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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文章转自 诗联浙江 微信公众号平台
编者按：上一组《诗教孔见》栏目刊登了孔汝煌先生的《文以化人三启径（之一）》，分三期讨论了杨叔子先生对诗文化的原创性贡献。本期刊登《文以化人三启径（之二）》，立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借鉴西方诗学和美学资源，考察相关的社会文化历史状况，为诗文化的三方面即诗性文化、诗教文化与诗词文化分别作了源流及发展轨迹的寻绎，并突现了其中若干带有规律性认识，使有助于指导相关实践。从诗文化的源头发生及发展初期的历史中又抽象出诗性智慧、审美本体、文化价值与社会功能四个基本因子，认为其间的相互作用与融合建构了诗性文化、诗教文化与诗词文化。本篇也分三期（上中下）连载。
认为诗是纯粹抒情艺术者以文化为可有可无的附加，殊不知数典归宗，诗的文化属性与生俱来。
朱光潜曾详尽辩证了马克思主义元典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前进的三种动力：“1．经济结构即现实基础，2．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3．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参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4页）正是这三种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推动人类历史的前进。从文化视角看，与之相对应的依次应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艺术、文艺、诗、诗词，同属精神文化，其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也存在复杂的相互影响，共同见证并推动着人类的文明进程。诗与人类文化相伴生，不言而喻。这个一般结论还须从诗的创生源头与诗的本质给予历史的证实，以此为基础，从源头上分述三类诗文化的联系与区别，进一步抽象出诗文化的四种基本要素。
一、诗与文化的关系与生俱来
从两个视角来考察。
（一）关于诗的创生源头
学者多认为诗与人类自身一般古老。钱钟书在论诗先于史时指出，诗出于无功利的美感需要，如“穴居岩宿”的野人用来“割鲜之刀，柄雕花纹”，只为“娱目恣手”。“诗歌之始，何独不然”。“初民勿仅记事，而增饰其事以求生动；即此题外之文，已是诗原。”即说初民装飾工具以满足美感天性及用以记事的夸饰之文即是诗的源头之一，亦见“古史即诗”，诗与人类历史生而俱来（钱钟书《谈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3页）。
朱光潜对诗的起源作过全面探索。摒弃了从历史与考古学寻找诗起源证据的方法，转而通过对中国古典诗论从心理学途径即“人类何以要唱歌做诗”来探求诗源。在诗之目的论“诗言志”（《虞书》）、“诗以达意”（《史记·滑稽列传》引孔子语）等的基础上，《诗·大序》进一步概述了诗之创作来由，朱熹《诗集传序》则对“诗何为而作也？”作了更周详的解答：“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又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转引自朱光潜《诗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即明确了由“物”而“欲”而“思”而“言”而“咏叹”而“节奏”的诗歌创作心理顺序。朱光潜由此认为中国诗歌出于表现情感的天性需要而产生。就西方诗歌的起源而言，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得在其名著《诗学》中说：“诗的普遍起源由于两个原因，每个都根于人类的天性。人从婴孩时期起，就自然会模仿。……从头就用模仿来求知。⋯…此外还另有一个理由：求知是最大的快乐，这不仅哲学家为然，普通人的能力虽较薄弱，也还是如此。”（转引自同书第6页）亚里斯多德也是用心理学观点解释诗的起源：模仿求知的本能与求知引起的愉悦。朱光潜由此结论道：“总而言之，诗或是‘表现’内在的情感，或是‘再现’外来的印象，或是纯以艺术形象产生快感，它的起源以人类天性为基础，所以严格地说，诗的起源当与人类起源一样久远。”（见同书第7页）
诗与人类语言一样古老。德国的奥尔格·哈曼曾强调诗是“人类的母语”。（参见陈圣生《现代诗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西汉刘安《淮南子·道应训》中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东汉何休在对《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的解诂中说：“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便产生民间的口头歌谣，成为诗歌的直接源头。前述《淮南子》的一段话是说至今仍听得到的劳动号子起源于原初人的合力劳作，便是最早的诗歌。鲁迅在《门外文谈》第七节由此引申出一段关于语言与文学所自产生的著名论述：“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德国的赫尔德则论述了语言起源于对经验反思的详细过程：有意识、集中注意于某物的形象，辨识其不同于他物的特征，并给以独特的指称（参见陈圣生《现代诗学》第36-37页）《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记载有相传产生于黄帝时代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按：沈德潜《古诗源》，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所载为“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似可以作为诗歌与原始语言相伴共生的参考。
（二）关于诗的本质
诗与文化相伴而行的必然性，还须从诗的本质即诗是什么着眼来认识。正如关于文化概念不易准确定义，关于诗的定义，古今中外，也是人言人殊，大多能反映诗的部分本质属性而又服务于与诗的本质讨论相关的行文需要的目的。且以深谙中西美学与诗学的宗白华的说法为基础作些讨论。他在《新诗略谈》中说：“我想诗的内容可分为两部分就是‘形’同‘质’。诗的定义可以说是：‘用一种美的文字……音律的绘画的文字⋯…表写人的情绪中的意境。”（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7页）杨叔子认为“诗是一种最精练、最美好、最富于高品位的深情从而又最富于能延拓内涵的语言来表达人生感悟与人生哲理。”（《杨叔子槛外诗文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按朱立元所说艺术品就结构层次而言，分为物质实在层、形式符号层、意象世界层，意境超验层等四层次（据朱立元《美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290页）。显然，就诗而言，语言、意象、意境是形式与内容的三要素。对照可知：宗白华所说的用以表写意境的美的、音律性的绘画文字可以“意象语言”四字概括，合而言之，诗是以审美的意象语言表写意境。杨叔子所说，意谓诗是以语言艺术表达人生感悟与人生哲理。意象艺术与意境形而上蕴涵其中，与宗白华说实质相通。为了本文讨论的需要，不妨再突出一下诗本质属性中特殊的思维方式，即诗的原创性智慧；且诗本身还应具备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社会效应的审美内质。于是，笔者认为，诗的定义可以说是：以诗性智慧创造的具有审美共通效应的意象语言表写诗者心中的意境。在这个定义中已蕴涵了“诗的文化”的三个基本方面：与诗性智慧相关的诗性文化；与意象——意境相关的诗词文化；与审美共通效应相关的诗教文化。
综上所说：诗与文化的关系与人类文明历史进程相伴而生、而行，从而形成涉及诗的起源与诗的本质相关的诗的文化系列：诗性文化、诗教文化和诗词文化。这个关于诗的文化系列的存在既是客观的，也是必然的。现在来进一步略说三者意涵及其联系与区别，且本文只涉及诗文化系列的原初状态，其后继的变化与发展待另文讨论。（待续）
作者简介
孔汝煌，男，高级讲师退休，中华诗词学会原理事、诗教促进中心副主任，浙江诗联学会原常务理事、特约研究员，当代校园诗教倡导与践行者之一。著有《鉴湖集》、《诗教文化刍论》。主编有《中华诗词曲联简明教程》、《中华诗教与人文素养》等。
审核：郭星明 邵高锋 黄浴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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