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伤城》到《酒镇》人物形象的发展演变

        ——魏晓婷小说的比较阅读

                  文/张忑侠

     小说人物的形象与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作者对人生、人性的思考和认知。魏晓婷小说从2015年9月出版的《伤城》，到2020年1月出版的《酒镇》，时隔四年零四个月，其人物形象经历了明显的发展演变。

     一、女性主体意识的贯穿与价值追寻

    我早已发现，作家创作都自然而然地从自身认知出发，自觉不自觉地打上自身生活体验和人生经验的烙印。特别是小说，带有明显的性别特征，使小说中的主角也因作者的性别不同而角色地位不同。比如《废都》里的庄子蝶，《人生》里的高家林，《白鹿原》中的白嘉轩，这些小说的主角都是男性，恰恰是因为塑造他们的作者是男性，而使小说呈现出明显的男性主体意识。作为女性作家，魏晓婷的小说从《伤城》到《酒镇》，包括她早期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一枝红杏》《水中花》《槐花蜜儿》《山中月》《白毛女四嫁》等，都呈现出明显的女性主体意识和价值追寻。这些小说中的主角都是女性，这些女一号都支撑着整个小说的结构，贯穿着整个小说的线索，她们的人生与命运轨迹，展示了小说的认知价值和文化内涵。比如《伤城》中女一号夏之妍的人生故事，是整部小说的核心和主体，她的初恋——失恋——再恋——结婚——婚变——离婚——旧情复燃——哗变彻悟——独身自立，这跌宕起伏的命运轨迹与人生结局，很好地表达了作者关于女性现实人生命运与生命价值的思考与追寻。而《酒镇》中的女一号王酒花，在经历了被命运中的邪恶力量损毁名誉、辱没身心、摧残美梦、冷却热情之后，却在人性中善与暖的鼓舞、呵护与帮助下，挣扎奋起，发奋自强，走出一条现代女性的成功之路。这些人物的成功设置与塑造，反映出魏晓婷小说女性主体意识的贯穿，表现出她对女性人生命运的深度思考和价值追寻。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当今男性作家大都把男性作为文学作品的主角去写，女性都是附属品，是配角。似乎很少有男性作家关注当代女性的人生命运，那作为女性作家，就义不容辞了。新时代女性只有自立自强，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天地和理想追求，才能真正活出自尊，人格才能真正独立。

    女性神圣化与男性世俗化的角色定位

     从《伤城》到《酒镇》，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流露出作者明显的主观角色定位意识。以叶蓉蓉的哥哥叶鹏贵、陶家第四代传人陶鸡换为代表的两部小说中的反面角色且不用说，单说堪称“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的《伤城》中夏之妍的老公秦奇：他在处理与老婆夏之妍的矛盾冲突过程中，不是反思反省自己的错误与亏欠，诚恳道歉求得谅解，或者沟通交流尽力弥补，而是强硬冷战，越走越远，以至横生枝节，演出与叶蓉蓉婚外生子这一出无法收场的戏，最终伤害了妻子，摧毁了辛苦经营的婚姻家庭，失去真爱。深究其中根由，都是欲望惹的祸，是权欲、性欲、私欲从根本上掌控了这个身为副市长的男人，使他终至于一失足成千古恨。因此，从秦奇身上表现出强烈的世俗化倾向。即便是夏之妍最心仪的初恋情人高伟，可以说是驰骋商海、叱咤风云的天之骄子，但在感情方面，在心有所属的情况下，仍然与母亲替他相中的门当户对的“对象”周晓彤见面相亲，乃至于结婚又离婚；又因知音难觅难以摆脱精神上的空虚寂寞，竟至于后来“阅女无数”，大有滥情主义者之嫌！从这点上说，高伟也沦入明显的世俗化倾向。再看《酒镇》中王酒花的初恋情人柳德茂，他曾经那么热恋酒花，却在以爷爷柳义振为代表的家族势力打造下，一步步远离恋人，向世俗力量屈服，向家族势力屈服，成为酿酒世家柳家的第四代传承人。可见，从柳德茂身上也表现出鲜明的世俗化倾向。而王酒花最终的爱人陈熹，在心忧柳德茂酒厂生存、真心想帮柳德茂走出困境的仓促急迫下，包装冒牌“凤酒”被抓了现行，给柳德茂和自己的人生都造成了严重影响。所以，陈熹也未能免于世俗化的牵绊。

       与这些还算优秀的男性角色相比，魏晓婷的两部长篇甚至中短篇小说里的女主角身上，却都打上了浓厚的神圣化烙印：《伤城》女一号夏之妍在自己的人生命运中一路退让，一路流泪，本质上却是不断地牺牲自己，成全他人；可以说是“把爱与安稳留给他人，把眼泪与伤痛留给自己”。最终，她的生命也因此而“涅槃”重生，她的人生也因此而坦然宁静。而在《酒镇》中，女主角王酒花的取名已颇显匠心：如她名字所预示，王酒花在历经了命运酿酒似地碾、压、踩、踏、煎、煮、焖之后，终于成为凤柳铺妇女创业成功的典范，也赢得了陈熹真挚而热烈的爱情，把自己的人生酿成了芳香甘醇的生命之花！

     因此可以说，作为一位女性作家，魏晓婷笔下的女主角，大都经历了挫折乃至惨痛的人生，但她们都能用柔弱的肩膀，顽强地挺起风雨人生将倾之大厦，面对这个也许并不友好的世界，用尽爱与气力，绽开女性最美的笑容——用美丽来回答所有的丑恶！从而最大限度地呈现出其小说女性角色的神圣化！

      从生命本体觉醒到自我命运掌控

     魏晓婷小说中的女主角，往往都是美丽与不堪人生的结合体。如《伤城》女主角夏之妍，可以说是内外兼美、表里如一——近乎“完美”的化身，丈夫秦奇又是泰蓝市令人艳羡的政界高层。可夏之妍的人生正是从这光鲜的表皮底下，一步一步溃散，最终酿成不可逆转的命运之殇：丈夫秦奇在浮躁社会种种欲望中失控，轻率滑出婚姻轨道，与第三者叶蓉蓉婚外生子，于是这座由于过度开采而遍体鳞伤的小城也成为夏之妍人生命运的“伤城”。这伤城让夏之妍深味了涅槃的痛苦，其生命本体也由此觉醒——不再做浮华世界男人的“牺牲品”；其生命也因此获得重生——女人也应该去追求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于是夏之妍勇敢地化长痛为短痛，不再煎熬，不再挣扎，果决地与秦奇离婚，去青城那更广阔的天地开启全新的人生。从此，涅槃重生的夏之妍做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足以掌控自己的人生。

       而《酒镇》中的女主角王酒花也是凤柳铺拔头梢的美人坯子，可在命运的阴差阳错中，她与情投意合的初恋情人柳德茂擦肩而过，嫁给了从仪表到精神灵魂皆令人不堪的陶鸡换。于是，王酒花关于婚姻爱情和幸福的所有幻想被眼前不堪的现实一点一点击碎，化为泡影，化为绝望。但她却不曾放弃人生，而是把痛苦和不堪暂且隐忍，为亲人而活，为帮扶老实孱弱的父母和身心病残的哥哥而活，为扶助天真幼小的妹妹而活。在为亲人拼尽全力的奋斗中，王酒花逐渐开悟，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努力开掘出自身潜能，把自己打磨成女性创业成功的典型，真正实现了自身价值，成为自我命运的实际掌控者，最终也赢得了陈熹的爱情。

        从本我、自我到超我的生命嬗变

      奥地利精神医生、心理学家佛洛伊德认为，人的人格分为三个层次——本我、自我、超我。“本我”是与生俱来的人性本能，是生命存在的物质依托；“超我”是对理想境界的完美追求，是道德完善的至高境界；而人的成长过程就是在现实世界中对“自我”的逐渐发现、逐渐觉醒并不断实现的过程。因此，“自我”是人人历经的最漫长的阶段，甚至终其一生都难以超越“自我”，抵达“超我”。魏晓婷小说的主要人物，都可以找到其人格心理阶段性依据。

     先说反面角色：《伤城》中的红脸局长、《酒镇》中的陶鸡换，都被本能的欲望所牵引和掌控，表现出对物欲享受的热衷追求，很难自我察觉、自我反思，所以其人格还停留在“本我”层面，处于人类群落中的低层次；而影响过两部小说各自女主角命运的四个男性——秦奇、高伟、柳德茂、陈熹，他们虽然受教育的层次不同，性情各异，但都在现实世界的不同领域打拼着，在情感领域追求着，都在各自所处场域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已经具有明显的“自我”意识。

      而两部小说中的女主角夏之妍和王酒花就不同，她们在人生风雨和现实伤痛中，饱受命运之殇，却不颓废不放弃，而是以坚毅的生命之火，把自己淬炼成一只绝美的凤凰。夏之妍从伤痛中重生，王酒花从“不堪”中崛起，都走向全新的人生。而这种新生，是以牺牲自己、成就别人作为出路的。恰如“木桶原理”所寓示——现实生活的水，最终都从最低处的那个木片缝隙流出。所以《伤城》中的夏之妍只能含泪忍痛，从丈夫筑就的三角关系中主动退出，让秦奇和叶蓉蓉的“生活”继续向前走；而《酒镇》中的王酒花，先是自觉担起照管把自己人生引入“不堪”的陶鸡换的责任，后又与陈熹推迟婚期，关掉自己的刺绣厂，抵押红奶奶留下的房产，为面临倒闭的凤柳酒厂力挽狂澜，义无反顾地担起柳德茂的责任与义务，等着他回来，把他的厂子、妻子、孩子完好无损地交还给他。

     夏之妍与王酒花，这两部长篇小说里的两位女主角，她们在各自不同的风雨人生与曲折命运中，在本我、自我的交错、牵扯、冲撞、挣扎中经受生命无法承受之重，饱尝命运煎熬之苦，最后把自己涅槃成绝美的凤凰，实现了常人难以抵达的“超我”，完成了生命的嬗变。

      总体看，从《一枝红杏》《水中花》《槐花蜜儿》《山中月》《白毛女四嫁》等中短篇到长篇《伤城》，再到长篇《酒镇》，从都市家庭伦理小说到地域历史文化民俗小说，魏晓婷的小说创作由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思考转入对“现实人生状态与历史渊源关系”的逻辑探寻，其创作视野在不断拓宽，表现视角在向纵深开掘，具备了现实主义的多维度认识价值。

作者简介：

张忑侠，陕西商洛人，宝鸡市作协会员，凤翔县作协理事，在《中国乡村》《考试报》《写作导报》《西北作家》等报刊杂志及网络平台发表作品近200篇，出版诗集《红尘遗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