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一言一行，影响着我一生一世

父亲溘然长逝，离开了我已经十几个春秋了，十几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他。虽然阴阳相隔，但父亲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父亲生前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没给我们留下任何物质财富，但他一心为党，一心为民，一心为国的家国情怀；艰苦奋斗，勤劳简朴的作风；堂堂正正做人，勤勤恳恳做事的精神；严于律已，以身作则，担任领导干部几十年，从不搞特殊化的行为；永远影响着我的生活、工作、家庭；父亲给我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这笔财富指引着我的人生航向，他教给了我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在我母亲身上、弟兄姐妹身上，父亲的影子随处可见，父亲的精神深植在我的心中，父亲身上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就是留给我的一部无字的家风和家训，影响着我和我的家人。

回顾父亲几十年所走过的人生历程，他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但他在平凡的工作和生活中体现出了不平凡的人生轨迹。

父亲李丕谋出生在平鲁县下木角乡蒜畔沟村，他三十年代就参加了革命工作，194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抗日战争、土地革命、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各个历史时期。

他历任村民兵队长、牺盟会队长、朔县四区区长、平鲁县七区区长、井坪乡、窝窝会乡乡长、下面高乡书记处书记、下木角公社、白堂公社副主任等职。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和村里的民兵遵照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教导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斗争。敌人遭到痛击后，利用汉奸对民兵进行了疯狂报复，1943年春，蒜畔沟的汉奸武世龙带领利民堡的敌人连夜包围了村庄，残忍地杀害了本村民兵梁成林、李志善、张纯明、朱红旺、朱玉玺等人，制造了一起震惊西北山区的惨案。父亲执行任务归来后，带着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发动群众清查汉奸，对汉奸采取扣捕审查，一网打尽的措施。这样就割掉了敌人的舌头，挖掉了敌人的耳目，强化了民兵战斗力。

在敌人大肆屠杀民兵和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下，父亲又冒着被敌人杀害的生命危险，四年如一日替党秘密守护着两木箱重要物资。直到党派人取走木箱，突然一只木箱破裂了，里边的东西哗哗地滚了一地，这才知道木箱里全是白花花的银元。父亲凭着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无限忠诚，一直忠守着保密原则，他从来不知道木箱里放的是什么，既没问上级组织，更没打开看看，这是一个对党多么忠诚的共产党人啊！

1958年父亲任下面高乡书记处书记，在赵家窑村蹲点，在蹲点期间，他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出工在前，收工在后，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乡亲们说李书记当官不像官。

他了解到这个村一直没有水井，祖祖辈辈都是到外村拉水，吃水成了人们生存的最大困难。父亲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下定决心要解决这个多少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在打井的战斗中，他始终战斗在第一线，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最后历尽千辛万苦，几经周折，大干了一个多月，终于打出了水。这个村从此结束了没有水井的历史，结束了到外村拉水的心酸，父亲克服重重困难，带领乡亲们打井的故事，至今乡亲们还在记挂着。

父亲无论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对党、对祖国、对人民无限忠诚的高尚情怀，始终影响着我。

父亲对我要求很严格，要求我从小就要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

我上初中后，每当暑假，父亲都要让我跟着村里的社员参加劳动。社员锄田让我也跟着锄田，社员割田让我也跟着割田，跟不上男社员，就让我跟着女社员，大人锄两垄田，我跟不上，就锄一垄。我虽然手上打起了血泡，累得腰疼腿酸，但仍咬牙坚持着，时间一长慢慢就习惯了。

暑假父亲给我安排的另一项任务是砍草，每天一背，我每天从我家窑背后的大山上砍一背草，一直背回家，每背100多斤，在砍草中我学会了砍草，学会了捆草，学会了背草。

记得初二的一个暑假，父亲让我去大有坪水库参加劳动，修水库的都是些年轻力壮的青壮年，他们推着小平车在工地上倒土。他们说：“这不是小孩子能干的活儿，你就给小平车铲土吧”。我跟着民工每天早上五六点就上了工地，晚上七八点才收工，每天在工地劳动的时间有十二三个小时，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大的劳动强度，对于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来说，我感到很难熬，也很吃力，每天都盼不上收工，一个假期我吃住在工地，硬是坚持到了开学。

由于从小参加劳动，不仅使我学到了劳动技能，更重要的是培养了我不怕苦，不怕累；勇于担当，吃苦耐劳，越是艰难越顽强的毅力。

正是这种锻炼，使我在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无论遇到多大的艰难困苦，我都能以奋发图强，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去对待，去处理。

1958年上级领导找我父亲谈话，征求他的意见，让他去下面高乡任书记处书记，他过去一直都是区长、乡长，都是单位的主要领导，现在让他改任非主要领导职务。

这显然不是重用，去还是不去？父亲在“官大”和“官小”，“重用”和“轻用”的问题上，豪不含糊地说：“我文化程度低，工作水平也不高，把重要的岗位让给能力和水平高的同志吧，我服从组织安排”。于是高高兴兴地去下面高乡上任了。

父亲在领导岗位上几十年，当官做到了能上能下，能大能小，一切听从党的安排，到那里都是尽职尽责，埋头苦干，从不计较官职大小。

父亲多年来一直严于律己，处处以身作则。

1980年前我一家和父母6口人一直挤在三完小的两间公房中，1983年县政府尊师重教，给没有住房的教师批了宅基地，我在平安西街盖了三间预制板房搬走了。三完小家属院公房开始房改了，根据房改政策，我父亲是离休干部，又和我一直住在这个家属院，同时他自己又没有房子，是完全符合房改条件的，也就是可以买三完小的公房的，房改是一项惠民政策，比较便宜。但父亲说：“我虽然符合房改条件，可以买三完小的公房，但还有比我更困难的人，这房子应该让给更困难的人”。于是他从三完小家属院搬了出来，把自己可以买的公房让给了一位老教师。

我大妹因没有工作，连对象都不好找，相亲的来一看，人是看对了，但对方听说她没有工作，几次相亲都吹了。因为没工作她整天愁眉苦脸，要求父母想办法给她找份工作。后来我母亲去找了父亲的一位老同事，几经周折，终于给了一个在神头冷库当合同工的指标。我们全家人都非常高兴，大妹这个老大难问题终于得以解决，大妹更是一脸晴天。

但谁能料到，当父亲知道这个指标是母亲求人帮助解决的，硬是把这个指标给退了。他是不想为自己的子女走后门，谋好处。由于父亲以身作则，因此，我们子女很难享受到特殊待遇。

母亲生下我二妹刚满月，当时正值春种时节，父亲觉得自己是乡里的领导，家属不参加劳动影响不好，于是让刚满月的母亲下山药窖取山药，切山药籽种，由于母亲刚满月，山药窖里很潮湿、阴冷。山药种下去了，母亲也病倒了。她的头、脸肿得很厉害，落下了终生的病根。

我在职业中学任校长时，煤矿上的朋友给我家里拉来一车炭。父亲问我给煤矿交款了没有？我说矿上不要，父亲坚持要我给矿方付款，我觉得父亲说的对，于是我去煤矿如数付了款。交了款后父亲又向我要发票，我只好又去煤矿开了发票，这才算交了父亲的账。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共产党对咱们已经天高地厚了，咱们不能占国家和集体的便宜”。

学校有一辆130车，主要是用来给住校师生拉米面、蔬菜的，我很少用。有一次司机顺路把我送回了家，父亲发现后批评我搞特殊，至此，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用这辆车的。

父亲衣着朴素普通，冬天，上衣常穿着羊皮袄；夏天同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两样，穿打补丁的衣服也很平常。他嗜好抽烟，和老百姓一样抽水烟。他喜欢甜食，最“奢侈”的莫过于过大年时能吃上母亲把炸土豆块儿在糖稀里滚一滚的甜土豆块儿。有一年我给他买了一件蓝色的中山装，从买上后，我就很少见他穿过。

我的家庭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父母亲言传身教，要求全家人要尊老爱幼，互谅互让，互帮互助，和睦相处。

从我结婚到父母辞世，老父母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父亲2000年辞世，享年92岁；母亲2012年辞世，享年90岁。父母和我们一起生活了近四十年。父母待我的妻子像自己的子女一样关怀备至。他们有着长者风范，受到家人的尊重。在身体好的情况下，力所能及帮我们带孩子，做家务；妻子待我的父母像对待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同住一处房，同吃一锅饭，我的家搬到那里，那里就是父母的家。妻子对我父母的关怀是体贴入微，无微不至的。母亲身体不好，怕风，天一凉就不敢出院了，每天晚上她就给母亲早早拿回尿盆，早上再倒出去，有好吃的给父母留着，有好衣服给父母买。

记得有一次我去北京，回来时买了一盒北京糕点，妻子那时在天镇教书，我从北京回来先到天镇去看看她，从天镇回平鲁时，妻子说：“你拿回去，让老人们尝尝北京的糕点”。

每缝过年、过节，妻子都要给我父母买新衣服、新鞋袜，从头到脚一身新。

2008年，一天晚上大约十点多，母亲突然开始腹泻，不一会就五、六次，而且便血，那时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腹泻对一个耄耋老人来说有生命危险，必须尽快治疗。面对这种情况，她心急如焚，马上到县医院请来了大夫，连夜输了液。母亲人老了，血管又细又脆，心脏也不好，液体滴得很慢，就这样每天输五六步，天天输到晚上十二点以后，输了半个多月，病情才有所好转。

妻子对我父母尽到了“孝”。“孝”是什么？“孝”不需要做出多么惊天动地的事；“孝”也不需要说出多么感人的话。他们只需要一个感恩的心，只需要心里有他们。

宋代御史中丞何涛有一句名言：“动天之德莫大于孝，感物之道莫过于诚”，“孝”是中华的美德，是我家的家风。

父亲的言传身教，影响着我和我的家人，在父亲的影响下，我和我的孩子们虽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但我们努力实践着父亲的教诲要：“堂堂正正做人，勤勤恳恳做事”，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春燕衔泥，白马悲风，尽职尽责努力工作着。

我在井坪一完小任校长期间，1981年9月我代表学校出席了山西省人民政府召开的“山西省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交流会”。在会上作了“针对少年儿童的特点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大会发言，因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成绩显著，1983年被团中央记集体三等功，1985年3月学校被雁北地委、雁北行政公署授予“雁北地区十面红旗”之一，1982年《中央内参》摘要转载了《针对少年儿童的特点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

我在平鲁职业中学任校长职期间，学校多次被省、市、县评为先进集体，1987年经省教委验收合格成为“全省首批重点合格职业中学”，1988年学校被中共雁北地委、雁北行政公署评为“教育改革红旗单位”；1989年被评为“山西省职业技术教育1987-1989年度先进集体”；1989年《山西教育杂志》第三期和第四期分别以《培养技术人才的摇篮》、《联合办学路宽广》为题，介绍了平鲁职业中学的办学经验。

我本人曾多次被评为省、市、区先进工作者，多次被雁北地委、朔州市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被国家教委、国家人事部、全国教育工会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并授予优秀教师奖章；被选为平鲁区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人大代表；朔州市第一次、第三次党代会代表；两个孩子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各自工作岗位上恪尽职守努力工作着。

父亲已去世多年，我讲的是父亲的故事，但赞誉的是老一辈，赞誉的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像我父亲那样的共产党员在那个年代极为普通，也极为普遍；但这种革命的精神和传统，在今天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中，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活动中，显得尤为弥足珍贵，愿这种优良传统和精神永远得到传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