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柳泽生（辽宁阜新知青驿站）
青年点——特殊的家
“包”字进点
几十年之后，我们已经回城多年。当我们谈及往事，有百说不厌的青春浪漫；有耐人寻味的件件趣事；有点友之间的纯真友谊……，但有时也有些许遗憾，些许难言。
本来，我们下乡时，听到的宣传和学校的动员，都是一辈子扎根农村干革命。没想到，我们刚下乡一年多，就开始有抽调回城的了。大家发现，不管是去当兵的、还是去当工人的，都要由生产队推荐，贫下中农把关（开始是这样，后来就慢慢变了味，变成了大小干部说了算，以致演变成后来的送礼风），青年是去是留，全凭大队、公社的各级干部说了算，青年点谁也没有发言权。
社员家有活，特别是贫下中农家、生产队干部家有活，青年们抢着去干，一来是为搞好关系，留个好印象，为将来回城打基础；二来还可以吃点好的，改善改善生活。青年点有活，就不同了，叫谁干谁也不愿意干；就是干了，也得不到什么好处，白白作“奉献”。
青年点就像农民居家过日子一样，不是有这活，就是有那活；今天要抹房，明天要修墙，后天要搭炕。 1971年生产队分自留地时，还特别地照顾青年点，把好几块“地头地脑”（成片地分剩下的部分）都分给了我们。多分地是好事，但春种秋收，一年里的活可增加了不少，由谁干，怎么安排，给青年点又出了个难题。一个集体，没有制度，光凭自觉是不行的。我想既然做饭可以“包”，青年点的活自然也可以“包”。办法是给生产队干一天活，给记10个工分，给青年点干一天活就加2个工分，给12个工分。“分”从哪里来？就是把青年点一年用工的总分加起来，然后大家平摊。这样，没给青年点干活的人自然得多出些工分，给青年点干活的人就可以少出或不出工分了。还有更关键的一招，就是到年底按均摊工分分粮食。自留地里收的粮食，除了青年点留用的外，摊工分的人每人分一份，不摊工分的不分。这样做，有些不和当时的形势，怕别人说三道四，我们还找了个理论依据，管这叫“按劳分配”、“不劳者不得食”。
这里曾经是青年点的自留地，这套办法一实行，真是立马见效，点长有了分工之权，安排谁干活谁都乐意干，在青年点干活还能多挣工分。有时遇到技术含量较高的活，还可以请两个社员来帮助干。老天爷真赏脸，这一年风调雨顺，来了个大丰收。到秋天，自留地里的苞米收了好几车。大家出了工分，分到了苞米，真是高兴。那年月，城里缺粮，能带回点粮食回家，比啥都强。
当年，青年点这也“包”，那也“包”，我还真有点怕被扣上“包”的“帽子”。那时候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挨饿，也不要资本主义的吃饱等等叫人难以理解的口号。总之，啥事都不干，就不容易惹来麻烦。你要是干事，弄不好就会沾上资本主义的边。“包”讲的是“经济手段”，和当时的纯社会主义有点背离。弄不好，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那可不得了。果不其然，怕什么就来什么。不知道是谁，也不知是出于好心还是恶意，把我们青年点的做法和大队的人讲了，这下子可惹来了麻烦。上边派人到我们青年点把大家召集起来，停工开会。说来说去，就是说我们现在搞的这一套不符合革命形式的要求。大家当然不服他们说的那一套，你一言我一语的把来人问的哑口无言，会也没法继续开下去了。最后来人代表组织硬性宣布，撤销我的点长职务，取消了我们青年点的管理制度。这些保证我们青年点生活稳定的好办法刚刚施行了一年多，就因此而被迫终止了。
此后，青年点度过了一段缺吃、少烧、挨冻的困难日子后，被并点到生产大队所在地的青年点，又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
作者简介：
柳泽生 1952年1月出生，辽宁阜新人。1970年8月下乡知青；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市教育局、市委讲师团、辽宁竞走学校、市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参编第一轮、第二轮《阜新市志》7卷；参编《阜新年鉴》24部；参与编纂县区志、部门志、专业志10多部。参加评审各类志书30多部。撰写修志论文50多篇。现专注编纂北京乡镇志。参编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志》（中国名镇志）《礼贤镇志》及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刘各庄村志》等多部村志。闲暇时间撰写一些散文和游记。主要有《难忘的知青岁月》《志海撷英》《萌宝撷趣》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