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仁德，重慶市忠縣人，1952年生，老三屆知青，畢業於四川大學，有《陳仁德詩詞鈔》《雲氣軒吟稿》《新編聲律啟蒙》等專著十餘種。中華詩詞學會二、三、四屆理事，重慶市詩詞學會二、三、四、五屆副會長，重慶市楹聯學會副會長、重慶市文史書畫研究會副會長、詩詞研究院院長，香港詩詞學會首席顧問。

             

【作者前言】这是我2007年的一篇小文，至今已13年了，文中所论现象依然如故，特检出就教于高明。

  诗词是中华民族的国粹，在漫长的民族文化演进过程中，一直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在上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诗词遭到了严重的挑战，但是即使如此，依然处于不断的发展中，民国年间，产生了大量的诗词家和优秀的作品。五十年代后，诗词和所有的优秀文化一起遭遇了空前的浩劫，到了六十年代的“文革”，诗词几乎到了灭绝的危险境地。八十年代拨乱反正后，诗词开始复苏，重新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到二十一世纪初，出现了五十年间从未有过的繁荣，新诗独霸诗坛的格局被彻底打破，诗词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文坛，与新诗双轨并行，现在，谁也无法像当年那样一句话就宣判诗词的死刑了。

  如今的中国，拥有庞大的诗词作者群，拥有无数的诗社或者诗词组织，拥有大量的诗词刊物。诗词作者大大超过了新诗作者，诗词刊物大大超过了新诗刊物，民办的《中华诗词》远远超过了官办的《诗刊》的发行量，诗刊被迫增加了诗词的页码。一批优秀的中年诗人在这里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他们的作品反映了这个时代的变革和发展，给诗词注入了新的生命元素，成了诗词复兴的标志，他们师古而不泥古，出新而不出格，成为诗词复兴的中坚。一个更可喜的现象是，随着网络的出现，诗词有了新的发展空间，在无数网络论坛上，都开辟有诗词专栏，大量年轻的诗词爱好者在网络上互相交流切磋，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一切，都是当年不可想象的。

  但是，诗词的繁荣现象里面却有着太多的泡沫。

铺天盖地的诗词作品中，大多是粗制滥造的应景之作，基本上没有艺术价值可言，有很多甚至只能称为垃圾。

任意翻开一本诗词刊物，扑面而来的就是“庆祝”“欢呼”“祝贺”“纪念”，这些作品基本上只是政治读物，不能给人以艺术的享受，看了也就忘了，我估计除了作者本人外，是没有多少人去反复阅读这些作品的。由于几十年来意识形态对文化的肆意强奸，一些人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思维定式，只要一拿起笔就想到了“政治”两个字，自然而然地就“庆祝”“欢呼”起来（以前还要“愤怒声讨”“坚决打倒”“誓死保卫”等），这样的好处是永远不犯错误，但是却永远也不会写出真正的诗词。有的人习惯于对照日历写诗词，翻开日历一看，五一节到了，就马上写五一诗，接下来就是七一、八一、十一什么的，我把这种人称为“日历诗人”，他们的诗词作品一般都有厚厚一大本，如果把“日历诗”剔掉，几乎就剩不下什么了。这种诗往往今年和去年没什么区别，张三和李四没什么区别。我在八十年代初看过一篇短篇小说，小说虚构了一个故事，说某人创作了《革命歌词三百句》，都是“东风万里展红旗”“继续革命永向前”“胸有朝阳气如虹”之类的词句，专门提供给人们随时随地组合套用，这本《革命歌词三百句》当即得到了领导重视，认为可以大大地推动革命诗歌的创作。这篇小说当然是用来讽刺那些公式化创作的，不幸的是，我从现在的许多诗词作品中仿佛又看到了《革命歌词三百句》的影子。手头正好有一本刚收到的国家级诗词刊物，不妨随手引几句给大家看看：“千军万马改山河，扁担锄头奋战多”“保家卫国去参军，宗旨时时记在心”“灿烂丰碑标史册，光辉伟业耀人寰”，此类语句严格地讲只能是标语口号而不是诗，遗憾的是竟充斥于我们的国家级刊物中。

杭州王翼奇先生乃诗中高人，他讲过一个令人笑不出来的笑话：某公在文革期间写诗“沉痛悼念康生同志”，文革后康生成了反面人物，此公马上转变立场，将原诗一字不动地移植成了“沉痛悼念刘少奇同志”，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类毫无真情实感毫无个性特点的应景之作，实在是对诗词的玷污。

成千上万的诗词作者中，有着为数不少的门外汉，他们对诗词知之甚少，却又热中于高谈“改革”和强调“精品”意识，这真是一道绝妙的风景，想到这些人是那么的激情澎湃豪情满怀，我就捏着一把汗。且不说诗词须不须改革？怎样改革？就算有一万个改革的理由和一万个改革的方案，我想也不是门外汉的事吧。真正登堂入室的人是绝不哗众取宠妄言改革的，他们对诗词敬畏有加，即使要“改革”也是投鼠忌器慎之又慎。这些年我看了不少改革派“走向大众化”的作品，好象看不出有什么成功之处，倒是让人看出了肤浅和浮躁。众所周知，诗词是一门高雅艺术，要想有所成，是必须付出大量心血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虚心向前贤学习，不达到近乎痴迷的程度，是无法感知诗词奥妙的，而一旦痴迷其中，你早就陶醉了，觉得到处都是完美无瑕光彩夺目的珠玉，爱都爱不完，哪里还想去大刀阔斧地“改革”。

当然，诗词和任何文学艺术一样，是需要不断发展创新的，但是，这种发展创新必须遵循它自身发展的规律，就像京剧一样，几十年来也在不断发展创新，可是京剧不论怎么变化，永远都只能是京剧，不能变成芭蕾舞剧。那么，诗词怎样发展创新呢，我以为最好的发展创新就是注入时代精神，反映时代风貌，道古人所未道，言古人所未言。几十年间时代的巨大变化，使我们面对着古人所未曾梦见的全新社会，民族的深重灾难与崛起，道德的惊人沦落与重建，财富的巨大增长与瓜分，科技的飞跃发展与嬗变，国际阵营的裂变与重组，给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如果还是一味的咏叹“骑驴过小桥”之类，的确是太陈腐了。诗人如果能从复杂纷纭的现实生活中获得灵感并写出好诗，就是创新，新者，全新之内容也。可惜的是，现在一些热中于高谈创新的人，却死死地盯住诗词的形式去创新，不把格律毁掉决不罢休，他们的论据是，诗歌的形式一直在不断发展中，从四言到五言再到七言，从唐诗到宋词再到元曲，都是不断发展的铁证。诚哉斯言，但是他们忘记了，这种发展并不是用后者去破坏前者，而是后者和前者并存，直到现在，上述各体都还照样存在着，而且其形式未有丝毫“改革”。主张形式创新的人，舍其本而求其末，就算把《满江红》变成了《满江黑》，由于没有深厚的学养与娴熟的技巧支撑，要写出让人信服的好作品，我看也难。盖因格律在整个诗词创作中只是一个最低层面的要求，工于诗词的人从来没把格律当成束缚。如果老是在一个最低层面上反反复复地争论过去争论过来，实在是白白浪费时间，而且也太小儿科了，何不花点时间去多读几本前贤的经典作品呢？如果真要发展创新，就请在较高层面上，比如境界、性灵、神韵、风骨等问题进行讨论吧。

对“平水韵”的争论，也是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改革派主张用普通话之新韵代替“平水韵”，把“平水韵”说得一无是处，认为当今是普通话推广的时代；传统派则反对用新韵，其主要焦点是捍卫入声字，因为入声一旦消亡，诗词就失去了固有的魅力；还有的既不严守“平水韵”也不用新韵，而是从“平水韵”中选用适合今人阅读习惯的部分。我个人倾向于后者，我不赞成把“平水韵”贬损得面目全非，“平水韵”在今天仍然具有其合理性，其中绝大部分仍然可用，随着时代的变化，其中有一些确实已经不合于今人的阅读习惯，但这仅仅是很少一部分，并不代表全部。对这很少的一部分，前贤已经有了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转，何谓通转，就是把“平水韵”中当时认为不同韵而现在完全同韵的韵部合并使用，比如“东冬”“江阳”“寒删”等；反之，则把“平水韵”中当时认为同韵而现在完全不同韵的韵部分开使用，比如把“十灰”中的“灰恢魁回”等与“开哀台才”等分开，把“十三元”中的“魂婚温孙”等与“元源原园”等分开，这样不就顺利解决了，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以《词林正韵》代诗韵（当然也要有所选择）。近年来开始流行的“新韵”本意一定是想使作者用韵更简单易行，可是我还没看完一页头都晕了，可能我的普通话水平太差，在我看来，“新韵”远比“平水韵”更难操作，不如“平水韵”那么得心应手。其实说到底，用什么韵是自己的个人喜好，谁也管不了谁，你尽可以任意选择使用，而不必去念念不忘地关心人家怎么用韵，不论用什么韵都只是一种简单的形式而已，也就是我上面说的，是最低层面的要求，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写出好诗来让大家信服，这才是硬道理。我估计有的人不论用什么韵都写不出好诗，而有的人却不论用什么韵都能写出好诗，所以，选择什么韵真的一点都不重要，还是多花工夫去研究写好诗才重要。试问，你年复一年的在那里讨论用什么韵，对你写好诗到底有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