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杨晓升：散文写作并非胡作非为
《北京文学》社长杨晓升最近出版散文集了。他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失独，中国家庭之痛》（又名《只有一个孩子》）曾经引起强烈反响；他的小说《身不由己》《日出日落》《寻找叶丽雅》颇受欢迎，去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龙头香》还获得《小说选刊》最受读者欢迎的小说奖。是的，很意外，最新推出的杨晓升散文集《人生的级别》，被列入华语文学精选读本，却是他的第一部散文集。
更让人意外的是，这样一位主编兼作家，当年就读华中师范大学所学专业并非中文而是生物。从大学毕业加盟《中国青年》担任记者、编辑，到创作小说、报告文学成长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北京文学》社长，杨晓升的人生不断刷新着惊讶与惊喜。他为何要放弃生物专业从事新闻与文学创作？他从记者到作家的距离有多远？他从作家到名家、大家的距离又有多远？近日，红星新闻记者专访了杨晓升。
散文写作，并非胡作非为
红星新闻：印象中你在《人民文学》《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过很多散文作品，《人生的级别》作为名家散文自选集类的华语文学精选读本推出，却说是你的第一部散文集，让人有些意外。
杨晓升：是的，写作至今，除了出版多部长篇报告文学和小说集，结集出版散文，于我来说，真还是第一次。究其原因，主要是我散文写得少，偶尔写了并且发表了，也没太当回事。那些不同时期写就的篇什，就像漫不经心遗落在路边的文字种子，我只是让它们自生自灭，若能生根发芽甚至开出悦目的花朵来，供路人驻足观赏，于写作者来说当然是幸事。能将过去这么多年遗落在人生旅途和岁月荒野上那些大大小小的种子或花朵收集起来、结集成册，构成不知是否成为花束的花束，我要感谢杜卫东先生的热心引荐和李继勇先生的慷慨抬爱，是他们促使《人生的级别》这本书的结集与出版。
红星新闻：你曾多次谈到散文创作的经验，比如你说：如果说小说是建筑，诗歌是盆景，报告文学是庄稼，那么散文就是散落在山川原野自由自在生长的树木、野花或野草，不需要任何设计、规划、种植、雕琢和修葺，就可以顽强生长。这个观点很新鲜。不过，传统意义上的散文追求的“形散而神不散”，实际上也需要设计或者规划。感觉你的观点是在打破传统。
杨晓升：这样说并非指散文可以胡作非为、信马由缰，更不是说它可以只顾自话自说，或言不由衷，或空洞无物。它必须像山川原野的树木、野花和野草那样，立足脚下土地，生根发芽，铆足干劲往上长，最大限度地汲取大自然赐予的阳光、雨露及其他养分，奉出绿色，开出花朵，无论绿肥红瘦，抑或魁梧渺小，都要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与个性。亦即，散文的生命力，取决于文本本身是否有真情实感和真知灼见，绝不能无病呻吟或人云亦云、言之无物。从这个意义上讲，散文是作者最能直抒胸臆的文体，也是最能见证作者真性情、思想与才情的透镜。优秀的散文，能为读者带来阅读愉悦的同时，启迪心智，开阔眼界，增长见识，陶冶情操。读优秀的散文，如同与挚友乃至智者促膝谈心，开诚布公，亲密无间，心心相印，不亦快哉。
红星新闻：也就是说，在你看来，散文是一种相对自由宽松的文体。
杨晓升：是的。散文写作是众多文学体裁中最自由、最随性的文体。散文从来就是作者内心最清晰的映象，是作者思想和情感最真实的结晶，是作者生命和人生旅途中最珍贵的记录。所谓文如其人，最直接最真实的印记，恐怕也非散文莫属。
红星新闻：有人认为中小学生的作文是散文；也有人说非虚构也是散文；还有人说非虚构和报告文学差不多，都可算散文。你怎么看？
杨晓升：广义上讲，中学生作文、非虚构或报告文学都可以纳入大散文范畴，因为这几个门类大都是以真实的人和事、真实的情感为基础的。只是中学生的作文都是按要求设计雕琢的，工匠和人为的痕迹明显，而且由于受命题和篇幅的限制，缺少自由表达的基础，所以难出真正优秀的散文。
狭义上讲，非虚构和报告文学其实是另一种文体，都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报告，是报告和文学的结合体。只是非虚构更注重作者的个人亲历与个人体验，而且通常是以第一人称“我”进行叙事；报告文学则既注重个人亲历与体验，也注重宏大叙事和不同视角的变换，即报告文学可以用你、我、他等不同视角和人称进行叙事。所以严格地讲，非虚构仅仅是报告文学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和手法，应该属于报告文学的一个类型。既然新时期文学以来，中国作协一直以报告文学这一称谓作为文学中的一种门类进行评奖，我主张还是将纪实性的非虚构、纪实文学和传记文学，都统称为报告文学为好。
成为作家，“应该是曲径通幽”
红星新闻：在《人生的级别》后记中，你提到，此书记录着自己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30余年来的人生履痕，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汇集着你30多年来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凝聚着你对现实、社会、历史、人生、文学、艺术与人间世相的观察与思考，是你数十年来人生、思想与情感的珍贵结晶。这么看来，此书堪称你的个人史记。
杨晓升：记录生活，不是机械地记录生活中的流水账，日常生活应该只是时间和背景，重要的是要记录下作者自己对生活中新的发现、新的感受、新的情感和新的思考，要言之有物而非无病呻吟。
红星新闻：你大学学的是生物，却选择做作家。这种放弃所修专业转型码字的选择，是阴差阳错，还是顺理成章？
杨晓升：选做作家，说起来算是歪打正着。怎么说呢？在我参加高考那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已是家喻户晓的择业口号。老师和家长都劝我放弃学文，叮嘱我应把更多精力用于学理科。我几乎是稀里糊涂地报考了大学理科类专业。实际上我的作文多年都是老师们推荐的范文。好在我文理科成绩比较均衡，尽管在大学学的是生物，但是我的课外阅读和写作并未丢弃，正是因为这种不抛弃，大学毕业那年我才有机会进京加盟《中国青年》杂志工作。其实，万物有灵，学习生物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也是大有裨益，会让我大开眼界，对自己身处的万千世界有更微观更深入的体悟。因此，兜兜转转回到文学创作之路，我的感受不完全是阴差阳错，更应该是曲径通幽。
红星新闻：从记者到编辑，从报告文学作家到小说家、散文家，这种不知疲倦地追求文学作品的百花齐放，又是为了什么？
杨晓升：其实我是职业编辑，写作只是业余。相比于专业作家，我的作品量其实很少，即使是已经写出的作品，散文作品也是最少的，我只是应约而写或者是偶尔为之，更谈不上百花齐放。所谓“不知疲倦”，也只是追求并保持一种生命状态和写作状态而已。既然给自己定位的是职业编辑和业余写作，我总得保持编和写吧？
红星新闻：报告文学重在写实，小说创作重在虚构，这是两种分裂的思维方式。可你却能做到既写报告文学，也写中短篇小说，能给广大的文学爱好者谈谈经验吗？
杨晓升：其实我已经十多年不写报告文学了，2014年10月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失独，中国家庭之痛》也是我以前写的，因为题材和内容的原因，这部作品写作完成，整整搁置10年之后才得以正式出版。之后我转为专写小说，偶尔兼写散文，所以给读者的印象似乎是在几种体裁中跳来跳去，其实这是一种错觉。之所以不再写报告文学了，主要是公务繁忙没有时间。至于写作报告文学、小说和散文之间的关系，它们虽然是文学中的不同体裁，但并不矛盾，只是文学之树的不同分枝，却都根植于生活的大地，都必须是作者对现实、历史、社会、生命和人生的独特发现和独特思考，文学的根脉在我看来是共通的。
主编杂志，经验是用心和投入
红星新闻：《人生的级别》既是书名，也是你20年前发表的一篇散文名，此文记录了你从新闻杂志《中国青年》调入文学杂志《北京文学》工作。通看全文，你看似在调侃人生的级别，实则在表达一种初心，那就是兴趣决定命运。
杨晓升：对我个人而言，重要的不在于选择的领域怎么样，而在于选择之后怎么做。我选择看似清贫的文学杂志，一方面是源于我的文学兴趣，或者说文学情结，另一方面则是我对当时文学现状和文学读者市场的分析判断，让我清楚地看到了杂志的潜在的发展空间，以及我的用武空间。
红星新闻：《北京文学》在你担纲执行主编的这20年来，不仅名气响亮，而且几乎团结了全国所有文学名家和文学新人。除了高稿费的经营，还有什么特别的经验？
杨晓升：感谢这么多年来广大作家和读者们的厚爱。其实“高稿酬”只是最近两年才有的事。20年来《北京文学》经历了改革与改版的探索，我们矢志不渝地将为读者服务作为办刊宗旨，力推文学新人和文学的精品力作，坚守文学品格和作品质量，坚持稿件三审制、质量面前必须人人平等。如果非要谈经验，那就只有一条：用心和投入。
红星新闻：如今，文学阅读和新闻阅读一样，都进入了新媒体时代。在一部手机可以读到万卷书的冲击下，如何稳住传统文学杂志的发行？
杨晓升：传统文学杂志的生命力，源于读者对每期杂志的阅读期待。读者期待什么？当然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只要你能每期精心策划、编排内容，推出有新鲜感、富于感染力的文学精品力作，就不愁文学杂志没有读者和生命力。因为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长时间持续不断的出现，纸质的文学杂志具有文学的权威性和品牌影响力，乃至具备了深厚的文学和文化积淀，这是新媒体所不具有的。虽然在当今，文学杂志一定程度会受到新媒体阅读的影响，但由于文学杂志本身在读者多元文化阅读中的不可替代性，我相信在现在乃至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依然会在读者的多元阅读中占据一席之地。
红星新闻：很多作家仍然看中在纸刊的发表，这是否意味着文学杂志比网络平台的生存空间更大？
杨晓升：作家更看中在传统文学期刊发表作品，正是基于传统文学杂志长时间的文化积淀而带来的权威性和品牌影响力，这也正是传统文学杂志生命力的另一佐证。所以，即使是在新媒体迅猛发展的当今，我对优质的传统文学杂志的未来依然充满信心。“不登大雅之堂”这句话，假若用于新媒体和文学杂志之间的比较，作者和作家到底会选择谁不选择谁，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杨晓升，男，广东揭阳人，编审、小说家、散文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北京文学》社长兼执行主编，曾获“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称号、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奖、新中国六十周年全国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首届浩然文学奖、第二届《小说选刊》最受读者欢迎小说奖。
（来源：中国作家网 ）
------------相关阅读-------------------
《人生的级别》
作者：杨晓升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9月
跋
漫不经心的种子
《人生的级别》后记
文 | 杨晓升
写作至今，除了出版多部长篇报告文学和小说集，出版散文集于我来说还是第一次。究其原因，主要是散文写得少，偶尔写了并且也发表了，也没太当回事。那些不同时期写就的篇什，就像漫不经心遗落在路边的文字种子，我只是让它们自生自灭，若能生根发芽甚至开出悦目的花朵来，供路人驻足观赏，于写作者来说当然是幸事。
终于想起将过去这么多年遗落在人生旅途和岁月荒野上那些大大小小的种子或花朵收集起来、结集成册，构成不知是否成为花束的花束。首先应当感谢我尊敬的兄长和文友杜卫东先生，还有之前只有过一面之交的出版方——书香文雅图书出版公司总经理李继勇先生，是杜卫东先生的热心引荐和李继勇先生的慷慨抬爱，才促使这本书的结集与出版。他们的真诚、热心与义举让我深深感动，并由此让我倍感文学的温情、友谊的珍贵和人生的美好。
散文写作是众多文学体裁中最自由最随性的文体。散文从来就是作者内心最清晰的映像，是作者思想和情感最真实的结晶，是作者生命和人生旅途中最珍贵的记录。所谓文如其人，最直接最真实的印记，恐怕也非散文莫属。
这本集子所收集的篇什，总计约二十五万字，分印记、沉思、瞭望、观潮、谈艺五个部分，书名《人生的级别》。顾名思义，无论是书名还是分类标题，一目了然，它记录着我本人自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三十余年来的人生履痕，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汇集着我三十多年来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凝聚着我对现实、社会、历史、人生、文学、艺术与人间世相的观察与思考，是我数十年来人生、思想与情感的珍贵结晶。
由衷感谢杜卫东先生和李继勇先生，同时感谢我的文学师友梁衡、杜卫东、王必胜和韩小蕙为我这本即将出版的集子写推荐语，他们的妙笔和对文学的真知灼见无疑为这本集子增添了不少亮色和光彩。
写这篇后记，正是新型冠状病毒疯狂肆虐、举国上下严防死守全力抗击疫情之时，愿疫情早日过去。愿天佑中华。愿好人一生平安。愿文学与人生更美好。
------------相关阅读-------------------
《日出日落》
作者：杨晓升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7月
编辑：林荟萃 审稿：梁文静
序
此生我为何选择文学
（自序）
文 | 杨晓升
这些年，不少朋友见到我，都会好奇地问：你大学学的是理科，怎么从事起文学？
没错，我大学学的是理科，但那算得上是人生的一场误会。
从上学开始，我就很喜欢语文课，也爱写作文，作文还时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在班里宣读。及至中学，作文就更加突出，不仅时常被老师讲课时作为范文，还时常被抄写到学校的黑板报上，以至后来我也顺理成章成为学校黑板报的主笔和主编。学生时代最风光的一次，是全县范围的高中语文汇考，我的作文和语文成绩名列全县第一，这无疑进一步激发了我对语文、进而是对文学的热爱。我的理想，是上大学中文系。然而，那时候文革刚刚过去。一方面，文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遭遇和命运仍让大多数人心有余悸，父母和老师都不希望我考文科；另一方面，我的数理化成绩一直不差，这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的口号深入人心的年代，考文科时常成了考生万不得已的选择。如此，家长和老师自然是不主张我去考什么大学中文系的。
就这样，我“随波逐流”，高考时报考了理科，并于1980年考上了位于武汉的华中师范学院生物系（后来华中师范学院改为华中师范大学，生物系改为生命科学院）。华中师院是教育部直属重点师范院校，偏巧从我高考的那一年开始，该校的录取分数提至重点线（即一本）以上。奇怪的是，那一年我的高考志愿既没有填报这所学校，也没有填报生物专业，便稀里糊涂被录取了。事后究其原因，我是在报考院校的最后一栏填写了“服从分配”。收到录取通知的那一刻，我既高兴又郁闷，高兴的是自己终于考上了大学，郁闷的是录取结果非我所愿。面对录取通知，父母却兴高采烈，因为我成了我家乃至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我内心抵触、拒绝，想复读重考，家境却不允许，因为我后面还有两个弟弟在读，当乡村教师的父母工薪微薄，难以支撑我复读。我只得认命。
上了大学，素来学习认真的我虽然也按部就班地钻研起生物学，内心却念念不忘自己喜爱的文学，而学校图书馆丰富的藏书正好满足了我的兴趣和愿望。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有机会广泛涉猎、阅读中外名著，左拉、司汤达、海明威、莫泊桑、欧·亨利、杰克·伦敦、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以及曹雪芹、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吴敬梓等一系列中外优秀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作品，像涓涓细流进入我的视野、滋润着我的心灵。读多了，我也跃跃欲试，课余时间偷偷学着写作，并于大学一年级的寒假向校报投寄了自己的散文习作《拜年》，不料校报几乎一字不改地发表了，这无疑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
除了努力完成生物专业规定的课程任务，我的课余时间基本用在了对文学的阅读和写作的练习上，并先后在校办的大学生文学刊物《摇篮》发表了《最宝贵的》《七月流火》《归宿》三篇小说，我由此还成为《摇篮》的编委，同时还成为生物系学生会宣传部长。也正因为大学时光这段看似不起眼的历练，才使我大学毕业时受到了幸运之神的光顾：1984年5月，团中央机关刊《中国青年》杂志到武汉地区高校挑选两位应届毕业生，一位文科一位理科，这个理科生的机会便降临到我头上，该刊前来考察的副总编王文起和资深编辑夏岱岱，在看了我发表的几篇习作之后当即拍板，想录取我，但他们担心我是否同意到北京工作，希望学校与我联系。其时，我正随生物专业的老师在咸宁地区的鸡公山作野外生态调查，准备写毕业论文。通讯落后的年代，学校的老师自然无法联系上我，时任学校团委书记兼《摇篮》主编的唐昌宪老师却自告奋勇，拍着胸脯替我作主：“你们放心定下来吧，这么好的机会，杨晓升肯定愿意！”
就这样，塞翁失马，大学学生物的我阴差阳错来到首都北京，当上了《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和记者。要知道，《中国青年》是中国大陆现存创刊最早、历史最悠久的杂志，创刊于1923年10月，首任主编恽代英、肖楚女，他俩都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的领导者；要知道，《中国青年》历史上推出过雷锋、邢燕子、向秀丽、王杰、张海迪等一系列英模人物，声名鹊起，是青年的一面旗帜；要知道，那时候的《中国青年》，刚刚因为潘晓一封“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来信引发全国范围的问题大讨论而正大红大紫，每期发行量达到了四百余万册，能够有幸成为这家知名杂志的编辑和记者，我做梦都没有想到。
到《中国青年》当编辑记者，既让我刚一毕业就“背叛”了生物专业，也让我一开始就干起了自己喜爱的文字工作，这既是我专业的重大转折，也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这次转折，让我有幸为自己做了迄今自认为正确的人生定位。编辑和采访工作之余，我业余时间开始写小说，收入这本集子的短篇小说《真诚》，发表于《作品》1987年第5期，这是我第一次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刊物发表作品，也就是说，《真诚》是我真正的小说处女作，责任编辑是时任《作品》副主编的潮籍作家廖琪。此后我连续在《作品》《萌芽》《湖南文学》《芳草》《草原》《长江文艺》等发表小说，大约有二三十万字。与此同时，由于工作的原因，为《中国青年》作深度报道所采访的素材，时常被我充分利用、深度开掘，写成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魂告急——拜金潮袭击共和国》《告警——中国科技的危机与挑战》《拷问中国教育》《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等先后出版。6万字的中篇报告文学《21世纪，巨龙靠什么腾飞——中国科技忧思录》发表于《北京文学》1998年第2期头条，很快被创刊不久的《中华文学选刊》转载，为此我也与《北京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0年，经当时的《北京文学》社长章德宁（她也是我那篇报告文学的责任编辑）引荐，由北京市文联考察并报北京市委宣传部的批准，我于当年10月从《中国青年》调入《北京文学》任执行主编，负责《北京文学》的编辑工作，并开始主持《北京文学》的改版和改革。从《中国青年》调到《北京文学》，领第一个月工资时我才发现，我的月收入一下减少了一半，从原单位的四千余元减少到两千余元。这还不算，没过多久，某个月快到发工资的时间，漂亮的女财务愁眉苦脸透露：社里的帐户都快没钱发工资了……尽管如此，我听后也只是愣了一下，一笑置之，很快又埋头钻进稿堆之中。自此以后，日复一日，我自得其乐，且乐在其中。记得我还将当时的感触写成随笔《人生的级别》，发表在2000年10月15日的《中华读书报》上。我在文章中这样写——
……
我所要去任职的单位，是一家文学杂志。如果按照世俗的标准，我真的是够傻帽、够落伍的了，因为这家文学杂志，尽管在文学界举足轻重、影响力仍在，品牌仍在，但却像其他许多的兄弟文学杂志一样，发行量不大，经济窘迫。但在我看来，文学杂志的窘迫，不等于文学的窘迫，更不等于文学生命力的丧失。……所以对于个人而言，重要的不在于你选择的领域怎么样，而在于你选择之后怎么做。
之所以选择看似清贫的文学杂志，缘于我对文学一直以来的兴趣，也缘于我对当今文学现状和文学读者市场的分析判断，更缘于对自身潜力的认知和对未来发展的打算。对于我所选择的这家文学杂志，我清楚地看到了它潜在的发展空间，更清楚地看到了我自身的用武之地。
在我看来，真正有意义的人生，不在于你单位的高收入和高级别，也不在于你轻而易举地拥有荣华富贵，更不在于不劳而获、心安理得地享受别人为你创造的优渥人生。最为重要的，在于你在生命过程中能身心愉快地劳动、付出与创造。
当你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事业，在一个相对宽阔的舞台上最大限度地施展着自己的才华，最大限度地挖掘着自身的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并能时常感受到由此带来的愉悦与快乐的时候，你难道还会理会自身的级别和收入？你难道还会去理会什么贫贱富贵？这样的人生，难道不就是最高级别的人生么？！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是中国大陆作家首获这个历史悠久、享誉世界的奖项，此事一时成为全国舆论关注的热点，就连平时不关心文学的人也议论起莫言的获奖。某天我在电梯里听到两位陌生人的议论，一个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听说奖金很高啊，折合人民币有七百五十万呢！”另一位听罢皱了皱眉，说：“嗯，是不少。可这七百五十万在北京能干嘛，也就能在三环路以里买一套两居室吧，还只能是二手房！”他俩的议论让我陷入了沉思：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甚至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学又是文化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难道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吗？如果非要用金钱衡量，那莫言那七百五十万元的资产，北京市民能拥有的数不胜数，甚至不少在北京开店做生意的北漂人也都能够达到。如果非要以金钱衡量，甚至将文学仅仅作为挣钱谋生的手段，那当今中国资产比莫言多得多的人数不胜数！进而，我冒出一个不错的策划。
2013年第1期开始，我在《北京文学》发起了以“寻找文学的意义”为主题的大众文化问题讨论，每期开辟专版选登各界读者的优秀来稿，讨论一直持续到年底，大家畅所欲言，从不同角度、以自身的经历和理解发表了对文学意义的看法。讨论结束时，有读者问我：你自己如何理解文学的意义。我想了想，在新浪微博公开作了如下归纳——
1. 文学是倾诉与表达思想情感的最佳方式；
2.文学能让你一定程度获得心灵的自由与自尊；
3.文学创造艺术精神财富的同时能让你留下生命的文字印记；
4.文学能最大限度延长你的事业寿命直到生命终结；
5.优秀的文学作品能为读者提供美的享受与思想的启迪。
当然，以上5点，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讲的。想当初我调到《北京文学》，除了自己对文学的喜爱，以为《北京文学》的工作可能会轻松些、自由些，《北京文学》的气息和氛围可能更有利于我自己的写作。然而事与愿违，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工作不仅一点不轻松，相反是越来越忙了。2016年第3期的《作家通讯》发表了我的《文学编辑：说不尽的辛苦，谈不完的快乐》一文，文中我这样写道：“……面对日月轮回，面对年复一年月复一月一期期出版的报刊，编辑更像是一轮轮、一圈圈推磨的毛驴，周而复始，没完没了，或许只有改行或一直干到退休，才有可能得以歇息。”但同时，我也写道：“编辑也有编辑的乐趣。一年到头忙忙碌碌，年终回首，白纸黑字，飞红流黄，枝繁叶茂，硕果累累。那一期期的杂志，那一篇篇文章，那一个个作者，那一群群读者，此刻纷纷闪现在你的眼前，或飘着墨香，或精采纷呈，或喜笑颜开，或欢呼雀跃……活脱脱又一个庆丰年！……编辑工作，还使我们有幸不分地域、不分行业地结识原本素不相识的一茬茬作者，一群群读者，一批批朋友，这些作者和读者朋友，分布在祖国的四面八方、五湖四海、大江南北。每逢节假日，问候的短信雪片般纷飞而来，接连不断，吱吱喳喳，几乎要将手机挤爆。出差的时候，无论走到哪个省份，我几乎都可以找到作者或读者朋友。……每每此时，我常常感动、欣慰。每每此时，我看到了编辑工作的价值，感受到了编辑生涯的乐趣，也享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人生的快乐。”
一晃数十年过去，如今我给自己的定位是：职业编辑，业余写作。尤其是近几年，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我仍努力挤出时间，断断续续地写，虽然写得很慢，但每年也保持写两个中篇小说的速度，并且所写的小说也都发表了，有的还被选刊、报纸转载或连载。从时间上看，这本《日出日落》，算得上我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虽然中短篇小说集《身不由己》将由作家出版社同步出版，所收入的作品也并不重复，但是从作品的构成上看，《日出日落》所收入的作品，时间跨度大，作品发表的时间也大都较早，最早的是我的小说处女作《真诚》，最新的是2017年初发表的中篇《病房》。正因为时间跨度大，这部集子收入的9篇小说，风格各异，视角、题材、内容都不尽相同，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的烙印，无论从技巧还是从思想深度上讲，有的可能还不尽成熟，但都留着我数十年来小说创作的足印，而且都异常清晰。
借此书出版之际，衷心感谢数十年来在我的文学道路上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师友，也衷心感谢所有关注、关心和阅读过我作品的读者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