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七律，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早期代表作《出都留别诸公》组诗五首中的第二首。组诗自序云：“吾以诸生上书请变法，开国未有。群疑交集，乃行。”盖作于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时年三十二岁。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康有为》载：“（光绪）十四年，再游京师，时以马江败后，外侮频仍，有为惄焉忧之，以为‘中国发愤，只有此数年闲暇，及时变法，犹可支持；过此不治，后欲为之，外患日逼，势无及矣’，于是伏阙上书，极言时危，提‘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而大臣阻阨，格不上达……十五年，离京返粤。”这是诗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较系统地提出政治改良主张，结果由于阊阖九重，虎豹当关，非但上书无从呈进，反闹得满城风雨，“朝野大哗，将逮捕”（王蘧常《沈寐叟年谱·光绪十四年戊子》），最后不得不韬光晦迹，卷铺盖出北京回广东老家。所幸朝中诸公并非个个都是冥顽不化的封建老朽，总还有几位同情并支持他的维新派官员，如宗室、国子监祭酒盛昱，翰林院编修黄绍箕，在刑部任职的沈曾植等。其中盛昱曾“慨然代递”万言书，频留诗人馆宿其家，相知尤深（见康有为《赠盛伯熙祭酒》诗后自记）。诗人所“留别”者，当即盛昱等人。

一介寒儒，叫阍不应，几陷于罪，孑然辞京，若在旁人，难免凄凄惨惨戚戚，形诸翰墨，便有衰飒颓唐之气。好个康南海，不愧是代表当时民族脊梁的爱国匹夫、热血男儿。你看他何等豪雄超迈，竟无半点猥琐之状，起笔即如飘风海雨，破空而至：“天龙作骑万灵从，独立飞来缥缈峰。”飞龙在天，岂可羁勒？而诗人偏自命为驯龙而驭的超人，又想像世间万千神灵，随从呵护，唯我之龙首是瞻，狂矣哉！谲矣哉！但这狂谲之中，正透现出诗人真理在手，当仁不让的历史使命感、政治自信心和领袖意识，极有个性色彩。它不是一句虚张声势，自欺欺人的大话，六年后，亦即光绪二十一年（1895），诗人率领在京会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公车上书”，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天龙”云云，确曾实现了的。当然，作诗之日，他在政治上暂时还处于孤立的地位，他自己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故次句遂以块然“独立”、云烟“缥缈”的“飞来峰”自比。飞来峰，在杭州西湖西北，相传东晋咸和中有天竺僧慧理登此山，叹曰：“此是中天竺国灵鹫山之小岭，不知何年飞来？”故名（参见《咸淳临安志》）。诗人用此自喻，形象地道出了这样一个冷峻的事实：当着一种新的、进步的政治势力突然崛起之时，它与周围的传统、保守的旧势力总是格格不入的，总要经历一段“光荣的独立”。这组诗别首有“高峰突出诸山妒”之句，语本龚自珍《夜坐》诗“一山突起丘陵妒”，并可移用来作“独立”句的注脚。

颔联“怀抱芳馨兰一握，纵横宙合雾千重”二句，紧承上意，顺势正面揭出和摊开自己个人与传统、社会的矛盾对立。一方面是赤子拳拳爱国之心，犹如香草一把，芬芳四溢；别一方面是古往今来，迷雾纵横，守旧的传统势力，笼罩重重——诗人借此处格律要求对仗之便，平列出“内宇宙”（胸中日月）与“外宇宙”（身外世界），构成鲜明的对比，此外更不着一辞，含蕴甚丰，耐人寻味。其意到底是想说“纵有兰一握，其奈雾千重”呢，还是“幸有兰一握，何惧雾千重”？笔者浅见，以康氏之倔强性格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他这里似乎应该是说，一己方寸之间充沛着的浩然正气，实为六合之内充斥着的阴霾昏霭所莫之能御。这一联精彩的对仗，用比兴手法艺术地凸出了自我的忠贤之志和勇壮之胆，使其形象更加清晰、丰满了。

颈联“眼中战国成争鹿，海内人才孰卧龙”二句，又以一联工致的对仗，转而披露自己深重的忧患意识。《史记·淮阴侯列传》载汉蒯通语：“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文选》汉班彪《王命论》唐李善《注》引旧题周吕尚《六韬》：“取天下若逐野鹿，得鹿，天下共分其肉。”自道光二十年（1840）中英鸦片战争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晚清统治者的腐败昏庸，中国积贫积弱，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垂涎争夺的一头“鹿”了。诗人目睹国家危亡，怎不忧心如焚？他这次向光绪帝所上的万言书里，就清醒地指出“（日本）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凡此正是“眼中”句所概括的具体内容。沧海横流的时代，呼唤有能够拯救祖国，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豪杰。然而，四海之内，谁是诸葛亮（“卧龙”）那样的人才呢？上下文皆陈述语气，唯此处用问句提唱，便有摇曳生姿之效，而以“卧龙”自许之意，隐然包孕其中。

遗憾的是，诸葛先生当年高卧南阳，自有刘玄德那样的明主，三顾茅庐，来请他出山；而今诗人不待朝廷下诏征贤，风尘仆仆，主动地从万里之外的粤海炎州赶到京师，欲赴时用，谁料竟吃了老大一个闭门羹，心下如何能平？尾联遂于缴出“出都”题旨的同时，放喉一吐英雄失志，无路请缨的满腔愤懑：“抚剑长号归去也，千山风雨啸青锋。”按以剑喻山，前人诗中早有成例，如唐柳宗元《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诗：“海畔尖山似剑铓。”柴夔《望九华山》诗：“九华如剑插云霓。”宋杨亿《成都》诗：“青天路险剑为锋。”本诗“青锋”，亦将征途上的山岭比作青光射眼的利剑。又按晋王嘉《拾遗记》：“帝颛顼……有曳影之剑……未用之时，常于匣里如龙虎之吟。”诗人既不为朝廷所用，怏怏“归去”，其不平之鸣，遂借“剑”发之。古代士子远游，随身多携书与剑，故“抚剑长号”云云，未始没有一点写实的成分。但结句言孤剑独号一声，顿时山鸣谷应，风雨大作，千山万岭犹如千万柄刺天之剑，风吼雨怒之声仿佛是这剑的森林在呼啸，却不能不说是虚笔造设的意匠经营了。论其势固然有惊天地而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而个中蕴含着的象征意味——吾之愤即天下士子之公愤，一个康有为被排挤出都，必将激发千万个康有为奋袂而起，则又与首句“天龙作骑万灵从”遥相照映，可谓源流回合，气足神完，尤有章法严密周整之妙。

为诗之道，亦犹奏乐：豪竹哀丝，高揭低回，抑扬有致，曲调乃成。此诗四联，首以雄健，继以排宕，续以沉郁，终以悲壮；旋律自高音区起，而后向中音区、低音区递降，最后又回升到高音区；亢爽之中，自饶苍凉，激越为主，杂以呜咽——立体而交响地演奏出了十九世纪末叶代表着中华民族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心声的一曲慷慨悲歌。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云：“南海先生不以诗名，然其诗固有非寻常作家所能及者。盖发于真性情，故诗外常有人也。先生最嗜杜诗，能诵全杜集，一字不遗。故其诗虽非刻意有所学，然一见殆与杜集乱楮叶。”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所论难免溢美。即如本篇，“天龙”“卧龙”，“千重”“千峰”，修辞重复，稍欠推敲，就比不得杜诗七律的浑成而精细。但杜甫虽有“政治诗人”之号，毕竟是诗人；而康有为首先是政治家，其次才是诗人——尽管他的诗在艺术上还达不到杜诗那样的“毫发无遗恨”（杜甫《敬赠郑谏议十韵》诗句）；然而其政治家的气势和魄力，诚能开辟杜诗中所未有之境，不容忽视。章士钊《论近代诗家绝句》评康有为诗云：“黄河千里势无回，雨挟泥沙万斛来。”真正是切中肯綮的会心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