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随笔·浅谈文学的“苦闷”

文图/梁成芳

我知道，苦闷并不是个好东西。它常常使人痛苦，使人伤心；苦闷又是个好东西。因为它可以促使你不断思考，帮助你成熟。确实是这样，创作过程的苦闷，造就了你的成功。

文学即人学。文学这个东西也同人一样是有感情的，自有它的喜怒哀乐，因为也会有苦闷的时候。

几个作家先生和女士朋友说：写不下去了。不是爬格子敲键盘码字吃不消，而是不知道写什么、怎么写……

又有期刊的编辑朋友说：编辑难当了。不信，你来试试？刊物几乎没发行量了，网络文学对纸媒冲击很大，包括曾有很大影响的全国性刊物；书籍出版订购数字直线下降并少得可怜。一些知名度很高的作家，他们的一本书订购数字也只有百十本或几十本，如果出版连老本都要赔进去，那就只得作罢……

一些热心的读者朋友说：优秀的作品越来越少，能够启迪人心智、给人震聋发聩作用的宏篇巨制几乎没有，甚至精巧、使人感到亲切有益的新颖别致之作更为罕见…… 新时期文学的成绩有目共睹，辉煌灿烂，可是也难免泥沙俱下，粗制滥造之作，庸俗下流之作，不仅有之，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多指网络)那些曾经有过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写实文学”、以及“武侠热”等等，“热”了一阵子又都过去了。那么，往下又该“热”什么了？

……

众说纷纭，五花八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虽有偏颇之处，但亦难以责怪。这里流露出的一点愁绪、一丝迷惘，一种苦闷，自然不能囊括整个文学发展的大趋势，但却证明了文学的苦闷是真实的，它的存在是确实无误的。中外一些文学大师们在创作过程中哪一个没有过“苦闷”呢？许多作家产生非理性的心灵状态，往往在作品中更多的是夸张、想像、象征、荒诞、梦境、潜意识的手法运用。显得奇诡、神秘，也在整体上造成了作品的晦涩难懂。大文豪鲁迅的《野草》就是一个例证，作品一定意义上成了对苦闷和彷徨进行抗争，这是他心理原型的再现。

文学自有它的品格，正如它的发展变化、前进后退有它内在的规律一样。新时期文学虽然有它自身的苦闷，奋力求索而尚未柳暗花明前的苦恼，一个更为成熟、更为有力、更为时代和生活所欢迎的文学新时代的到来是可以预期的，因为诞生之前的阵痛已经开始。

我想每个作家应该去正视它，承认它，并且举起双手欢迎它。

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这终究是一件好事。

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是不断的寻觅自己，发现自己，摒弃一切模仿；既不模仿别人，也不模仿自己的过去。

一个作家的出现或诞生从来都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一个作家具备的条件是多元素的，当然要有才气，当然要有契机，当然要有强烈的愿望和长期艰苦的锻炼和准备，但它的脱颖而出仍然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勿庸讳言，一颗文学新星的出现，即或才气横溢，光华四射，也无法避免或摆脱稚嫩娇弱和可以理解的不足。如果这位文学新星不是一位浅薄儿，不是一位孤芳自赏的家伙，新的追求和新的努力，对于他或她就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了。面对一位有时代感历史感的作家来说，这种追求和努力就更加自然，更为顺利成章了。

好的作家和好的作品就是这样诞生和成就的。而苦闷、苦恼和痛苦就自然而然地伴随着这种追求和努力，形影相吊，有成功的喜悦和追求的欢乐，也有沉重的付出，甚至连血带肉。然而，这是值得的，因为它是神圣的付出。一些中外已故作家在写作过程中都经历过苦闷的懊恼，最终走出了自己的沼泽地，写出了举世的不朽之作，给人们留下了文字和精神，作品的浩然之气令人感佩。

有人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我承认这话可作为经典。每个真正的作家，为了成就一部大作，往往在绝望中求希望，或是在死中求生，丑中求美，他(她)们的心情往往是阴郁的，灰暗的，苦闷的，茫然的，寒苦的，静寂的，有时甚至是颓废的。

尼采说：“生命通过艺术而自救。” 许多中外名流把苦闷的痛苦转化为一种创作动力，创作出了许多不朽之作。中国现化作家中的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巴金、曹禺、冰心、丁玲、庐隐、萧红、朱自清、戴望舒、艾青等等，他(她)们在特殊时期的社会变迁境况下，都写出了较有时代特色的鲜明之作。此外，歌德创作了《浮士德》，陀斯托耶夫有《罪与罚》，托尔斯泰有《复活》，卡夫卡则有《变形记》……

文学是社会进步的文明载体之一，因为每个作家的精神是关不住的。

作家冯苓植说过：“我强烈地感到，我们的时代突然从禁锢中开放，生活骤然间令人目不暇接，使周围的一切产生了一种‘失重感’ 。固有的模式没有了，原来的框架没有了，有的人甚至觉得上下左右都颠倒了，这是一种飞速发展的标志……”

这里描述的心态具有典型性。当我们在祖国空前繁荣、空前活跃的政治、文化气氛的背景下，新时代文学已经取得重大成就的背景下，认真考察、观照作家的主观世界、心理态势，尤其具有普遍意义。

笔者认为，这种“失重感”的表述，传达的不仅仅是一位、两位、几十位或几百位作家的心理态势。它是一个可靠的信息，又是一个确凿无疑的表征。说明我们的作家队伍中的绝大部分成员是诚实的、负责的、有良知的，他们愿意并努力调整自己、提高自己，从而使自己能够与时代和生活同步前进。

有关“失重感”的表述本身就是一种苦闷的觉醒。积极进取的姿态，不自满自足，也不自悲自叹，随之而来的一定是文学的提高和进步。道路依然是艰难而曲折的。许多年轻的作家(也包括不少中年作家)的文学准备不足，文学、美学、哲学、历史诸多方面知识的贫乏，对时代和人民的了解和认识心片面甚至肤浅，我认为，这是一种先天性的不足，急起直追的需要自不待言。他(她)们缺乏对新生活的认知，甚至很多作家不深入生活，不到生活中去体悟，闭门造车，作品内容空洞无物……还有不少的所谓“作家”，经济上富有或卧享重禄，政治上飞黄腾达或并无扼制，但却是艺术枯竭，江郎才尽。创作方面一筹莫展。真正混在这个“娱乐”的空间，难以立足，还需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

记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潮水般地涌入后，还嫌年轻幼稚的作家眼花缭乱、无所适从，这是一个并不奇怪的现象。迷误是难免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迷误其中，不能自拔。正确的疏导和指引是重要的，而作家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努力，更是举足轻重。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你自己赖在泥潭里不肯出来，杜绝善意的批评，不觉其臭反觉其香，一旦没顶，又能怪谁呢？当然这些刻薄的批评自然也包括作家队伍中的“半瓶子醋”。

我觉得，自己写了点东西，不该去盲目乐观。

苦闷仅仅属于作家个人，苦闷的覆盖面是有限度的，我们没有理由杞人忧天、悲观失望；当苦闷不仅仅属于作家个人的时候，问题就变得十分严肃、十分认真了。因为这苦闷将属于整个文学：出版者愁眉苦脸，读者群拒绝接受，文学怎么可以孤芳自赏、自得其乐？

创作者有创作者的自由，出版者有出版者的自由，读者也有选择阅读的自由。各有各的自由，彼此并不相同的自由有高低上下，好坏优劣由谁来划分，由谁来权定？

作者本人吗？出版者吗？读者群众吗？

是，又不是。因为无论哪一位个人，也无论哪一个部门、哪一个阶层能够有权并有能力来划分和权定。

作家有创作的自由。大千世界，可以上天，可以入地，自由弛骋艺术想象的 翅膀。权力不可谓大小，但是当作家的笔远离生活、远离人生，对时代和人民表示淡漠。出版者却可以拒绝出版，读者也当然可以拒绝阅读。

出版者有出版的自由。它有权并且应该向人民大众提供优秀的精神食粮，但是当出版者将文学商品化，“一切向钱看”的时候，低级下流的小报，粗制滥造的书刊不就源源不绝地滋生、泛滥，贻害青年、污染社会了吗？编辑出版界受到舆论的正当责难，并不因手中握有权力就能左右。

读者有选择的自由，但读者有不同的层次；有多少种层次，就有多少种选择。创作者和出版者面对广大读者尤其青年读者的多种而有益的要求，应竭尽全力、满腔热情地予以满足，这职责神圣而光荣。尊重读者，千方百计为读者着想，却不意味满足读者的一切要求。切记尊重不等于迎合。

谁都明白，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好赌成癖者有之，嗜酒如命者有之，色情狂、野心家、利欲熏心不惜损人利己者有之，尤其是仇视社会主义、仇视人民的人——虽然为数极少，你却不能说没有，但能因为有，因为存在，就迎合、就满足吗？

世界万物是复杂的，正如有各自不同的自由观一样。各自不同的自由观的矛盾和纠结，是特定历史时期固有的内部规律所决定的；它们各自矛盾(不同就是矛盾)对立，又互为制约依存。

前段时间，有朋友向我问及：什么是自由化？

我说：没有标准答案。

另一位朋友替我给出了答案，即：

自由化=突然把有钱的变成没有钱的。或者：自由化=突然把没有钱的变成有钱的。

我觉得这样划等号没什么意义。但又觉得它有它等于的理由。我要说的话，就创作而言，我们不反对创作自由化，但要时刻警惕和反对精神污染。写作者心里应该有一杆秤：你为谁而写，为谁而服务，写作应该是有原则的。不能把自由创作和写作原则二则等同起来，那是不同质的矛盾的混淆。不利于文学自身苦闷的解脱和文学自身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对文学自由化创作的精神污染的清除。

我想说的是，文学创作应集中思考几个需要。即：在创作主体精神上超越个人的生存需要；安全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而达到社会历史的需要。艺术规律需要与主体自我对美的需要的高度统一。这时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创作者自由的实现。我们都必须真正以社会历史进步为出发点，踏实到生活中去，到百姓中去，汲取需要的养分，不能忽视或否认文学的苦闷与自由创作的内在关联。否则，文学将无法从自身的苦闷中得到解脱和升华。自由化的创作对文学的影响和渗透，我们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比较自觉的过程，缓慢并且痛苦。在某种意义上，文学的苦闷盖源于此。自由化的创作作为一种思潮存在着、泛滥着，而文学又不是世外桃源，怎么可以设想侥幸幸免呢？严峻的现实尤其应该令人猛醒。

写作不仅是一个技术活，更重要的是“培根铸魂”的工作。“先锋派”们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值得学习。如：马原、苏童、余华、格非、池莉、刘震云、北村、孙甘露等作家的新历史主义写实代表作品都值得我们去咀嚼。

在文学边缘化的今天，文学也从政治生存转变为经济生存，也被组织到市场中去了。作家也被看成生产者(艺术生产)而不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对于文艺，平民有一种世俗化的欲求和理解。有人认为：文艺应该是轻松的、娱乐的、象征性地满足潜在欲望的，是远离现实中重大而严峻的问题的。当今文艺应该是这样吗？不言自明。

2014年10月，2016年5月，中央两次文艺座谈会和2018年8月3日的文代会，主席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强调了四个坚持，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这给文艺创作者指明了方向，彰显了对文艺工作者的高度重视。文艺创作应为时代鼓与呼。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就是文艺创作的重要性。

我们要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来成就作品，为人民大众服务。

主席在文代会上的论述切中时弊，针对文艺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对于创作中的异化和抽象思维给出了何等尖锐的批评……这就说明我们认识迟了，认识迟了，必然要付出代价。那么，文学的苦闷便是代价之一。而代价的付出并不完全是坏事，因为苦闷也是一种“反思”、一种再认识。经过反思和再认识，会增强自己对新时代文学思想认识的自觉性，进而提高自身文学创作水平，更好地为我国现代化的宏伟事业服务。

摆脱了“苦闷”的文学将会更加贴近时代、贴近人民！

时代和人民需要更好的有正能量的文学，文学将与时代和人民同步前进。

2020.11.23，  石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