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孟繁华

新世纪已经走过了20年，或者说，我们也开始经历一个“二十年代”。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诞生等惊天动地改变历史的大事件，就发生在这个年代的前后。时代的变革，必然带动文学的变革。也正是在这个时代，一个新的文体勇武诞生。这个文体就是中篇小说。1918年，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1921年，郁达夫发表了《沉沦》。而后，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柔石的《二月》、沈从文的《边城》《八骏图》、萧红的《生死场》《小城三月》、徐訏的《鬼恋》、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陆续发表。一个新文体如喷薄的日出，幻化为一个世纪的满天彩霞，成为从那时起至今最有成就的文学文体。这个文体已经诞生百年，经过新中国成立70年，改革开放40年，它不仅没有衰微，反而如日中天，直到一个新的世纪。这个世纪业已过去20年。回顾这20年中篇小说的成就，依然让我们喜出望外情不自禁。任何文学成就都是由具体作品表达的。由是，我挂一漏万地例举评论下述作品，具体呈现这个文体新世纪20年的新贡献和新经验。

毕飞宇是这个时代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他先后发表的《青衣》《玉米》《玉秀》《玉秧》《家事》等为数不多的中篇小说，使他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下中国这一文体最优秀的作家。《玉米》应该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在百年中篇小说史上，也堪称经典之作。《玉米》的成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评价和认识，但是，它在内在结构和叙事艺术上，在处理时间、空间的关系上，更充分地显示了毕飞宇对中篇小说艺术独特的理解和才能。

魏微的小说温暖而节制，款款道来不露声色。读魏微的小说，酷似读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有点怀旧略有感伤，但那里流淌着一种很温婉高贵的文化气息，看似平常却高山雪冠。《家道》是颇受好评的小说。许多小说都是正面写官场的升降沉浮，都是男人间的权力争斗或男女间的肉体搏斗。但《家道》却写了官场后面家属的命运。这个与官场若即若离的关系群体，在过去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如果官场运气不济，官宦人家便有“家道败落”的慨叹，家道破落就是重回生活的起点。《家道》中父亲许光明原本是一个中学教师，生活也太平。后来因写得一手好文章，鬼使神差地当时了市委秘书，官运亨通地又做了财政局长。做了官家里便门庭若市车水马龙，母亲也彻底感受了什么是荣华富贵的味道。但父亲因受贿入狱，母亲便也彻底体会了“家道败落”作为“贱民”的滋味。如果小说仅仅写了家道的荣华或败落，也没什么值得称奇。值得注意的是，魏微在家道沉浮过程中对世道人心的展示或描摹，对当事人母亲和叙述人对世事炎凉的深切体悟和叹谓。

历史边缘经验，是指在主流之外、或被遗忘或被遮蔽的历史经验。但作为重要的文学资源一旦被发现，它将焕发出文学的无限可能性。文学是一个想象和虚构的领域。它除了对现实的直接经验做出反映和表达之外，对能够激发创作灵感的任何事物、任何领域都应当怀有兴趣。当下中篇小说“守成”于边缘地带，正是因为有一些作品在传统创作题材遗漏的角落发现了广阔的空间。比如马晓丽的《云端》，应该是新世纪最值得谈论的中篇小说之一。说它重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当代中国战争小说新的发现，一是对女性心理对决的精彩描写。当代中国战争小说长期被称为“军事题材”，在这样一个范畴中，只能通过二元结构建构小说的基本框架。于是，正义与非正义、侵略战争与反侵略战争、英雄与懦夫、敌与我等规定性就成为小说创作先在的约定。因此，当代战争小说也就在这样的同一性中共同书写了一部英雄史诗和传奇。英雄文化与文化英雄是当代“军事文学”最显著的特征。

对现实的关注，是百年中国文学的一大传统。特别是在经济崛起、文化纷乱的时代，作家将目光投向最为艰难的所在，不仅是良知使然，同时也是文学寻找新的可能性的有效途径。在这方面，青年作家胡学文的《命案高悬》（《当代》2006年6期）是特别值得重视的。一个乡村女子莫名死亡，在乡间没有引起任何反响，甚至死者的丈夫也在对权力的恐惧和金钱的诱惑下三缄其口。这时，一个类似于浪者的“多余人”出现了，他叫吴响。村姑之死与他多少有些牵连，但死亡的真实原因一直是个谜团，各种谎言掩盖着真相。吴响以他的方式展开了调查。一个乡间小人物——也是民间英雄，要处理这样的事情，其结果是可以想象的。于是，命案依然高悬。

《命案高悬》并不是一篇正面为民请命的小说，事实上，作品选择的也是一个相当边缘的视角：一个乡间浪者，兼有浓重的流氓无产者的气息。他探察尹小梅的死因，确有因自己的不检点而忏悔的意味，他也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洗心革面。但意味深长的是，作家“并非记忆中的暖意”是通过一个虚拟的乡间浪者来实现的。或者说，在乡村也只有在边缘地带，作家才能找到可以慰藉内心书写的对象。

没有经过浪漫主义文学的洗礼，或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应该是百年中国文学最大的缺失。我们也有过浪漫主义文学，但这个“浪漫主义”前面是有修饰语的，比如“革命的浪漫主义”。这与法国、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是非常不同的。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发现，与过去我们所经历的浪漫主义不同的浪漫主义文学潮流，正在悄然生长。它们对人性、爱情、历史以及内心欲望的另一种表达，都是不曾遭遇的。

近年来，对八十年代的重新书写正在学界和创作界展开。就我有限的阅读而言，蒋韵的《行走的年代》是迄今为止在这一范围内写得最好的一部小说。它流淌的气息、人物的面目，它的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小说的整体气象，将八十年代的时代氛围提炼和表达得炉火纯青，那就是我们经历和想象的青春时节：它单纯而浪漫，决绝而感伤，一往无前，头破血流。

《入流》构建的是一个江湖帝国，这个王国有自己的“潜规则”， 有不做宣告的“秩序”和等级关系。有规则、秩序和等级，就有颠覆规则、秩序和等级的存在。在颠覆与反颠覆的争斗中，人物的性格、命运被呈现出来。余一鸣后来在长篇《江入大荒流》 中对这个中篇作了扩展，江湖霸主郑守志、船队老大陈栓钱、三弟陈三宝、大大和小小、官吏沈宏伟等众多人物命运，被余一鸣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地表达出来。这些人物命运的归宿中，隐含了余一鸣宿命论或因果报应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决定了他塑造人物性格的方式和归宿的处理。当然，这只是理论阐释余一鸣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小说在具体写作中、特别是一些具体细节的处理，并不完全在观念的统摄中。在这部小说里，我感受鲜明的是人的欲望的横冲直撞，欲望是每个人物避之不及挥之不去的幽灵。这个欲望的幽灵看不见摸不着又无处不在，它在每个人的身体、血液和思想中，它支配着每个人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

小说《漫水》是一个村庄，它没有时间或历史的印记，它更像是一部村志。作家写“漫水的规矩”、写“漫水”作为地名肯定有来历，这些笔致很是散漫，在看似无心中构建了小说的另一种风韵——这是沈从文小说的遗风流韵。《漫水》写了慧娘娘、余公公等人物，这些人物与风土人情一起构成了湖湘大地的风俗画。作家耐心的讲述，让我们看到了前现代乡土中国的另一种状态——它世外桃源的诗意，今天看来竟是如此的感人。

那时的乡土中国还有一个总体性，乡村远没有现在这样复杂，故事还可以在善恶中展开。因此，《漫水》这样的小说， 可以说是对乡土中国最后的凝望。在他那喜忧参半的目光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他对贫瘠却也不乏诗意的过去的眷恋不舍，也看到了他对乡村中国现实的某些不安。那“美丽”的冬日在喜英惨死的吊丧中显得格外惨淡。那就是王跃文对现实中国人文关怀的另一种表达。

现在，刻意标榜的女性文学已经落潮。更多有思考和想象能力的女性作家，业已回到了面对普遍人性而不止是女性立场上的创作。迟子建的《晚安玫瑰》，在表现人性方面所作的努力格外引人瞩目。

《晚安玫瑰》因其故事的复杂叙述得格外漫长。也惟有在漫长的讲述中我们才有可能体悟人性的复杂和东西文化的差异。吉莲娜是另一种文化传统哺育的女性，她内心纵有万丈波澜，行为举止仍优雅从容，那是因为她在忏悔中看到了另一世界的曙光；赵小娥没有这种文化资源，她精神失常恢复后，仍对过去的历史深怀恐惧，她惟一的归宿就是生命价值的虚无。《晚安玫瑰》对人性的发掘虽然建构在虚构的基础上，但它确有直击现实的意义和价值。在一个价值理性不断旁落的时代，迟子建以极端而温婉的方式践行了新的文学想象。如果《晚安玫瑰》能够引领当下文学另外一种走向，那将是文学的幸事。

石一枫的小说是敢于正面强攻的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甫一发表，震动文坛。在没有人物的时代，小说塑造了陈金芳这个典型人物，在没有青春的时代，小说讲述了青春的故事，在浪漫主义凋零的时代，它将微茫的诗意幻化为一股潜流在小说中涓涓流淌。这是一篇直面当下中国精神困境和难题的小说，是一篇险象环生又绝处逢生的小说。

陈金芳的理想是具体的，她不仅要进城，不仅要做城里人，支配她的信念是“我只是想活得有点儿人样”。按说这个愿望并没有什么错，每个人都可以、也应该有这样的愿望。但是，陈金芳实现这个愿望的手段是错误的，她的道路是一条万劫不复的道路，就在于她在道德领域洞穿了底线。她的方式恰恰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难题。石一枫发现了陈金芳并将她塑造出来，这就是他的贡献。

《蘑菇圈》的容量极大，内容充沛又丰富。小说讲叙了机村的阿妈斯炯的一生。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足以让阿妈斯炯阅尽沧海桑田。阿妈斯炯重复的是她阿妈的道路，不同的是斯炯看到了“现代”。但“现代”给她带来的是不适应甚至是苦难。

机村变了，孩子变了，曾经帮助阿妈斯炯度过饥荒，为她积攒了财富的蘑菇圈，也被胆巴的妹妹、刘元萱的女儿拍成蘑菇养殖基地的广告——那是阿妈斯炯一生的秘密，但现代社会没有秘密，一切都在商业利益谋划之中。只是世风代变，阿妈斯炯没有变。阿妈斯炯对现代之变显然是有异议的，面对丹雅例举的种种新事物，她说——我只想问你，变魔法一样变出这么多新东西，谁能把人变好了？阿妈斯炯说，说能把人变好，那才是时代真的变了。阿妈斯炯有自己的价值观，人变好了才是尺度，才是时代变好了。

董立勃的《梅子与恰可拜》，写一个19岁的女知识青年梅子在乱世来到了新疆，她的故事可想而知。梅子虽然长得娇小，但她有那个时代的理想，于是成了标兵模范。在一个疲惫至极的凌晨，险些被队长、现在的镇长强奸。但这却成为梅子此后生活转机的“资源”……

这是一篇充满了“古典意味”的小说。小说写的“承诺和等待”在今天几乎是遥远甚至被遗忘的，我们熟悉的恰恰是诚信危机或肉欲横流。董立勃在这样的时代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显然是对今天人心的冷眼或拒绝。在他的讲述中，我们似乎又看到了那曾经的遥远的传说或传奇。

我注意到《来访者》中的这个细节：他们来到白马寺，寺门已关，游荡中他们发现了一家小酒馆，于是他们走了进去——

这是一个寻常的生活场景，我们曾无数次地亲历，因此一点也不陌生。但这个场景弥漫的温暖、温馨和讲述出的那种精致，却让我们怦然心动——谁还会对这生活不再热爱？充满爱意的生活是患者最好的疗治，也就是庄玉茹走出小酒馆才意识到的“一次艺术疗治”。庄玉茹是江恺走出黑暗的阳光，这缕阳光与其说是专业，毋宁说是她对生活的爱意置换了江恺过去的创伤记忆。

当然，由于篇幅，我不能对更多提供了新经验的中篇小说作出评介。但是，起码下面这些作品是需要、也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毕飞宇的《青衣》、刘庆邦的《神木》、方方的《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林那北的《寻找妻子古菜花》、须一瓜的《淡绿色的月亮》、吴玄的《同居》、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曹征路的《那儿》、葛水平的《喊山》、王松的《双驴记》、鲁敏的《逝者的恩泽》、迟子建的《起舞》、吴君的《亲爱的深圳》、叶广芩的《豆汁记》、东君的《某年某月某先生》 、林白的《长江为何如此远》、张楚的《七根孔雀羽毛》、邵丽的《刘万福案件》、荆永鸣的《北京邻居》、弋舟的《所有路的尽头》、李凤群的《良霞》等等。 这些作品构成了20年中篇小说宏大的世界，建构了新世纪阔大的中国文学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