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振振博士  1950年生，南京人。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文献整理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家留学基金委“外国学者中华文化研究奖学金”指导教授，中国韵文学会会长，全球汉诗总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央电视台“诗词大会”总顾问、小楼听雨诗刊顾问、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特聘教授等。曾应邀在美国耶鲁、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讲学。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中华民族是诗性的民族，是有诗意的民族。传统诗歌（广义的诗歌包括词在内）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

诗是什么？诗是一种表达方式。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说话”。你有思想，有感情，有生活，有喜怒哀乐，愿意与他人交流，愿意与他人分享，就要“说话”；或者，你有意见、建议与诉求，也要“说话”。不同的是，普通的“说话”，我说，你听；我说清楚了，你听明白了，“说话”的任务就完成了。而诗，则是用更凝炼、更审美、更优雅、更睿智、更有技术含量，从而也更高级的语言或方式来“说话”。能用诗来“说话”的民族，一定是更文明、更有智慧、更有文化修养和文化品位的民族。

我们中华民族，正是这样的一个民族，不仅仅勤劳、勇敢而已。

至迟，上古时代的唐尧时期，距今约4,500年左右，已经有诗。如《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如果说它出自后人的记录，还不足以凭信的话，那么，2,500年前，孔子编定的《诗经》，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凿凿可据，不容置疑。其中有西周初年的作品，距今已3,000多年了。其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令人叹为观止。“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至今脍炙人口，仍是中国传统诗歌的典范。此后，有楚辞，有汉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乐府、古诗，有唐宋以来的近体诗与词，有元以来的曲，一直传承、发展到今天。中国传统诗歌历数千年而生生不息，不是“文化基因”，是什么？

二十年来，我曾应邀在美国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韩国首尔大学、梨花女子大学等三十多所海外名校作过学术讲座，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便是中国传统诗歌。有一回，我与美国一位高级白领闲聊，谈到想做一点中美诗歌的比较研究。想不到他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难道美国有诗歌吗？”我说，有啊。我很喜欢你们的惠特曼（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朗费罗（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还有狄金森夫人（爱米莉·伊丽莎白·狄金森，Emily Elizabeth Dickinson， 1830—1886）。我读过，还尝试着翻译过他们的几首诗，例如朗费罗的《金色的落晖》（The Golden Sunset）、狄金森夫人的《品尝不酿之酒》（I taste a liquor never brewed）等。那位先生听了很高兴，因为来自具有悠久诗歌传统的中国的一位专攻诗词学的教授，认为美国有优秀的诗人与诗歌！一般来说，美国人对本国的一切都感到自豪，但这次是个例外。谈到诗歌，似乎底气有点不足。十六年前，在一次李白研究的国际研讨会上，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的一位教授说，美国海军竟然有一个关于李白的网站。真没想到在美国的赳赳武夫中，竟也有不少喜欢李白诗歌的“白粉”（我的杜撰——“李白的粉丝”）！可见，与风靡国际市场的那些“Made In China”的各类商品一样，中华诗词也是能够“出口”的！当然，优秀的文化产品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不一定需要“创汇”。若干年前，我们全国高等院校一批有志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者，成立了一个诗教学会，每年举办一次世界范围的大学生、研究生的诗词大赛，目前已成功地举办了很多届。参赛的国家、地区、学校和同学越来越多。在参赛并获奖者中，竟然还出现了一位日本同学——不是华人，不是华裔，而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中华诗词的魅力，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有一年，我应邀赴广西桂平采风，在当地的龙潭森林公园里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群野生猕猴组成的“丐帮”，“拦路抢劫”游客手里的纯净水，并且喝得有滋有味。于是即兴写了一首七言绝句：

缒壁投崖跳掷轻，诸猴可哂是精灵。

清溪满谷矿泉水，偏劫游人唾剩瓶！

明眼人一读就明白，这仅仅是在笑猴儿吗？当然不是！笔者的用意，主要是借这件趣事为由头，用比兴手法来善意批评那些对中国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熟视无睹，不知道珍惜、开发和利用的人。比如，那些从中小学语文教科书里删除或削减古诗文名篇的人。

各位诗友都是中华诗词这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基因的传承者。我们承担着中华诗词继往开来、发扬光大的历史使命，任重道远。我们必须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无愧于时代的作品来！

说到这一点，我觉得有两种偏颇的倾向是必须克服的。

一种偏颇的倾向是，一味强调继承，而忽视创新。有人以为，当代诗词创作的最高境界，是放到唐宋人的诗词集里可以乱真。我觉得，这是没有出息的。就算你写得再像古人，能做到“高仿真”，也是赝品，价值不大。我们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应是：即便放到唐宋优秀作家的诗词集里去，你的作品也能够活蹦乱跳地“窜”出来，一看就是“当代”诗词，而且是优秀的“当代”诗词。不说胜过古人吧，至少也不应是古人的“优孟衣冠”。况且，古人是人，我们也是人，为什么不能后来居上？“一生低首谢宣城”，应该是“战术行为”，而绝不是我们的“战略目标”！

另一种偏颇的倾向是，只顾埋头创作，而忽视继承。不熟读历代诗词，你怎么知道古人的诗词创作已经达到了怎样的高度？你怎么知道古人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诗词创作的要诀，笔者以为只是三个字——“识好歹”。识得好歹，创作便有标准，成竹在胸，出手自然不凡。不识好歹，写一万首也只是原地踏步，低水平重复劳动。这三个字，说起来容易，要做到很难，很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每天坚持，以七分的时间和精力阅读，三分的时间和精力习作，“寒”他个十年八年，读他个千卷万卷，而且不只是读，更要“思”，更要“悟”，那么终会有豁然开朗的一天。到那时，自然“下笔如有神”。这就叫做“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

笔者自十一二岁起读诗写诗，迄今已近六十年，悟出这三个字来，一生受用不尽。老生常谈，献芹献曝，不当之处，敬请各位诗友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