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娥，女，自由写作者，退休会计师，，现居厦门。

忆·父亲

 文/孙玉娥

        2020无疑是个多事之年，早晨起来，忽然接到好友的微信，诉说她的苦恼：她远在新疆的父亲因病去世了，可是因为新冠疫情，乌鲁木齐尚处在封城、封小区、封户门的防疫措施中，除了工作人员、志愿者，常人是不能出入的，身在广东的她无法回去送别父亲。对此，她既悲伤又无奈。我无法用语言劝慰好友，这种别离之痛、这种无助，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懂。放下手机，我不由想起了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离开我们八年多了，父亲走的时候是个乍暖还寒的初春。89岁高龄的父亲走得非常突然，没有任何征兆，家人一点也没有防备。那天中午吃饭时父亲还好好的，饭后自己去上厕所，就再没能走回来。母亲在北屋发现父亲去了半天不出来，就喊孙媳妇去找，孙媳妇隔着门一看就哭了，父亲坐在大哥为他做的木凳马桶上，身体斜靠着身后的木推车，已经没有了呼吸。他就这样安安静静地走了，没有给家人增添一点麻烦，也没有留下一句话……当我和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大姐、姐夫从新疆、福建坐飞机、转汽车赶回家的时候，也仅仅看了一眼父亲冰凉的遗体，父亲就被拉走了。
        我是少小离家老大也未归，所以对父亲的记忆是少之又少。

      父亲很早就离开家乡当了兵，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以他的资历，如果是在城里，他完全算得上是个老革命，可以享受离休待遇了。年轻时的父亲很威严，家里人都怵他，所以基本上没人敢惹他生气。家里六个孩子，只有一个男丁，听姐姐们说，父亲并没有因为我们是女儿家而歧视我们，这在几十年前的胶东农村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父亲年轻时长得高大、英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字：帅。父亲宽额、方脸，1米8的个头，可惜我家六个子女没有一个接受到这个遗传基因。我见过父亲一张年轻时的照片，梳着背头，微侧着脸，穿着军装，胸前各种军功章、纪念章挂了一排，很是英姿勃发。年迈的父母一直跟着哥嫂一家生活，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向哥哥要了其中一枚渡江作战纪念章作为对父亲永久的怀念。

        记得初中毕业那年，我带着5岁的外甥女回家探望父母，看到父亲的衬衫破了，肩背部破了好几个洞，已经无法缝补了，我找了一大块布，将破的和没破的地方一揽子补了一大块补丁。父亲扛着锄头回家，看着补好的褂子，高兴地直笑，举着袿子一叠声地夸赞：“和新的一样，和新的一样。”
        现在想来，那是我为父亲做的唯一一件事。

        还记得小时候父亲用自行车驮着我去河里打鱼，那时候家乡不像现在这么干燥，还有大片的水泽，父亲带着宽大的尖斗笠，披一件蓑衣，骑着自行车，驮着我以及鱼网鱼篓，在家乡崎岖不平的土路上迤逦而行。不记得打上来的是什么鱼，也不记得去的什么地方，却记得父亲用力撒网的样子：父亲解下绿色的鱼网，一手抓着鱼网的尾部，一手托着鱼网的中部，抬手猛力一甩，鱼网便像伞一样飘曳的散落在阔大的水面上。这一天，家里便会有鱼吃。

　　 小时候的我很爱哭，一哭就收不住，任谁劝也没用，仗着是家里最小的孩子，行事就有些无理，哭，成了我的武器，屡试不爽。当然也一定为此挨了不少的打，但是小时候是否真的挨过父亲的打以及挨过多少次打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父亲拿着呱哒板（一种槌打麦穗的木制农具）追打我的场景，其时，父亲在生产队的仓库负责给牲口分配饲料，回来的时候，口袋里装了几粒炒熟的黄豆，被我翻到了，我吃完了还想吃。那个年代队里配给牲畜的黄豆也是有限的，父亲到哪里再给我找黄豆啊？我却不依，坐在院子里大哭，把准备睡晌午觉的父亲吵烦了，父亲从西屋里冲出来，手里举着比他的脚底板还长的呱哒板朝着我就冲过来了……当然由于母亲和姐姐们的奋力阻挡，奶奶扭着小脚，慌不迭地拉起我，把我背在背上夺门而逃，我才免于一场皮开肉绽。

        现在，我再也看不到那个生龙活虎的、抑或是老态龙钟的父亲了，我宁愿看见那个举着呱哒板的父亲站在我的面前，宁愿那个巨大的呱哒板再次轻轻打在我的身上，也不愿去触碰那个冰凉的像章。父亲啊，您能原谅女儿当年的年幼无知吗？
        父亲当兵转业时，响应组织号召，随着支援边疆建设的大潮来到新疆，被分配在新疆红旗冶炼厂工作，父亲带着全家在乌鲁木齐落了户，我的四姐就是在那里出生，她是我们家唯一一个“新疆娃”。几年后，不知什么原因，冶炼厂项目下马，本来，以父亲的资历，是可以留下来由组织重新安排工作的，但是由于当时奶奶年事已高，叶落归根的观念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父亲带着一家老小又回到了山东老家，唯独留下了已经参加工作的大姐一个人在新疆。从此，遥远的新疆成了母亲一辈子的牵挂，直到我7岁那年，母亲带着我从家乡来到新疆，投奔远在库尔勒工模具厂工作的大姐一家，我 就再也没有回去。从此，母亲的牵挂由一个变成了两个。

         从革命军人，到工人，又回到农民，记忆当中父亲好像从未对这段经历有过悔意，从未听他对此抱怨过什么，几十年过去，父亲已经成为了一个地道的老农，岁月压弯了他曾经高大挺拔的身躯，时光的痕迹爬满了他曾经宽阔英俊的脸庞。父亲对生活没有过多的苛求，儿孙满堂，家人平安是他最大的满足。
        父亲也似乎从未奢望我为他们做点什么，那一年的春节，我仅有的一次带着丈夫、女儿回家过年，我看到家里的屋顶年久失修，已经蹋了一块，临走时就要给父亲留下500块钱，让他修缮屋顶，父亲却说什么也不要，我硬是把钱塞到他手里，父亲背过身去，留给我一个已经不宽阔了的脊背，我看到苍老的父亲在偷偷地擦着眼泪。

         老年的父亲，腿脚不好，懒于动弹，对于家人要他多活动活动的劝导，他自有一套说辞：腿脚不利索，出去活动万一磕倒了，磕了骨头碰了筋的，不合算，会给你们添麻烦，还不如坐着呢。由于活动少，他的双脚双腿常常是浮肿的。还是那次回家，我突然想为父亲洗回脚，谁知我烧好了热水，盆子都端到了他的脚前，他却怎么都不肯让我洗，任我百般诱骗，都不让我碰他的脚，只得作罢。这已然成为我终生无法弥补的遗憾。
        操劳一生的父亲就这样走了，父亲走得匆忙，走得安祥，没有惊动任何人，也没有一丝痛苦，应该说没有什么遗憾让他放不下，所以他走得坦坦荡荡，走得了无牵挂，保持了他生前的威严，愿父亲在另一个世界里依然这样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