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明铺记忆父辈的辛苦恣睢

作者：常兴

2020年11月9日星期一

曾经在《净明铺火车站的特殊记忆》中说到，净明铺火车站有关的特殊记忆，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是特殊年代的特殊民生状态。净明铺火车站在我记忆的轨迹中，有着诸多的值得珍视的东西。父辈辛苦恣睢，在这个火车站留下背影；吾辈回家团聚，在这个火车站留下足迹；乡村变迁发展，在这个火车站留下见证。

是的，父亲和母亲开的小饭馆，与这个火车站有着最为重要的关切。

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火车站南来北往的旅客和四面八方的人流，把祖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净明铺这个小村镇，让家父家母萌动了经营小饭馆的想法。可以说，他们是最早的民宿实践者。曾经在《母亲的回忆》《父亲手背上的青筋》《我的养父养母》《厚道的老爸老妈》《开餐馆用盘子计算餐费》《忆及老家杀年猪的味道》等文中叙述过父母的辛苦与艰难的情状，本文再从民宿的最早探寻与人方便与己有利的角度，展示父辈的辛苦创造和辛苦恣睢的生活面面观。

“辛苦恣睢”是鲁迅先生造的词。该词表达的是《故乡》中描绘杨二嫂所代表的人物的生存状况，是指这样的下层人终日辛劳、艰难，因而顾及不到“文明雅致”,而导致无礼貌、放肆粗鲁等行为。可解释为辛劳艰苦而放肆粗野无礼貌。吾等父辈，是处于农村基层的人们，在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中期，虽然终日劳作，仍然艰难地度日，不得富裕，有的甚至连温饱问题也不得解决。他们对生存状态不是没有思考，不是没有穷则思变的精神，而是囿于一种体制的束缚，一种思想的困惑。体制一改，思想解放，天地为之开阔。就个体而言，吾家父辈，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在探索摆脱贫困的出路，他们曾经几度努力，想让自己成为体面生活的人们，但都在周遭环境中遭到打击和迫害。在那种年代，那样的乡村，生活着两种底层人，一种是“辛苦创造”的人们，一种是“辛苦恣睢”的人们。这两种人们构成前进与倒退的羁绊，富裕与贫穷的折中，人性和劣性的肉搏。前者的奋斗光亮往往被后者淹没或熄灭。本文用两三个故事企图对羁绊、折中和肉搏的终极状况进行书写。

糠粑粑也能致富

对摆脱贫穷的努力与失败，始终是父辈一代人的希望和失望的交替。在廿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交替时期，曾经出现过“三年自然灾害”，或者叫“三年困难时期”，这是指中国从 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在这场危机中，一些智慧的农民开始了他们摆脱危机的努力，家父家母的作为，可以作为这些优秀农民的代表，让人们在总结历史时，做一个参考。

家母是一个裹小脚不彻底的好强女人，干活肯吃苦，总有一股子使不完的劲，在与同辈人的劳动竞赛中，往往有占先锋的可能。而家父半路学种田，对农业不怎么在行，颇有一些商业精明。正是这样一个特点，成就了父辈的“穷则思变”。“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短缺，副食品在农村几乎成了稀罕之物。勤能补拙，家父就在这个危机中寻找生机，开始了做糠粑粑的实践。用少许的麦面和着米糠，让其发酵后蒸出来类似馒头样的饼状食品。这种贴锅的汽包糠粑粑，吃起来非常有口感，虽然比不上纯粹的麦面馒头，在那个特殊的困难时期，却也不失为一种上好的食品。家父家母常常在先一天晚些时候把做糠粑粑的面和好，第二天麻麻亮起床开始蒸馒头似的糠粑粑。净明铺是一个小集镇，每逢单日，远近赶集的人们就在清早汇集在这里，交换着各自需要的物品。我家住在这个小街道的中间靠巷子口的地方，坐西向东临街，丁字形的街口是一个做生意的好码头。天一亮，家父就支起摊子，把冒着热气的糠粑粑摆在临街的门口，南来北往赶集的人们，就把这有一定看像，味道不错的糠粑粑买回家，几分钱一个的糠粑粑，自己食用也可以拿回家送给亲戚朋友。这个不起眼的小本买卖，居然成了家父家母的致富门径。

在自己的家门口，靠自己的辛勤劳作，起五更睡半夜，做糠粑粑买，日积月累，慢慢有了些积蓄。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不断攀升的。家父家母也不例外，他们开始寻思着如何因地制宜地再发展一些家庭副业。他们看好养猪，认为这是一件闲工不带夜饭的活路，再生产和家务劳动时，抽时间就可以完成的养猪劳作，可以成为家庭经济的新的增长点。运气不错，他们养的猪很兴旺，母猪肯下猪仔。从比较效益看，一年中，母猪下的小猪，一窝可以换出不少的钱，比做糠粑粑赚钱来的快。一头猪是养，数头猪也是养，只要人勤快，不愁没有收成。在我的记忆中，家父家母一直没有中断他们的养猪事业。

靠做糠粑粑买这样的小本买卖起底，加上养猪的帮助，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慢慢好起来了。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农业的生产形势好转了，糠粑粑淡出了家父家母的视野，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养猪的活路没有丢。手头有些宽裕的父辈，开始思考如何开启乡村的加工作坊。

家乡最早探寻机械化的人

家庭加工作坊，在父亲看来很简单。他们利用手头宽裕的钱，从厉山镇买回一台轧花机和一张弹棉花的镐子（手动式的弹棉花机子）。这时我家的位置，与供销社调换了地方，原先座西向东的正街口面的三间房子给了供销社，置换到临街当口，座北向南的单边巷子口三间小耳房。当中的一间做堂屋，放一张弹棉花的机子之后，小小的堂屋所剩无几，再也没有置放轧棉花机子的地方了。他们就在原先临街的房子院墙外的西边，盖起了两间草房，作为轧花机作坊。母亲在堂屋招呼着弹棉花的生意，父亲就在轧花机作坊张罗。

轧花机需要动力，父亲土法上马，请来木将用木头做了一个直径3米的大转盘，圆周安上均衡的齿轮，在圆盘中心支起一个轴子，九十度横一个木杠子达圆周齿轮处，这里安装一个小型的木齿轮与圆周上的齿轮衔接。再在大圆盘周边的一个地方固定一根横木，作为马套，仿照驴子拉磨的办法，将马套在马套上，蒙上马的眼睛，驱使马前行，拉动大圆盘转动，横木上小齿轮的转动与轧花机的转轴配套运转，作为轧花机的动力。一个人站在轧花机的前台，把籽棉从轧花机的入口丢进去，轧花机转动的牙齿把籽棉卷进机子，轧花机的原理作用把籽棉一分为二，棉籽从筛子状的漏槽落下，净花卷成筒状，另一个人在这里把净花收取装进口袋。周边的乡亲知道轧花机可以帮助脱出棉籽，又有弹花机配套，把净花弹成白花花的可以做棉系和铺棉衣的可用棉花朵。每当秋后收棉花的季节，家里的这辆台机子就特别忙，两台机子的转动实际上也是经济收入的象征。

弹花机的动力，是它自身带的一个圆盘，安在机身的右前端，人工摇动这个圆盘，就可以带动弹花机中的花鼓，花鼓上密密麻麻的锯齿在飞快的旋转中，把净棉弹成了白花花的样子，魔术般变成一卷一卷的可用棉花。一般来弹棉花的都是老妇人和女性青少年，摇动这个弹花机的转盘，还是有些吃力的。巷子西头住着一个盲人，他力气大，经常帮人干这些活路，挣一角两角的钱，聊补家用。他也帮人操动压面机，挣些零用钱。用现在时髦的词汇，这也是拉动就业。

轧花机和弹棉花的机子在运转中，觉得人手不够，就请了亲戚来帮忙。家父渐渐腾出手来，开始在小河边忙碌他的水轮机事业。利用自然落差，在小河上筑坝蓄水，为水轮机发电做好了准备。从厉山镇水轮机厂购回一台小型水轮机，安装在刚刚筑好的拦水坝上，水流顺着设计好的水槽注进水轮机的涡旋仓，从而推动叶片，巨大的冲击力推动着水轮机飞速旋转。巧妙利用这个转速，发挥两点作用，一是带动一个小型发电机发电，供这个河边的水轮机房和加工厂照明，二是用这个转速直接带动磨面机和整米机，为周边百姓加工米面。

记忆中的这个水轮机房和加工厂，很是繁忙，着实为附近人们方便了米面加工，减轻了人们的劳动强度，节约了人工碾米的体力和时间。过去靠一个个自然村头的石头磨盘慢慢碾米，慢慢磨面的状况得到改观。红红火火了一阵子后，自然消歇了。后来，我问过家父，这个水轮机房和米面加工厂为什么倒闭，家父只说了一句：“人心孬了！”

事实上，是两个重要原因致使其米面加工厂倒闭，一是在小河的上游修了旭光水库，阻断了水流；二是家父在生产队当过会计，被当成“四不清干部”，遭人整治。没有水做动力，没有人来经营，好端端的一个水轮机米面加工厂，这个农村工业化的雏形就这样夭折了。实际上也是前文提到的两种底层人的较量的结果，一种是“辛苦创造”的人们，一种是“辛苦恣睢”的人们。这两种人们构成前进与倒退的羁绊，富裕与贫穷的折中，人性和劣性的肉搏。前者的奋斗光亮往往被后者淹没或熄灭。

对农村机械化的追求，始终是家父的一个梦想。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手扶拖拉机刚刚问世，是紧俏物资，要卖到一台手扶拖拉机，得动用非常的关系。家父知道，关键的事情，找恩人帮忙一定管用。家父就不远数百里跑到武汉去找当年土改时在净明铺工作的工作队长“常政委”，为生产队买回一台手扶拖拉机。“常政委”是家父家母经常念叨的好人，真实名字不清楚。土改那年过春节，大年三十没有米煮年饭，“常政委”看到这个情况，主动用他们工作队的口粮周济吴家。家父家母始终把这种急人之困的恩典记在心里，用这样知恩报恩的思想教育后代，在后代心里播下了感恩的种子。

资本家的外号

在干过七年半民办教师工作后，高考制度改革，我走进了师范深造。家父家母也年迈做不动庄稼活了。前文提到的一个原因，借着改革的春风，父母亲开始了他们带头致富的努力，开了一个熟食店，经营小本生意，也开始了民宿的探索。这也是本文在开头用“民宿的最早探寻人”来叙述家父家母辛苦劳作的缘由。

父母的厚道和实在，加上他们的勤劳，熟食店的生意还不错，与种田收益的比较没有参照系。小饭馆的名气越来越大，净明铺火车站上下的旅客，夏秋两季卖公粮的人们，乡政府职员、火车站和铁路工区工人、粮食转运站职员、供销社和一些公职人员，都是小饭馆的常客，一年劳作下来的总的利润接近万元。乡政府为了树立致富典型，硬把泥鳅拉成了黄鳝长，说家父家母是率先致富的万元户。两个年迈的老年人干这样的营生，要应付这些场面，显然有捉襟见肘的感觉，忙不过来，就请了亲戚来帮忙，换句话说，就有顾工现象。当时，理论界有一个讨论的说法，顾工不超过7个人不算剥削，也就不是资本家。

在基层，浮夸的现象难以避免。泥鳅拉成黄鳝长的虚假思路和普遍存在的“仇富”心理，硬是把个“资本家”的头衔安在家父头上。家父家母心里有杆秤，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看起来生意不错，上门吃饭的人多，但大多都是赊账，连个欠条也没有。“资本家”是空有其名，但客人来喊一声“资本家”来几样炒菜，又不能不应。渐渐地别人喊惯了，家父家母也听惯了，就权当一个假资本家。

净明铺火车站是一个小站，经过这里的客运列车，上落客的时间又都在夜间。周边地方的旅客上车出行要赶夜路，下车回家也要赶夜路。家父家母的小饭馆来来往往的客人，建议“资本家”开个小旅社，以方便赶夜车的旅客借宿。开始，对民宿准备不足，床位没有，有时就用简单的地铺代替；棉系不够，就到左右邻居租赁被褥，租赁一床被子两毛钱。为火车站上车下车的旅客提供简单的民宿，也成了净明铺一道小小的风景。用现在时髦的词汇，这就是“民宿”。笔者想用“最早的民宿探索者”为家父家母“加冕”，以志纪念老人们曾经的辛苦创造和努力奋斗精神。

在家乡，还有“辛苦恣睢”的人们，现在想来，不能完全用鲁迅先生创造“辛苦恣睢”这个词的含义去诠释他们，不能责怪他们的“窝里斗”没有礼貌，更不能用所谓的“仇富心理”去评判他们。特殊的年代有特殊的事件产生，会构成特殊的心理。历史总是会嘉奖辛苦创造的人们，对辛苦恣睢的也是有所褒贬的。

吴仕钊，微信昵称：常兴。社会文化学者，襄阳市委党校退休正县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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