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六百多年前的某一天，孔子与他的四位弟子闲聊，要他们谈谈各自的志愿。子路、冉有两人愿从政治理国家，公西华则希望参与诸侯国之间的外交，都比较“高大上”；唯独曾皙的志趣十分“另类”——“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即在暮春三月的大好时光，换上新的春装，与一帮年轻人郊游踏青，到沂河去沐浴，湔除不洁与不祥；接着登上河边祭天求雨的神坛舞雩台，让风儿吹干潮湿的头发和衣裳；然后一路吟咏诗歌，尽兴而还。孔子生活在诸侯争霸，战祸频仍，民不聊生的乱世，一生周游列国，为推介自己的“仁政”而奔走呼号，虽历经艰难险阻，到处碰壁而不改其初衷。这样一位执着于政治的老师，理应对子路、冉有、公西华等同学的“鸿鹄之志”大加点赞，对曾皙同学的“不思进取”嗤之以鼻才是。然而令人跌破眼镜，孔老师偏偏站在了曾皙同学那一边——“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他长叹一声说：我认同曾皙！

孔门师生间的这次对话，被同学们记在了《论语·先进》篇里。这是《论语》中最富有文学性的桥段之一，如集先秦美文，必在首选之列。但对其要旨大义的解读，历来不乏争议，聚讼纷纭。囿于篇幅，笔者无法遍举前贤之说，且直截了当地发表自己的一点新见：曾皙所自述的人生追求，应是像孔子那样，当一名教师。所谓“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似指其学生而言。“冠者”即刚举行过成人礼，二十岁出头的青年，约相当于今天的大学生；“童子”则是少年儿童，相当于今天的中小学生。若非师生关系，就很难解释曾皙何以有兴趣与这样两个年龄段的晚辈结伴春游。孔子固然有意于政治，但其在野的身分，其安身立命的职业却是教师。除了政治，他最重视的事业也莫过于教育了。因为古往今来，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精英，最该集聚的两个领域便是政治与教育。执政者的优劣，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当下的命运；而教育者的优劣，则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明乎此，我们对孔子为何认同曾皙，就不会感到奇怪。然而，曾皙所描述的景象，毕竟只是一个理想，它只有在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的和平年代，才有可能成为常态；在礼崩乐坏、暴力横行的春秋末期，从普遍意义上说，却是一种奢侈的愿景。孔子为何在说“吾与点也”时要“喟然叹”？这三个字中，蕴含着多少感慨！它所传递的复杂信息是需要我们悉心玩味、认真揣摩的。

曾皙所描述的这一愿景，就广义而言，是一种教育模式；就狭义而言，是一种“诗教”模式。“诗教”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它是以诗歌这种特殊的文学样式为教育手段来达成教育目标的。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诗歌阅读与欣赏、诗歌吟诵、诗歌创作等多种生动活泼的方式，使受教育者潜移默化，成长为高明、高尚、高雅的人，成长为有理想、有抱负、有担当的人，成长为爱祖国、爱人民、爱人类的人，成长为有人文情怀的人。教育包括“诗教”的形式当然应该丰富多彩，绝不仅仅是曾皙所描述之“这样的”。但曾皙的描述，还是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教育包括“诗教”原来可以是“这样的”！

“这样的”之好处，在于变教师为工资而教，学生因学费而学，“准商业交易”的路人关系为父母子女、兄弟姊妹，血浓于水的家人亲情；在于变课堂教学之紧张严肃为日常生活之宽松浪漫；在于变单向的强行灌输为双向的交流互动。从孔夫子一直到近代的“书院”，中国向来就有“这样的”教育包括“诗教”的传统。可惜，“这样的”传统在现当代的商业经济大潮中久已式微。现在，是时候重新认识并发扬光大“这样的”教育包括“诗教”的传统模式了！

2017年清明节期间，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中华诗教学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联合主办了“2017中华诗教论坛”。全国各高等院校及有关单位热心于“诗教”的30多位老中青学者，齐集贵阳花溪河畔的大成精舍，围绕“中华诗教”这一主题，进行了全方位、广视野的理论研讨与学术交流。与会的不少年轻博士和几位年长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恰好有着亲密的师生关系。会议之余，联袂溯游花溪，流连风景，谈诗论道，其情切切，其乐融融。此时正值农历暮春三月，杂花生树，草长莺飞。笔者忽然想到《论语》所记曾皙言志之语，此情此境，与曾皙所述之愿景何其相似？有感而发，乃赋四言诗一首。谨抄录于此，以为本文之结束，兼博与会诸君子一粲：

堂开孔学，奥许管窥。

滋兰于畹，舍我其谁。

思无邪已，诗有教兮。

既成春服，好溯花溪。

樱霞灿灿，鹭雪飞飞。

不风与浴，亦咏而归。

当代诗词姓“当代”

当代诗词，不仅是“当代人”创作的诗词，更应该是反映当代社会生活，表达当代人的思想感情，体现当代人的价值取向与审美观念，参用当代鲜活语言的诗词。要求当代诗人词人创作的每一首作品都同时具备以上几个要素，或许过于严苛；能得其一，也不枉姓“当代”。但如果一条也不去做，或一条也做不到，总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有些诗友的创作追求，是使自己的作品掺入古人的诗词集中，可以“乱真”。也不能简单地说他们的追求不好——真能做到这样，也不容易；但“乱真”难免会让我们联想到包含这两个字的一个常用成语——“以假乱真”。也就是说，即便您做到了“乱真”，毕竟是“假”古董，高仿真的赝品。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李白，一个杜甫，一个苏轼，一个辛弃疾，一个李清照，也就够了，为什么还要有第二个、第三个乃至第N个，一如“六耳猕猴”之于“孙悟空”？试想，如果《诗经》《楚辞》以后的诗人，只是一味“克隆”《诗经》，“山寨”《楚辞》，那还会有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吗？中国诗歌史还会那么精彩纷呈吗？从先秦到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哪个朝代的诗人不在反映他们的当代社会生活，表达他们当代人的思想感情，体现他们当代人的价值取向与审美观念，使用他们当代的鲜活语言！

诚然，也有一些社会生活、思想感情、价值取向、审美观念、语言表达，较为恒定，时代差别不那么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也不妨有一些当代诗词，通于古代，甚至通向未来，不一定非要强烈地显现其“当代性”。但即便是此类作品，也不应该只是“存量”，只是在前人已经到达的境界原地踏步；而贵在写出“增量”，写出自己更新更美的创意来。也就是说，即便抗志希古，也不能只以“乱真”为止境，而应与古人分庭抗礼，将“古色古香”提升到2.0版的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