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年少放悲歌

庞尔锋

今天11月27日，重庆歌乐山惨案71周年忌日。谨翻检两年前的文章，献给共和国最小的烈士“小萝卜头”和那些为国捐躯的年青的革命英烈们。

十二月初的重庆，阴冷潮湿，雾锁双江。

临沂河东的四十多位学员在2018年大雪初降的头一天，满怀着沂蒙大山般的赤诚，来到嘉陵江畔歌乐山下，感受共和国黎明前那一场凄惨的恶梦，感受黎明前黑暗中那一缕温暖的星光，感受先辈们留给这个世界宝贵的精神遗产，留给这个民族崇高的品格和坚定的理想信念。

重庆—红岩—歌乐山，无论我们怎样去追根溯源，她们都是一个个喜庆的名字，但是，这次培训，无论走到哪里，大家都不会笑得出来。我所见到的，五天以来，学习队伍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是面色凝重，鲜有过去的喧哗之声。期间，发下去一张在红岩村的合影照，大家争相观瞧，其中一位同学小声小气地说，怎么没有一个人有笑模样？半天的沉默之后，一个很小的声音传来：还有谁能笑得出来？

细雨迷蒙，嘉陵江水波涛荡漾，巴山蜀水，此时让人倍感凄凉。沂蒙的后生们一次次的感念、一声声的叹惋，那些为了共和国建立付出了无数牺牲的革命志士们，用他们鲜血和泪水的付出，已经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五星红旗已经在苦难的中华大地到处飘扬，美丽的山城已经听到了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响，可是，就在重庆解放的前三天，国民党反动派却对着革命者举起了屠戮的枪刀，11月27日，歌乐山林涛呜咽，血雨腥风。

留给后人的，直到今天，依然是那揪心的疼痛。我也曾经心有疑问：此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了58天了，为什么不早几天解放重庆，红旗下又倒下了那么多革命英雄？其实，1949年早些时候，曾在重庆战斗了 9个 年头的周恩来即多次指示邓小平和刘伯承想尽千方百计解救狱中同志，总理打电话给邓小平甚至这样说，四川是你老家----。然而，历史，没有假设，英雄的鲜血在祖国的黎明，撒向了川东大地，留下的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往事，承载着我们这个民族不屈前行的伟大历史。

最让我不能释怀的，是在歌乐山，1949年9月6日，倒在敌人刺刀之下的“小萝卜头”，被杀害的那一年，他才8岁，在白公馆阴暗潮湿暗无天日的地牢里整整熬过了8年。8年来，他只有一次见到过阳光，那就是和他关在同一监牢里的母亲患有重病，被特务押解着到附近的磁器口小镇上看病，在狱友们强烈抗议下，那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小萝卜头”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监牢外面的天空。

那时的人间地狱，今天已成为后人接受红色教育的课堂。展板上，襁褓中的“小萝卜头”白白胖胖，和我们今天的孩子一样，圆圆的大眼睛流露出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和对美好未来的渴望。这个原名叫宋振中的孩子，出生在1941年，如果活到今天，应该是我们的父辈模样，应该是儿女绕膝子孙满堂------。可是，历史，没有假设，面对着历史墙壁上的斑驳陆离千疮百孔，看着这位共和国年龄最小的烈士，怎能不让一个沂蒙山的汉子思绪万千泪洒青衫？

宋振中，请记住这一个苦难的名字吧。生命的8年，就是他炼狱的8年，这苦难的8年，宋振中在饥寒交迫中成了皮包骨头体重不足20斤的 “小萝卜头”。 也是在狱友们强烈抗议下，到了上学年龄的“小萝卜头”被特务“恩准”，允许他到其他牢房找有文化的狱友教书识字，于是，“小萝卜头”担任起了传递革命信息通风报信的重大任务。

那一天，他们一家三口，杨虎城伯伯一家三口被特务们“请”出白公馆。“小萝卜头”和他称作姐姐的杨伯伯的小女儿杨拯国有说有笑，以为这次可能真的要出去了。然而，刚走到戴笠公馆的房门，凶残无耻的反动派就将六人用刀捅刀劈的残忍手段杀害，鲜血顿时染红了地面和台阶。“小萝卜头”最后的遗言是，“我不想死，我要出去-----”，杨虎城19岁的小儿子杨拯中只回头喊了一声“爸----”，即倒在了敌人屠杀的血泊之中，9岁的小女孩杨拯国还没有回过神来，就被特务劈死在刀下。

惨无人道的刽子手毫无人性地把六具尸首泼上了盐酸，分别埋在花坛和房间地下。重庆解放的那一天，我们立即寻找死难烈士的下落，当 “小萝卜头”尸体被解放军挖出的时候，已经是面目全非，但是他紧紧握住的拳头里，却牢牢地攥着半支铅笔头。

在渣滓洞，1947年春天，降生了一位小女孩，营养严重不良，狱友们都叫她“小豆芽”。在“小豆芽”两岁的时候，重庆解放的前三天，11月27日，丧心病狂的国民党反动派用机枪对着牢门扫射，然后，一把大火点燃了监狱的木楼，“小豆芽”和她的母亲以及300余名革命者死在敌人的枪弹之下葬身于火海之中。

我们常常把少年比作祖国的花朵，“小萝卜头”“小豆芽”一个八岁，一个两岁，无疑，应该是备受呵护的花的年龄，可是，在花朵还是蓓蕾未放的时候，悲苦的年代，凄风苦雨拍打的百花凋零，本来应该在阳光雨露之下幸福成长的花朵，却早早地淹没在旧社会的风雨飘摇之中。

歌乐山上望沂蒙，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的历史满含的多是辛酸而又悲壮的记忆。1941年11月7日，沂蒙山区沂水县，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朱瑞的妻子、山东省妇救会常委陈若克落入了日寇的贼手。第二天，在敌人的牢房里，陈若克生下了她和朱瑞的小女儿（第一个女儿因战争夭折）。敌人为了让她供出抗日人员名单，拿牛奶给她的孩子喝。陈若克当即打翻了牛奶瓶，坚决不向敌人低头。孩子饿的哇哇直哭，陈若克却没有奶水可以让孩子吃。在刺心的疼痛中，陈若克咬破自己的手指，让鲜血滴到女儿的口中，口中说道：“孩子，妈妈没有奶给你吃，你就喝上几滴妈妈的血吧-----”11月26日，恼羞成怒的日本鬼子把陈若克和她的女儿带上刑场，为了让陈若克最后一刻回心转意，鬼子把刚出生的孩子装到喂牲口的麦草袋子里，孩子被麦草扎的大哭连声，陈若克此时肝肠寸断，但至死也没有吐露党的机密。陈若克牺牲时年仅21岁，女儿尚不满月。

司马迁写史，说道，人固有一死，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在西方哲学里，强调说，人生，像一条河，大河的波澜壮阔，不在于它的长度，而在于它的深度。诗人臧克家写到，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看到死难志士为民族大义而慷慨赴死的悲壮，我们总是能在大哲先贤的睿智话语中找到生命价值的注脚。1947年1月12日，15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面对反动派的铡刀，发出了“怕死不当共产党员”的人生誓言，这和渣滓洞中共产党员刘国志临刑前的呐喊是多么的一致：我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死而无愧！刘胡兰牺牲后，毛泽东万分悲痛地亲笔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一个题词，是写给年青的共产党员刘胡兰的，更是写给千千万万为中华民族解放而献出年轻生命的所有先烈们的。

在临沂，也有一位刘胡兰式的女共产党员，她叫吕宝兰。1947年初，国民党反动派进攻沂蒙山区，农历2月初2那一天，吕宝兰和父亲，弟弟妹妹以及19名群众一起落入了敌人魔掌。身为妇救会长的吕宝兰被捕后，敌人把她吊在窑厂屋梁上严刑拷打，百般折磨。用绳子抽，扁担打，连扁担都打断了。为了挖出党的机密，王洪九的特务队用尽各种毒辣手段对她进行审讯，压杠子，灌辣椒水，火烧脚心，竹签钉手指，电话机电乳头-----酷刑都用遍了，吕宝兰一次又一次的昏死过去，半点也没有吐露党的机密。

敌人见吕宝兰不肯招供，就用酷刑折磨她的父亲和弟弟妹妹，妄图逼迫吕宝兰就范，吕宝兰怀着对敌人的无比仇恨，泼口大骂，并不断鼓励亲人不要向敌人屈服。最后，她的3个亲人被敌人活活折磨死了。吕宝兰的亲人牺牲后，敌人继续对她刑讯逼供，在她被关押的7个多月里，几乎天天过堂，酷刑拷打。有一次，敌人利用所谓轻度用刑战术，用旧县衙留下的拶子拶她的手指，连续拶了3天3夜。有时侯，连口供也不问，拖进刑讯室就是一顿毒打，面对种种非人折磨，吕宝兰毅然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

1947年深秋，敌人决定杀害吕宝兰，在押赴万人坑刑场的路上，敌人丧尽天良，将她的衣服剥光，在奶头上挂上铃铛，下身插进树枝，游街示众。临刑前，敌人又残忍的割去了吕宝兰的两个乳房。吕宝兰边哭边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英勇就义，时年仅仅23岁。

在重庆下榻的东方花苑饭店，心如潮水，夜不成寐，在手机上读到一则短文，说的是1979年中越战争，我方共死难军人6954人，埋在边境线上的14个烈士陵园里，文章最后，一位将军动情地说：这些牺牲的同志，99.9%的没有结婚没有后代----。如果按照新中国的婚姻法推算，这些为国殉难的烈士们，年龄大多在18—21岁之间，正是青春最美好的华年。

中国有军事史专家曾经做过研究，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指挥员的平均年龄为25岁，士兵的平均年龄为20岁，14—18岁的红军战士占总人数的40%，10岁多一点即追随参加红军的亦不是少数。另一个数字是，红军长征平均每300米即牺牲一个战士，牺牲的战士大多还是年龄尚小的孩子，这在世界军事史上是极为罕见极其悲壮的。

重庆五日，在红岩村，偶尔也会遇到个别的红男绿女举止不够庄重，我说，那是他们不知道中华民族有着300年的屈辱史，甚至不知道中国最近100年的苦难史。在歌乐山，我也会遇到一队可爱的孩子，像一群小鸟叽叽喳喳地从身旁走过，自由自在，无忧无虑，我说，天真的孩子们啊，你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历史，什么叫做残酷。就像一个孩子听到爷爷过去天天吃地瓜，发出极其羡慕的呼喊：爷爷真是幸福哎，竟然能够天天吃地瓜-----去年，一个叫蔡朝阳的杭州网红，大肆叫嚣小学语文课本中要删掉《英雄王二小》这篇课文，我听到后脊梁骨阵阵发凉，我害怕不是因为他一个网红的身份，我害怕的是，他竟然是一个教书育人的老师！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忘记就意味着背叛。在我即将离开红岩村返回临沂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重庆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校园墙壁上刻下的那句校训：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那一刻，《红梅赞》那穿透心肺的旋律在我的脑际又一次幽然想起，萦绕心头，久久不息。

作者简介：庞尔锋，作家，学者，现供职于临沂科技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