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方晨谈长篇新作《花局》及小说的魅力：

我追求写出生活的不可能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师文静

继写活了市井小人物的《老实街》出版两年多之后，实力派作家王方晨近日又拿出了他的第六部长篇小说《花局》。“花局”是隐喻和象征，小说看似在书写这个叫”花局“的地方的真实庸常的生活，却又处处透着荒诞、离奇和匪夷所思。在描写市井人生小说《老实街》之后，王方晨的作品开始对准“单位”，捕捉处在“单位”中的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

王方晨说，小说创作写的不是有限，小说的魅力永远是它可以写出现实生活、社会历史的无限和不可能。

“单位”也是一种市井

《花局》中，在古局长的领导下，花局表面四平八稳、井井有条的工作中，却总是冒出看似寻常却难以解决的尴尬事：花局热衷种树，陈志生却长达十三年拒绝参加植树活动，这引来女记者的追访，他竟然被安排上植树办主任的位置；花局负责河岸的部分绿化，摊派人均需栽九棵树，宁小虎选择了给死树挂上塑料叶子却被揭穿；柴会卡为了保住自己位置而伺机帮助古局长修改年龄延迟退休；名叫“上帝”的人一次次到一个部门送一封信而始终不得其门而入；小职员王树热心工作，却被遗忘在胡兰村数载……故事还夹杂着一条狗视角下的怪异生活，还有花街神秘的夭婆，以及古局长和夭婆的花店缠绕纠结、欲说还休的关系。

花局内有着诡异的世氛，虚妄的生活，有复杂的人性，迷离的乱局。人在局中，都在寻求自身仓皇之路。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张元珂在文章中称，“与其说《花局》写了一个局，展现了一种生态，还不如说建构了一个人人心中都有的‘局’。这种带有隐喻性或象征义的‘局’无处不在、无限延展。它总会时不时让人想起某些熟悉的小说意象，比如卡夫卡笔下的‘城堡’、钱钟书笔下的‘围城’。从‘城堡’到‘围城’，再到‘花局’，小说史的意象谱系在此拓展。”

谈及新作，王方晨说，小说里的很多情节是他所经历过的，写的是自己最熟悉的地方，与《老实街》相比，《花局》其实写了一种更宽泛的市井生活，它不属于官场文学，写的也不是大家所想像的流程化的机构工作内容，非要定义的话，可以叫单位小说 。“小说中充斥着一个‘单位’的鸡毛蒜皮，很平常、很普通。”但是，花局中的人到底在这个庞大的空间里干了什么，小说似乎没有所指，他们营造的这个空间充满魔幻的感觉。植树造林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但又成为一种表演，一种形式。花局中的人，无论是有才能的，还是有学识的，都陷入生活中鸡零狗碎的状态中，所有人空耗着自己的生命。这种深挖生活困厄、迷局，深挖人性弱点的写作让小说呈现一种巨大的冲击力。

“大家都处在一种‘无物状态’，天天面对着无物之阵，阻力不明，针对性不明，既没有真正的对手，也施展不开，日常失去了意义，所有有意义的、严肃的、崇高的东西都被消解了。这带有一种概括性、抽象性、综合性，呈现了一部分人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们究竟在干什么？”王方晨说，思考过后也应有表达，比如在小说的最后，古局长在各种纠葛中内心充满孤独感，他一直想逃脱出“红人”鲁林娜的控制监视，这也象征着他想从花局的困境、控制中挣扎出来。

王方晨认为，《花局》名义上是写花局、写一个社会单位、写庸常的生活，实际上还是写人，不遗余力地去写人性的弱点，核心还是表现对生命的阐释，感受与认知现实的泥淖，以求挣脱，达到想要追求的心灵、人性的高度。“花局就是一个虚幻的东西，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载体，这可能是我写的‘单位小说’与其他同主题小说的最大的区别。”

“花局是个‘局’，虽不写花，但花香一直存在，自始至终那种生命的芬芳都是存在的。花香是自由的，生命的芬芳是禁止不了的，这是压制不住的东西。人一定得从城堡式的状态中做一次逃离的尝试。可能不成功，但是我们潜意识里应该反对这种庸常。”王方晨说，小说至少要对人、对生活有一个警醒、反思、省察。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一种灾难、是场瘟疫。“把生活变成文学的目的所在，也就在于此。”

突破现实与想象边界的丰富面貌

《老实街》出版后，评论家施战军的评价是：“以呈现迷乱，寻找秩序之道；以追问现世，表达伤逝之心；以新幻城的想象，解构老实街的命定——这一切让王方晨在现实主义的精微质感之上，建构起独特的人学空间，并再度赋予先锋文学以新锐朝气。”《老实街》灵性与瑰丽、雄奇阔大、复杂幽微等独特的艺术特色，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花局》同样是丰富的、多样的。

《花局》情节是极写实的，它所表现的生活，是很多人经历过的或者正在经历的生活，甚至与那些人物拥有相同的俏皮话和秘而不宣的小心思。在一些章节，作家还有意截取了一些新闻报道里的历史片段。但花局里又有着化作人的狗，与之争宠的鸟，以及各种充满张力的表达，这让小说变得抽象、变形、灵异，它强烈地揭示出人内心荒诞、处境的荒诞。从《老实街》到《花局》，王方晨的作品总能以广阔、深邃、灵动而引发关注。

王方晨称，他创作到现在，基本上保持着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结合。“我们无法完全达到现实主义，但又强调现实主义创作，而现代主义不仅是一种方法，它也是一种精神状态，这两者必须做一个有效结合。这样，艺术的创作也会从有限进入到无限状态，从而突破现实与想象的界限。写作者应该应该遵从艺术规律进行创作，不为现实所局限，不拘泥于写实，让作品呈现丰富的面貌，写带有自身风格的作品。”

像《老实街》一样，《花局》也由多个部分组成。小说结构像花开多瓣，每一瓣都形成自身空间维度，多个部分既各自独立，又彼此关联。有评论家说这表明作者在理解或把握“长篇小说”这种文类及其与世界关系的独特方式，每部分各有结构方式，各部联合起来又聚合为一个整体，这种既闭合又开放的文本空间又赋予小说艺术生成以无限可能。王方晨也始终认为，小说写作本来就是无限种可能，没人规定非要如何写小说，有的小说采用时间贯穿、事件贯穿的形式，有的小说采用五花八门的结构，长篇小说创作的形式从来都不是固化的，所有的形式是为了更好表达主题。“就像宝石有多棱、多面，小说本身是一个整体，但它可以有不同的侧面。但是，作家的创作也不能框定某一种结构，而是要不断地寻找突破和可能。”

王方晨认为，就像一个绿色草坪无限延展，作家的写作也要永远打开思维，打开境界、视界，笔触应该是走向深远的。

小说创作不仅写有限，它更创造无限

多年创作中，王方晨始终以敏锐的笔触书写丰盈、深厚的故事，坚持纯文学创作，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理想。目前，他已创作100多部中篇小说、六部长篇，另有一百多个短篇。仅在2020年，王方晨就写了14部中短篇。“写作还是最幸福的。有时候写着写着，仿佛有神助，总有神来之笔出现。写作有焦虑、煎熬，也更有高兴、舒畅、愉悦。”

王方晨最近刚完成一个讲述铁匠造锅的短篇，题为《大块伫立街头》。铁匠的锅之所以造得好，是因为他把生命的体验、痛感锤炼进一口口铁锅里，把造锅的事业视为生命，让每一口锅都像血气跳荡的活物一样。王方晨说，造锅意义远远超出一口锅，这是广泛的象征，也是“写作”的象征。“我也把写作视为生命，把生命贯穿入文学创作。作品应是有血有肉的，是活的东西，给它生命，视之为活物，让写作过程完成一种超越。”他认为，小说本身是没有的，从没有到创作出一部作品，这本身就充满魅力，这种魅力经得起任何的不确定和怀疑的考验。

从乡村书写到市井写作，从“老济南”到“单位生活”，王方晨不断地开拓写作疆域，构建自己的文学世界，在文坛赢得了令人瞩目的一席之地。在王方晨眼中，写作最让他痴迷的地方在于，写作能创造出生活的不可能。“我的小说处女作就写了大兴安岭的故事，这够远了，但我也可以写自己身边的生活。小说创作跟生活的远近、空间的距离没有关系。窗外大街上的生活虽近，但写作者可能与之没关系，思想却可以落在任何地方。人的思想没有距离，是无限远无限近的。写作者个人的感受，作家感受生活的敏锐度最为重要。这可以让小说创作呈现无限的可能性。”

王方晨说，《花局》在写现实的无限可能时，也在追求写出生活的不可能。“小说仅仅书写可能，这是对生活的机械记录。这有什么意思？小说的魅力永远是作家在生活的可能之上，写出现实生活、人类命运、社会历史的不可能来。这也是我写作中一个潜在的方向。唯有这种不可能才会吸引写作者持续不断地写下去。这是文学的最高境界，太令人神往了。所有伟大文学拥有恒久生命力的原因，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