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权有势时,受到热捧,并不稀罕。在无权无势时,受到敬重和爱戴,才是得人心。 人心是最可贵的,是任何人,任何力量,都无法左右的。 文化大革命中,团中央首当其冲被改组 ,受到中央文革的攻击,受到红卫兵的冲击,造反派夺了权,胡耀邦和团中央书记处的书记被打成“走资派” 。 胡耀邦被关入“牛棚”时,造反派在胡耀邦的笔记本上,发现他写了,有人问他:“身体好吗?能吃好饭吗?”,一定要他交待是谁这样关心他这个“走资派”的?这说明了胡耀邦虽被打倒,但群众仍然在关心他。此人是原团中央机要室的一个干部。胡耀邦当然不会告诉造反派。 我记得,团中央机关的造反派贴过一张大字报,标题是:“不打倒保皇派,就不能打倒走资派”。这张大字报说明,造反派感到所谓的“保皇派”实在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团中央机关干部抵制批斗以胡耀邦为首的团中央书记处的人数众多,胡耀邦得人心。
团中央的军代表曾经在团中央机关大会上分析阶级斗争动向时说:“胡耀邦家的门槛都快磨平了!”。这是怎么回事?胡耀邦被从“牛棚”放出回家后,到他家看望的干部和工勤人员络绎不绝。胡耀邦生病住医院,我去看望时,曾遇到过前去看望他的炊事员。在胡耀邦家里,我也时常遇到去看望他的团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军代表将此看作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因为他难以理解为什么一个被打倒的“走资派”,会有如此多的人,不怕受连累前去探望?他根本就想不到,团中央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同胡耀邦心连心。 胡耀邦在五七干校劳动期间,军代表让他轮流到各连队听取批评。结果,大家不但没有对他提什么批评,反而将他的到来,作为同他接近的机会。在机关时,我同他只个别有过一次接触,很高兴能有机会同他交往。他到我所在连队同吃、同住 、同劳动,大家都很尊重他、关心他。他也同我谈过心,问我什么时候参加工作?询问我的情况。从此,他不仅是我尊敬的领导,也是忘年的知心朋友,回到北京后,无论政治环境怎么险恶,我都会不顾一切地关心他、看望他。
徐建春是团中央树立的知青老典型,她从一个十几岁的农村女孩子成长为国家干部。1988年8月下旬的一天，已经是50多岁,已是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徐建春来到烟台，得知已经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胡耀邦正在烟台休养。她对胡耀邦怀有深厚的感情,立即去拜访。他们回忆往事，谈当年的交往,特别高兴。在胡耀邦面前,徐建春有说不完的话。 胡耀邦被迫辞职后,认真读书，思考问题，即使到外地走走，也只是了解点民情民意，只看不说。1988年11月13日他去湖南张家界游览，一路上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游客认出了他，不断跟他争相握手、拍照，许多游人一直追随，不肯离去，更有许多人向他鼓掌致敬，甚至高声问候：“总书记好！”“胡书记好！”他则一再摆手制止，说：“不要叫我总书记，还是叫我耀邦同志好”。不担任总书记了,仍得到广大群众如此的热烈欢迎。为了避免误会,从张家界回到长沙后，他就很少公开露面了。
胡耀邦逝世后,彼此并不相识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在他家门前,站在长长的队伍中等待几个小时,为的是在他遗像前鞠躬表哀思。他的灵车驶向八宝山革命公墓的三十华里的大道旁,数不清的群众涌向灵车,到处是一片哭声,大批群众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门口,久久不愿离去。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胡耀邦的骨灰安葬到江西共青城时,灵车从九江机场到墓地,沿途经过许多小山村、小集市,人民群众扶老携幼,聚集在村口、路边,向灵车致意。共青城人对胡耀邦怀有特殊的感情。灵车到达共青城时,职工和家属几乎倾城而出,人们肃立在街道两边,临街楼房的阳台上也站满了人,由衷的欢迎他们尊敬的领导人和亲密的朋友胡耀邦安葬在共青城。江西共青城耀邦陵园的同志介绍说，每年、每月、每日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前来拜祭，每年至少有60万人到耀邦陵园瞻仰。许多退休后回上海居住的垦荒队队员,每年的清明时节,都要带着孩子到耀邦陵园表达哀思。
文化大革命中, 邓小平被放到江西一家工厂劳动时,工厂的领导和广大职工都没有将他视为“敌人”,对他十分关心、照顾。这说明,打倒邓小平不得人心。
习仲勋因“彭高习反党集团冤案”,被关押多年。由于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习仲勋于1975年春被解除“监护”，下放到洛阳,安置在耐火厂的员工宿舍区。习仲勋夫妇二人在那里度过了三年的时光。工厂和看护水库的工人及郊区的农民, 从不批斗他,同他们有说有笑, 视他们如亲人。 有人虽然善于做秀,并不得人心。能否得人心,决定于所作所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