实现不了为国家做应有贡献的愿望。这是他的不幸,但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左”的路线给无数人带来不幸,给国家带来不幸。 我为我的老同学惋惜,对极“左”路线无比愤恨。要在有生之年,为彻底肃清“左”的路线,为不幸的历史不再重演,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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