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夫 

 10月中旬，笔者与《湖北日报》黄主任一道去采访了湖北阳新县的龙港镇。 

在驱车前往龙港去采坊的途中，笔者真有贺敬之写的《回延安》诗中的感觉：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在这里！

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那也是笔者心头一直神往，精神与感情上一直依恋的地方。笔者对“这块革命老区” 的这种情怀，也是有一定的基因关系的。

在我国波澜壮阔的第二次土地革命时期，笔者的父亲是红军第三师六团三营的司务长。阳新的龙港，江西的修水，大冶的殷祖以及鄂州的前称“颚城”这一大片土地，在国内第二次土地革命时期直至解放战争胜利的前期，就是我党称之为“鄂阳大中心县委” 的活动范围，也是红军第三师(当年习惯称“红三师”) 的活动范围和保卫这块红色土地而喋血战斗的地方。

由于当时的军事指挥权在无产阶级国际代表人物李德手中，他那一套“兵对兵，刀对刀的阵地战” ，把红军力量拼了个伤亡饴尽，因而留下了许多“红色遗址” 。

笔者父亲介绍当年红军队伍与武器配备 是“三三制” ；师辖3个团，团辖3个营，营辖3个连，连辖3个排，排辖3个班，班分3个组，三人共一支枪，每支枪只有3发子弹，一把大刀，一支梭镖（即红缨枪） ，打完3发子弹就靠近身肉搏了。 例如：在阳新“土地堂一役” ，实力不足万人的红三师，又在一连几次战斗减员的情形下，遭遇到了国民党武汉行营驻守咸宁的新编“骑兵第七混成旅” （混成旅的实力是四四制） ，每个单兵就是一骑、一马刀、一马步枪（这型枪身短于其它型号步枪，无枪刺，轻便灵巧） 、一支手枪（快慢机），而且还是双种枪弹型共用。这场战斗的结果可想而知，红三师惨败，伤亡过半。

当时的战斗激烈成度，据笔者的父亲口述：战后我带担架队去救护和寻找溃散人员时，所见到牺牲了的红军战士和死亡的国民党兵的尸体，到处都是，扑满了山头、地垅，山川和田沟里的水一片血红。

笔者的六爷爷也是牺牲在这场战斗里。解放后，六爷爷被中共大冶县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笔者湾里的参加红军的人和民兵自卫队员，在这场战役中牺牲47人(数据源于“大冶县民革命英烈榜档案”) ，甚至出现有的绝户，导致解放后的“革命烈土牌” 没户挂的现象。六爷爷是笔者父亲直接领导下的炊事员，为人忠实诚恳，对炊事员这项工作兢兢业业。

在这场战斗后期溃败的撤退时，笔者的父亲一再提醒这位六叔，丢掉背在背上的行军锅，除了武器，轻装快速撤退。而这位忠实的爷爷却还坚持说：“如果我把锅丢了，到了集中地，拿什么做饭？”

可想而知，溃败撤退的炊食员，还背着笨重的大铁锅，怎么可能避过骑兵的追杀！他老人家没有悟到“战争胜利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 ，只要有人在，就是胜利的保证。

当时中央苏区在王明、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下，导制了红军的败退。最后而转移长征。红三师的师长叶金波，被定为“ AB团” (改组派) 拘杀，后经彭德怀的整编为“红三兵团” ，整编后的红三兵团司令部就设在湖北大冶的刘仁八，就是现在的刘仁八小学内。

如今这里被当地政府建成了“红三兵团司令部” 遗址，成了供人参观仰赏的“红色旅游” 景观。红三兵团这支红色劲旅跟随党中央，毛主席, 转战全国的各大战场，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笔者缘于这种红色的基因，因而对祖辈们为革命事业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地方，有着无比的敬仰和依恋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