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主持《长歌行》交流会）

长歌之缘

我和冠琦是好朋友，有次我们一起去甘肃平凉的崆峒山游玩，第二天他就写了一篇《冬天游了趟崆峒山》给我看，我很惊讶地问他什么时候写的——怎么像天上突然掉下个林妹妹一样，凭空冒出来这样一篇好散文？因为那几天我一直跟他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当读他的文章时，我那种敬佩之情是发自内心的，同时也有一种对自己的惶恐不安——我是中学老师，教学生写作是我的分内之事，却没有他这样敏锐的感受力，也没有勤于写作的习惯。我逛完崆峒山也就混混沌沌的过去了，而冠琦却能把它形诸文字，记录他的所思所感，为这次游历增添独特的感受和珍贵的价值。苏格拉底说过：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提到的：写文章的初衷不是为了发表，写文章纯粹是自我安妥心灵和表达思想的方式，就像每日吃饭、走路、读书、睡觉一样，完全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如今他的《长歌行》再版发行，我想这就是读者对他这几年来“长歌且行”生活方式的认可。在网络碎片化时代，作者能用他个性化的语言，选择个人化的言说对象，来和大家分享他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特感悟，是对文学也是对文化生活的坚守。也许这就是真正的文学散文的魅力吧。

从内容上看，《长歌行》有生活杂感、读书随笔、旅行游记、美食文化、写人记事、书画鉴赏、文人墨客、哲理思考等等，下面不妨做一些梳理：

一、长歌之感

他的读书随笔视角独特，观点新颖；语言诙谐幽默，妙趣横生。在《读<三国演义>——刘备逃亡的一生》一文中，作者从刘备的角度重新审视梳理，把原有的情节打乱重组，总结概括出刘备的六次逃亡，与原著中“诸葛亮六出祁山”情节相映成趣，颇似《水浒传》中的单线发展的线形结构，由一个个英雄的传记故事连缀而成。在讲述刘备每次逃亡的经历时，作者完全运用自己的眼光来挑选，运用自己的语言来演绎，指点江山、纵横捭阖、鞭辟入里、快意恩仇，并能从原著中跳出来看问题或从中生发启示。如在每次逃亡叙述的结尾，作者都有一段类似“太史公曰”的“春秋笔法”，再次凸显“我”的存在，因为既然是读后感，当然是“我”的主观所见，很符合读书随笔的文体特点。这需要作者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言人之所未能言，也与作者大量熟读名著密切相关。正因为能融会贯通，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因此看起来纷繁庞杂的故事在作者这里就成了清晰的可以随意把玩的对象，甚至在表达方式上作者也能借鉴《水浒传》《史记》笔法而不落窠臼。作者的游刃有余还体现在语言方面的诙谐幽默，例如把刘备的逃亡比作马拉松式比赛，把曹操“煮酒论英雄”的感受用“酸爽”一词以蔽之，而面对刘备的逃亡，曹操感到“无敌是多么的寂寞”等等。不仅时时在暗示这是以现代人的眼光来关照三国人物，而且带有现代人的戏谑揶揄的味道，你严肃的叙说，我戏谑的解构，读来轻松有趣。总之，读他的读书随笔，读者不仅能在思想内容上受益，在整本书的阅读方法上也应该有启发的。

（本文作者与刘冠琦在青年路小学）

二、长歌之游

他的游记散文，如《常宁宫》，《春晓园》《留坝县城记》《南戴河的况味》《冬天游了趟崆峒山》《平凉龙泉寺记》《记水陆庵》《车过龙骨峡》《嘉午台记》等，均善于从历史的纵向探伸，从现实的空间拓展，在时空坐标系中去精准审视当下景、所游踪，既拓展了文章的内容，又增添了文章的历史文化厚重感。如《留坝县城记》中写到留坝县城静谧简单的生活方式，引张良功成身退历史故事，叩开县城人的精神之门，为门前“百年英雄百年梦，万里长城万里空”的对联做注解；《南戴河的况味》中写海边渔人，联系海明威笔下桑迪亚哥老人的形象，对得与失生发思考；《冬天游了趟崆峒山》的开头就思接千古，联想到司马迁的历史之旅从崆峒山开启，中国的历史注定从崆峒山起笔，为本次游历增添了仪式感和隆重感。

当然，优秀的散文作家必须写出自己的独特感受，与余秋雨的《西湖梦》中的西湖是属于他个人化的西湖、朱自清《荷塘月色》中的清华荷塘园是他自己世界里的荷塘一样，冠琦笔下的景物也都沾染了自己的个性色彩，这与作者的独特内在感受力有关，《冬天游了趟崆峒山》中的崆峒山是作者眼中独一无二的崆峒山。文中大量的篇幅在写树，树成了作者选取的独特审美对象，尽管冬天树木的叶子都凋谢了，然而这些树枯黑的躯干、生长的形态恰恰触发了作者内心深处的感动：

“不知这两棵树面对面生长了多少年，终于不能忍受寂寞，于是勇敢地敞开怀抱，在空中紧紧缠绕在一起……就像黄土地上的男欢女爱。”

“我不禁爱上了崆峒山的树木，它们活着不烦呢，它们活着不累呢，它们是那样无拘无束，那样自由自在，那样放任情怀，那样我行我素。”

冬天的崆峒山是空旷死寂的，作者在树木身上找到了雄浑厚重的西北高原上的生机，赞美生命的热烈浓酽、自由自在。 

三、长歌之味

《记陕西的一些美食》有九篇文章写到各地小吃美食。正如陶渊明笔下的劳作不像村夫农人纯粹为收获而进行的劳作，而是把劳动以及农村的田园风光当做审美对象。作者的笔端也不着意穷尽美食之味，而是把美食作为一种形而上的文化审美对象，并与当地的人文特点紧密结合起来。美食不仅仅是色香味觉上的特色，更是人文精神上的特色。

《韩城羊肉胡卜》中写美食的文字不多，大量的篇幅在写韩城的人，如卖饭大师傅、一高一矮两个中年人、戴着黑框石头镜的老者。写这些人由美食而逗引出来的街谈巷议：“胡卜胡卜羊肉多，来往朋友里面坐”是韩城人的好客；“宁可喝倒，绝不认卯”是韩城人的倔强；“羊肉胡卜人人爱，贪官污吏把人害”是韩城人的嫉恶如仇。羊肉胡卜的酸辣浓烈和人物精神取向互为表里，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真实反映当地人的生存状态。《周至粉蒸肉》中的老人近乎诗歌的“怪话”，《凉粉》中伙计们拖得很长的“粉”的叫卖声，《凉皮》中的秘方传奇，《五侯鲸》里面的历史故事等等，都是如此。“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柴米油盐总是诗”，可是“柴米油盐”是自己不会变成诗的，需要有作者的独特的审美眼光来抓取，以自己的感受来转化，以个性化的文字形式来表现。

四、长歌之人

散文最难写的就是写人。

刘再复谈文学的人性深度时指出：“我们所说的人性深处包括两层意思：一、写出人性深处形而上和形而下双重欲求的拼搏和由此引起的‘人情’的波澜和各种心理图景。二、写出人性世界中非意识层次的情感内容。非意识的东西潜伏在人性的深层，它只有在某种条件下，才会流露出来。”《摩的司机严刚》《小丑》《摆摊老人》等正是通过人的生物层次和社会层次两个方面来表现人性的善与恶、美与丑的。

《长歌行》中有不少篇目都在写人，既有文人墨客也有贩夫走卒，既有至亲也有师友，范围很广。笔下的人物形象各异，塑造人物的笔法也有不同。

能抓住人物的特征是《长歌行》写人散文的第一个特点。《素描画九幅》中写到的九个人物（算上潘家兄弟算是是十个），都是作者的朋友，作者是怀着感激的心情写的，借鉴绘画中的素描技法，寥寥几笔勾勒出一个人的面貌：作家红柯，性格直爽、语速极快；诗人原野，酒量奇大，能诗会文；刘世雄性格奇崛、傲然不羁；画家王春辉的闹中取静，寂寞坚守；李建设的命途多舛却善良好客等等。

吗散文写人，必然要写到事。事是具体的，有它的时间逻辑顺序，但散文不能按这样的顺序来写，即使是虚构的小说也不能这样来写。《长歌行》写人的艺术，就是让写事从属于作者的艺术感受，从而来表现人的，这是他写人散文的第二个特点。

《父亲树》中写爷爷的为人处世、《摆摊老人》中因摊位问题而展现的老人的生活状态，都不以人物生平事迹的客观顺序为顺序，而以自己的主观感受为中心来写，甚至是围绕着“我”思考的哲学命题“好坏”与“对错”来展开的。例如，爷爷讲的几个故事贯穿着我对于“好人”“坏人”思考，“我”与摆摊老人的几番“斗争”凝聚着“对还是错”的彷徨。再如，《摩的司机严刚》中的严刚的“还钱”“看书”“送酒”的故事以及在乡下的生活状态，不是一下子就铺展在读者面前，而是随着作者与严刚交往的逐步深入而逐渐清晰的，“送酒”的故事表面看是打破了“我”对严刚的疑虑，实际上是人物形象的升华。所以，作者笔下的人物必然深深打上个人的烙印，王国维论诗中有“以我观物”的说法，恐怕作者在散文中也有此意罢。

语言不事雕琢、朴实自然，这是《长歌行》写人散文的第三个特点。当然，这也是作者所有散文的语言风格。既然采取了这样的语言表述，所以他写人散文的所述之事，大都通过语言对话来表现，叙述都力求简练和单纯。但简练和单纯并不拒绝材料组织的灵活多变。例如《素描画九幅》中的李建设的出场，就像深山之路迤逦曲折，先是镇长，再是李建设的老婆马翠珠，最后终于见到李建设本人，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但作者这样处理，并不是为了技巧而技巧，而是为了表现人物所处的环境，以及夫妻二人形成对比，甚至是为结尾“极宁静极美好的夏夜”做铺垫。类似情况，在写人散文里俯拾皆是，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冠琦有幅对联曰：“长安闹市人不识，坐在书斋有相知。”我有幸和作者书斋相识，在《长歌行》里相知。前面的梳理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嫌，更多的是欣赏和学习。就像我在本书封底所说的：读刘冠琦先生的散文，如与友人围炉夜话，气氛轻松愉悦，话题天南海北，故事妙趣横生。

希望读者们也能走进《长歌行》中，品味到到更多的长歌神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