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太广
老孙性格直爽，爱说爱笑，不拘小节，人送外号“孙大炮。”
新中国成立后闹土改，孙大炮年轻气盛，敢打敢冲，工作积极，很快被选拔到乡公所工作。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他进步很快，先后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助理员、社长、革委会主任、管委会主任等职。由于没有多少文化，孙大炮在这期间曾闹过不少笑话，至今仍在流传。
孙大炮当大队党支部书记时，有一次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开口先说一句：“我是个大老粗。”扭头看看坐在身旁的妇女主任，接着又说：“粗不粗妇女主任知道……”他的意思是妇女主任和自己在一起共事，知道自己没文化。顿时，引得大家一阵好笑。
后来，孙大炮当上公社社长。在一次会议上，他拿着秘书写好的讲话稿念，也许是秘书时间仓促，字体了草，在“苦干、实干加巧干”的句子中，把“巧”字一笔拖了，写得像“23”。孙大炮竟念成了“苦干、实干加23干”。然后又自圆其说地讲：“为什么要23干呢？因为一天一夜只有24小时，总得有一个小时要休息嘛！”
县里号召大力发展养驴事业，公社召开大队干部会议进行部署。孙大炮作为社长作动员讲话：“我今天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那就是现在市场上‘马户’的销售量……”与会者听到这里都懵了，什么是“马户呢？不是说要养驴吗，怎么又变成‘马户’了呢？”这时秘书赶紧走到孙大炮后面，伏在他耳朵旁说：“社长，驴，驴……”秘书的本意是提醒社长，那是一个字，念驴，不是马户。社长一听，又重念了一次：“对了，不是‘马户’，是马户驴’……”
有一次，孙大炮在群众大会上念毛主席语录：“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翻过稿纸的一页，接着念：“哦，还有一个吗！”有一次他读报纸，把“打烂苏修乌龟壳”念成了“打烂苏修鸟鳖壶”；把“地痞流氓寻衅滋事”念成了“地否流民寻畔闹事”……
孙大炮讲话不要稿，讲到某些问题时爱激动，讲到兴头上，嘴上的门闩便不把门了。有一次，他批评几个工作落后的人，讲着讲着激动了：“你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搞社会主义你就好好干，要是搞资本主义，你说话，愿意上香港上香港，愿意去台湾去台湾，只要你申请，马上给你开介绍信！”说得公社书记一个劲儿地皱眉头，那时候的人如果谁家有个海外关系都提心吊胆的，开介绍信让人去香港、台湾不就是投敌吗？会后，公社书记问孙大炮：“老孙啊，去香港、台湾，你开的介绍信管用吗？”孙大炮才知道又喷大了。
公社召开有关会议时，一般由孙大炮传达上级会议精神，他经常这样说：“上级是这样传染给我的，我再这样传染给你们，总的来说是要按上级的精神一级传染一级！”公社书记是个有文化的人，不知道纠正过他多少次了，不纠正还好，纠正后孙大炮索性把传达和传染搅和在一起。在会上，他一会儿说是传达，一会儿说是传染，弄得大家哭笑不得。时间长了，爱怎么念就怎么念吧！传染也好，传达也罢，反正意思都差不多，也不是他带什么病菌来传染给大家。
孙大炮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也有一个笔记本。本子上记的都是一些备忘的文字。全公社一共18个大队，本上所写的大队名字没有一个是完整的汉字，有的画符号，有的写象形字，有的写偏旁部首。你还别说，每个大队的基本情况他记得都很准确，包括多少亩土地、多少头牲畜、多少眼机井、多少座桥闸都不会错。
孙大炮农村工作经验丰富，对农业情况熟悉得惊人。比如，他对小麦亩产的测算，估出的产量八九不离十。他只要到麦田里走一趟，就能说出每亩的穗头有多少、穗粒有多少、千粒重有多少克、亩产有多少斤，最后竟然和农业技术员预测计算出来的数字差不多。
孙大炮工作很认真，民本意识很强，也能吃苦。每到下雨天，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他从来不待在机关里，总是挽起裤管、穿上雨衣，扛着铁锨到各大队去转，看看五保户的房子是不是安全，如果发现哪块地积水了，就用铁锨改水。
后来，组织上看他的年龄已接近退休，便以照顾老同志为由，把他调到县农业局当党组书记。他一听火了，说：“我在农村工作了一辈子，老了，让我进城，不去！”他退下来后，一直没有离开农村，在他的小院里不光种菜，还养起了猪、鸡、羊。
编辑：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