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15日，由山东省作家协会、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承办的“郭澄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研讨会在济南举办。
郭澄清是一位汲取中国现当代文学优秀传统成长起来的著名作家。他不仅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形成了独特的美学风格，还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取得了显赫成就，2019年，其代表作《大刀记》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研讨会上，山东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许晨回忆了郭澄清生前的生活状况及高尚的文人品质。“郭澄清不仅创作了《黑掌柜》《社迷传》《公社书记》等反映新农村新农民生活的短篇小说，还培养带动了当时整个德州市宁津县的文学创作，形成了独特的‘宁津现象’。但将他带到文坛和人生高峰的，便是这部凝结着他无数心血、差点搭上“老命”的长篇小说《大刀记》。即便是在他瘫痪在床时，仍笔耕不辍，创作着新作品。”他认为，郭澄清是一位被低估的当代作家，而他的品质和情操更值得我们去学习。
“郭澄清是我最早熟知的那批作家之一，最早时，我在广播里听《大刀记》，后来就买画本看。它是郭澄清融入那个波澜壮阔时代，与那段历史同呼吸、共命运的产物。客观地说，郭澄清是鲁冀两地文坛的骄傲。”中山大学教授张均说，从文学角度看，《大刀记》最大的贡献就是在革命历史叙事中非常生动而深刻地表现了人伦价值。在那样的时期，文学不仅是斗争的武器，还是一个民族伦理价值记忆和重新建构最重要的形式。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掖平谈到2012年由《小说选刊》《山东文学》《齐鲁晚报》与宁津县委、县政府联合举办的“全国首届郭澄清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大奖赛”颁奖典礼盛况，并倡议高校学者将这种做法传承下去。山东师范大学教授魏建围绕有关《大刀记》现象的记忆、郭澄清短篇小说成就、郭澄清作品的生命力等三个方面，就郭澄清自觉地向本土文化寻求创作资源、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正义性和现代性的庄严及其创作艺术水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分析。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张丽军提出为什么研究郭澄清的问题，他认为郭澄清的作品具有独特价值，其对中国乡村生活的书写及其语言的丰富性和生动性，还有浸润其中的农村地气，都值得研究者进一步关注和发掘；同时张丽军辩证地分析了郭澄清创作的局限性及其原因。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员张元柯就郭澄清与“十七年”时期“工农业余作者”写作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郭澄清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坚定践行者，在被规训与超越之间进行艰难的文本创作。
此次研讨会由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省作家协会、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和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承办。来自中国作协、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社会科学院、海南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等单位近60位专家学者，以及齐鲁周刊、大众日报、山东商报、山东青年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社会科学报等媒体记者出席会议。
2019年适逢新中国70华诞，又是郭澄清诞辰90周年，其代表作《大刀记》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这是中国当代文坛的大事，也是山东当代文坛的喜事，这充分说明，郭澄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绕不开的一个“存在”。因此，探讨郭澄清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此次研讨会的召开，不仅有助于提升以郭澄清为代表的山东作家研究水平，而且会有效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也必将促进我校文学院一流学科建设迈上一个新的层级。
作者：吴永强
附：
被时代遮蔽的郭澄清
拨开《大刀记》的层层云雾，我们来重新发现一位老作家。郭澄清（1929-1989），山东宁津人，1975年出版的《大刀记》曾是一代人的经典记忆。
从郭澄清身上，可以看到时代如何“侵蚀”一个作家的灵魂，政治运动和左倾路线一次次压榨，誉满天下的《大刀记》，也并非他真实想要的样子。然而不管怎样，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个追求灵魂自由的作家，在不断的妥协中抗争，最终带着遗憾睡在了他的故土大地上。
祖孙四代在一起。郭澄清（后排右一）听父亲讲述大刀的故事。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大刀记》
追溯郭澄清的文学生涯，可谓成也《大刀记》，败也《大刀记》。
1965年，凭借《黑掌柜》《公社书记》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走红的郭澄清，在全国青年作家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受到表彰。“那个表彰规格很高，十七年文学中只有两次，一次是1956年，表彰了王蒙、刘绍棠等人，再就是这一次，表彰了李準、茹志鹃、王汶石、浩然、金敬迈等人。”郭澄清次子郭洪志告诉本刊记者。但是，表彰刚结束，“文革”来了，作家的一切理想化为泡影。
十年后，郭澄清遭遇了第二个“劫难”，这要从给他带来无尽荣光的《大刀记》说起。
早在1967年，郭澄清就写出了一个小长篇，具备了后来《大刀记》的故事雏形，然而因“文革”乍起，出版最终流产。1970年，他调到山东省革委会政治部，担任文艺领导小组副组长，工作一直不顺心，又惦记着计划中的小说，就请假回宁津农村写作《大刀记》。到了1972年初，100多万字的第一稿顺利完成。
文稿交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提出一系列修改意见，第一部结尾，主人公上了五台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水浒草寇，要改成去延安寻找共产党。很多老干部靠边站，或者被打倒，凡是牵涉到大领导人（比如肖华）的情节必须去掉。
他回到自己的“根据地”——宁津县郭皋庄，修改小说。一辈子扎根泥土的作家，简陋的乡村民房，经常有客来访，老百姓不用说，县里、地区的领导不断来看他。谁也没有意识到，他一直在纠结。写不下去，他就去栽树。
1972年下半年，第二稿完成，书稿再次交到出版社。聚焦点还是小说第一部，没有党的领导的农民自发斗争，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小说从清朝末年写起，农民自发斗争，然后走上革命道路。那个时代，八路军还没来到华北。”郭洪志说。
接下来第三稿的写作早已超出了文学的范畴——其实，从《大刀记》的整个写作出版过程，是一个作家对艺术探索的极致，也是时代对他束缚的极致。直到1975年，邓小平复出，出版社看到了希望，在抗战胜利三十周年之际，《大刀记》终于出版。可是，最具文学性的第一部仍遭到诟病，40万字被砍至不到20万字，作为第二部八路军来到鲁西北的前奏，草草收录。
接下来，郭澄清抵达了文学生涯的巅峰。这是一个无法企及的高度：《大刀记》累计发行400万套，连环画发行3000多万套，由薛中锐播讲的评书在全国20多家省级电台连播，七亿人次收听。
可是，就在这样的“巅峰时刻”，看着早已变了模样的《大刀记》，郭澄清伤心至极，书里连序言和后记也没收录，黯然回到农村老家。很快，邓小平被打倒，接着周总理去世。山雨欲来风满楼，《大刀记》创作倾向的讨论悄然展开。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张全景在2005年版《大刀记》序言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特派专人到山东调查《大刀记》创作背景，是否有‘走资派’支持，并在会上强令他写一部歌颂‘文革’的小说，澄清心中极为气愤和痛苦，加之长期的艰苦创作和‘极左’的政治压力，于1976年5月突然病倒了。”
文革结束后，一张揭露他是“山东的浩然”的匿名大字报将他划入深渊。当时人们的思维还有惯性，谁受到诬陷，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弃置一边。于是他就失去了省政协常委、文联主要领导人的职务。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举行，郭澄清被剥夺与会资格。之后的漫长岁月，他不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住在乡下写作《大刀记》的那间土坯房里，“消失”于文坛。
一直到1989年去世，重度偏瘫与文坛的误读一直伴随着这个在泥土中挣扎的作家。
1985年，郭澄清最珍爱的《龙潭记》出版，这是《大刀记》第一部的完整呈现。第二年，莫言中篇小说《红高粱》横空出世，同样是山东，同样是农村的草莽英雄，旧时代的梁永生让位于现代思潮包装下的余占鳌。
被埋没的黑掌柜：
一个短篇小说大家的陨落
采访间隙，郭洪志将一本198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写作》教材放到本刊记者面前，笑着说，“给你洗洗脑袋。”教材从数千年中国文学史中遴选了十几篇佳作，当代小说部分，只收录了郭澄清的《黑掌柜》。此一事例，足见其短篇小说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
这个写于1962年的短篇小说，歌颂了一个供销社营业员：一封检举信揭发黑掌柜王秋分卖酒短斤缺两，县供销社副主任“我”前去调查，发现黑掌柜熟练业务、想尽办法为农业生产服务，受到群众的欢迎。
上世纪60年代，宁津县由河北划归山东，按照任孚先先生的说法，“给山东文坛增添了光彩，这是因为宁津县有一位著名作家郭澄清。当时他的短篇小说创作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中国文坛上是一颗非常耀眼的明星”。
在郭澄清的中短篇小说里，很少写到阶级斗争、“地富反坏右”的报复、走资派的气焰，更多的是乡村图景下人性的朴素表达。评论家朱德发看到了他的骨气，“呈现出另一番现实的又是审美的境界，似乎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构成了异质相对的农村叙事话语”。那是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痛苦，也是发掘出别人无法抵达的文学桃花源的个人独享。
赵树理和孙犁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从小说的结构、文风上借鉴赵树理，但更流畅，行如流水，在自然中表达一切。”郭洪志说。孙犁的短篇小说唯美，但郭澄清的小说人物形象尤其鲜明。
“文学最大的难度就是白描，看似简单的几句话，什么都有了。现在的很多作家不会白描，大段心理描写。”郭洪志说。白描，恰恰是郭澄清小说的一大特色。
郭洪志经常想，“如果文革晚三年，或者不写《大刀记》，凭借短篇小说，父亲就能进入文学史。”他甚至有点恨《大刀记》，不仅埋没了作家本人，也埋没了其短篇小说的光辉。
接下来的整个八九十年代，虽然1995年《大刀记》一度再版，对郭澄清的研究依旧无声无息，几乎无资料可查。十七年文学都被否定了，更何况“文革”文学？“东风来了跟着东风走，西风来了西风走，这样的作家容易走红。有自己独立见解的作家，最踏实最真实，容易出大作品，但容易被忽略。”2009年，郭洪志在书店买到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60年中短篇小说典藏》，关于十七年文学的部分，山东只有郭澄清的《黑掌柜》和萧平的《三月雪》收录，距离小说的最初发表已隔了近半个世纪，一种熟悉的亲近感拢上心头。
郭大刀的“遗产”：独立思考与创新精神
作家郭澄清在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干部保健病房写作，并创作出版了抗日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决斗》（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
近年来，被埋没的郭澄清，又以新的姿态重新被挖掘了出来。
2005年，完整的《大刀记》出版；同年，郭澄清作品研讨会召开；2011年，大刀记文博馆开馆，郭洪志被聘请为名誉馆长；2012年，首届郭澄清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大奖赛举办；2014年，电视剧《大刀记》上演，郭澄清和他的小说再次受到媒体关注；同年，黄书恺、高艳国著长篇报告文学《风雨大刀魂》，记述了郭澄清辉煌而又落寞的一生。
“他的人格把我征服了。”父亲去世20多年，郭洪志感觉自己一直在和他对话。
10岁之前，郭洪志对父亲了解不多，“真正了解是1970年他回老家写《大刀记》，父亲健谈，谈国际形势、军事。”几间土屋，心怀天下，父亲的“战略思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大刀记》出版，郭澄清怀着一肚子怨愤回到村里。郭洪志问他为什么急着跑回来，他说：“你的意思是让我多露露脸吗？”
“随着年龄增大，接触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大学工作。越来越感觉到，像父亲这样的人，才气、独立思考能力、见识、胆略，很少见到。大学里一直讲创新，父亲从小就教育我们，不能简单模仿别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东西。”在文学上，他佩服父亲的两个观点：一定要写自己独到的东西；二，要把人物写活，人活不起来，一切都是白搭。
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郭澄清一直生活在农村，省里领导为他在济南安排了房子，他坚决不要。他深信生活是创作的惟一源泉，把自己的家安在乡村的老屋（也是他唯一的房产）里，与泥土为伴，正如评论家梁鸿鹰所说，“赵树理、柳青、浩然、郭澄清这样的作家具有的意义，不应该只是成为标本，供在博物馆里”，而应该让更多的艺术家扎根生活，书写出时代的典型意义。
“我能成为一个好医生，要感谢父亲，除了小时候的教育，后来为挖掘他而结识了文学圈的朋友，借鉴他们的放射环形思维。如果只是按业务书去治病，就形成不了现在的辩证思维。”文学影响了作为医生的郭洪志，“最后形成了一种思维：用药如用兵。永远达不到自由王国，只能尽一切努力去做。”
他时常记起上世纪80年代初，刚参加工作的他，被同事们称为“郭大刀的儿子”，后来干脆叫他“郭大刀”。而今，几十年的岁月浮沉，两个“郭大刀”完成了精神的对接。
（本文首发于2015年第11期《齐鲁周刊》，作者：吴永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