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诗联浙江

【编者按】“诗联浙江”公众号特色栏目“诗教孔见”约请著名诗家孔汝煌先生的系列诗教理论文章。已陆续刊登《育人理念看诗教》四期共12篇、《文以化人三启径》六期共18篇文章。本期内容承上期《审美的文化精神是诗词意象—意境的本体存在》一文所说：“就意境说的美学基础而言，是以道家文化为主，兼采儒、禅的互补结构；就诗人群体作品意境所表现的形而上文化精神而言，则是以儒家文化为宗，兼及道、禅的互补模式为主流”，在张岱年《中国文化精神》基础上，就儒学对意象意境文化与美学的贡献作些简要梳理（以《论语》与《周易》为儒文化的代表文献），并进而对其略作存在主义美学观照。本文分上中下三篇刊出。

文以化人三启径（之七中）

——略说儒文化对意象—意境说的贡献及存在论美学观照

孔汝煌

（接上篇）

二、《周易》对意象——意境文化与美学的主要贡献

《易经》、《易传》合称《周易》。        《易经》是古代卜筮即算卦的书，大约产生于周初。《易传》是对《易经》的解释与发挥，大致产生于战国前期至汉初。张岱年认为：“在先秦典籍中，《易大传》是思想最深刻的一部书，是先秦辩证法思想发展的最高峰。”（转引自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5页）《周易》历来被视作儒家主要元典之一，尤其是《易传》是儒家文化哲学的主要基础，其中蕴涵丰富的儒家美学思想，尤其对意象——意境说的贡献最为突出，对孔子诗论与美学思想有所继承发展，而更早的《易经》的叙议中广泛运用象征比喻的方式开启了意象说的源头。就意象——意境美学及其文化精神和产生的源头而言，其中最可重视的概如下述。首先，《易经》的卦、爻辞普遍使用象征、隐喻等叙议方法，是初民诗性智慧的形象思维之纪录，是意象范式的雏型。其中，很有可能借鉴了周初民歌的表现手法，这些表现手法后来被汉儒如《毛诗序》的作者终结概括为《诗经》赋比兴的意象艺术经验。如乾卦包含的七个爻辞中有六个爻辞都用了龙的各种状态象征凶吉。倘占得乾卦初九爻，爻辞说：“初九 潜龙，勿用。”意为：龙潜伏深渊，不能施展才干；象征：占卜人暂不宜有所行动。“九二 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意为：龙现于田野，利于大德大才之人出世；隐喻占卜人可能遇见君子。“九四 或跃在渊，无咎。”意为：龙伺机而动，时而在泽渊中跃动，不会有灾祸；预示占卜人察看时机，试着行动，不至于逢凶。“九五 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意为：龙飞上云天，利于发现大德大才之人；暗示占卜人吉人天佑，大德相助。“上九 亢龙，有悔。”意为：龙飞腾至极顶，必遭困厄；警示占卜人凡事留有余地。“用九 见群龙无首，吉。”意为：云天出现群龙而无首领，大吉大利。比喻占卜人施展进取有机会，极会顺利（《易经》卦爻辞及解释据徐寒主编《四书五经》，线装书局2006年版，第377-378页）。龙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之一，身有八十一鳞片，合九九之数，九为阳数，象征乾天的阳刚之气，故为乾卦总的象征，以龙的各种状态描述隐喻吉凶祸福，而预示之意见于言外。因为占卜本是概率事件，既只是可能性的大小，自然不能把话说死，象征、隐喻之暗示就最为适用，而在客观上，则发展了意象思维的表达方法，在《易经》经文中运用可谓得心应手，比比皆是。其中，很有可能借鉴了同时期的周初民歌的表现手法，这些表现手法后来被汉儒如《毛诗序》的作者终结概括为《诗经》赋比兴的意象艺术经验。这说明《易经》所用的象征、隐喻与《诗经》的审美意象艺术有相互借鉴的可能。其次，《易传》明确提出了“立象尽意”的意象说，明言了“意”中含“道”，成为意象—意境说的直接源头。《易传文·系辞上传·第十二章》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乾坤，其《易》之蕴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像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见同书第542-543页）这段话大体上涵盖了意象—意境说的基本内含。一是完整地提出了意象说：超越老子的“大象”说与庄子的“言意之辩”，历史上首先明确了言—象—意的关系，明确了“象”作为“言”与“意”之间的绝对的中介作用。“立象以尽意”之“象”是“拟诸其形容，像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即摹拟不可见的“天下之赜”的想象的形容而取可见物的形象表达出来。而《系辞下传第二章》更明确地说了拟物取象的来源：“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者观象于天，俯者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见同书第546页）“立象以尽意”之“意”是指“天下之赜”，即天下万事万物之中幽隐难见的道理。“象”如何尽“意”？在《系辞下传第二章》中一连列举了12个卦象各自象征其不同的意义。如“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是说离卦的卦象是离上离下，其象是目，目即为孔，所以说离的卦象取之于网罟，象征着田猎与捕鱼之“意”，对于初民而言，田猎与捕鱼属于概念，远不如以“网”象征来得直观。这就是“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 这里说的是“象”所象征的“赜”即“意”的第一层意义：有限事物（“形而下”的“器”）的概念层面的抽象。二是“立象以尽意”之“意”即“赜”的第二个层面或深层的意义是“形而上”的“道”。《系辞上传第五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即阴与阳两极在相互运动中的转化规律（即所引前文之“易”，而据第五章解释：“生生之谓易”）即称为道。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即作为无限层面上的事物本体性抽象的道与有限层面上的万事万物的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成就“变”与“通”，进而成就有形的利国利民的举措与事业。象征形而上之“道”之象，也是象征形而下之“器”之象，一体两用：象征有限与无限。象征有限意义之象即通常所说的“意象”，象征无限意义的象即通常所说的“境”或“意境”。

刘禹锡《董氏武陵集纪》说：“诗者，其文章之蕴邪？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据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其中“境生于象外”一语即概涵了“象”的二层义，“境”是“象”的深入层次。司空图说“象外之象”之后一个“象”（《与极浦书》，见同书第201页），“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之“环中”（《诗品·雄浑》，见同书第203页）都是指“境”。叶朗在《美在意象》中说“‘意境’是‘意象’（广义的美）中的一种特殊的类型，它蕴含着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历史感和宇宙感。”（叶朗主编《意象》[第三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于此可看出，《周易》对意象—意境说的贡献意义之博大、之深刻、之前瞻。再次，《易传》所言之“道”不仅是自然之道，亦是人事之道。上引《系辞上传第十二章》中已言明，立象“以见天下之赜”中，“道”、“器”体用不二，“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该章最后一段“神而明之”以下至结尾几句着重说明，能据“道”而“变”“通”“举而错之”之人，必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必是对《易》道精义神而明之者，也必是默然潜修而有所成就之人，不言不语而所思能暗合《易》道者，在于善美的德行。《易传·文言传·乾文言》解释乾卦卦辞“元亨，利贞。”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是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见同书436页）此谓乾卦象所象征的元、享、利、贞对应于君子的仁、礼、义、事四种美善德行，“体仁足以长人”的君子即指“长人”的君主。而《易传·彖辞上传·乾卦》进一步说明象征君主的乾元的至尊权威与美德善行：“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见同书第443页）这段话的首尾揭示了要旨，开头说：至尊至大的乾元，万物赖以生长，并且统领着整个大自然。结尾说：乾元阳气是宇宙本原，它开创万物，而成为万物之首，犹如君主居于万民之上，使天下万方得以安宁。《易传文·文言传·坤文言》：“……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同书第441页）这段对坤卦的解释传文，明确乾坤关系必须是坤对乾的“顺”与“承”，乾坤之道是君臣、夫妻之道的象征。坤只有在乾的领导下，恪守臣道、中道，谨从王事，成就事业而不居功，才是美德善行的极至。《易传文·彖辞上传·坤卦》在解释坤卦经文时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同书第443页）强调了坤‘元’对乾‘元’的从属地位，是“顺承”于阳气的阴气（‘牝马’），‘柔顺’宽厚，才能‘利贞’。《易传·象辞上传》对乾、坤卦经文解释的纲领性文字就是著名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与“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二语（同书第478、479页）同样突出了乾坤之间的主从关系。《易传文·系辞上传·第一章》：“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同书第529页）可谓一语定乾坤。由上述可知，《易传》以天道象征人道；在哲学上即是儒家“天人合一”说的源头，以自然的中庸秩序象征儒家人伦的仁礼规范；在美学上体现了儒家中和之美与善美统一的伦理美学。与前述孔子的“尽善尽美”说相表里。这些正是意象—意境说的哲学、美学基础之一，从而打上了儒家文化的深深烙印。

综上一、二两段所述，可以三语概括儒家文化对意象—意境文化与美学的主要贡献：“立象尽意”的意象思维论；“境生象外”的意境本体论；“尽善尽美”的人格美学论。本文认为，这也是可以西方现代的存在主义美学进行观照的三个基本方面。

     杨叔子的诗教文化新论是本书第二编的主要研讨对象，诗教文化必然涉及对中华诗词的认识。杨叔子虽未对意象—意境文化作系统论述，但从他对诗词本体的分析中，不难窥见端倪。杨叔子说“诗是以一种最精练、最美好、最富于高品位的深情从而又最富于能延拓的内涵的语言来表达人生感悟与人生哲理。”诗是一种语言艺术，具有四个定语的语言即锁定为意象语言，表达对象则是人生感悟与哲理的形而上，实指意境。因此，杨叔子实质上认为：诗（诗词）即是以意象表达意境，这显然说出了诗最核心的内涵。杨叔子进而严谨证明了“中华诗词的形式、内容、思想与意境互相联系，彼此渗透，形成整体，不可分离。”分而述之则是：“中华诗词，形式精湛，技巧高超，音韵优美，节奏动人。”这是说“形式”之精美；“中华诗词，内容凝练，语言精美，情景交融，心裁别出。”这是说“内容”之精美，精美在语言意象建构之别出心裁；“中华诗词，感情丰富，思维活跃，意境深邃，哲理含蓄。”这是说“思想与意境”之精美。杨叔子进而分析了中华诗词作为一种文化，包涵着“知识、思维、方法（原则）、精神”这个文化的整体。并着重指出，“至于精神，不但求善，也有求真，而且是求真、务善、完美、创新”。（《杨叔子槛外诗文选》第196、170、167-168、185页）比照可见，杨叔子的意象-意境文化观主要源于儒家文化的意象-意境论，且是可以一一对应的：“立象尽意”（“情景交融”）；“境生象外”（“哲理含蓄”）；“尽美尽美”（“求真、务善、完美、创新”）。杨叔子出于普及诗教文化的目的，尽量避免了诗论的一些术语而已。（待续）

作者简介

孔汝煌，男，高级讲师退休，中华诗词学会原理事、诗教促进中心副主任，浙江诗联学会原常务理事、特约研究员，当代校园诗教倡导与践行者之一。著有《鉴湖集》、《诗教文化刍论》。主编有《中华诗词曲联简明教程》、《中华诗教与人文素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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