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邹韬奋苏北盐阜之行

一一纪念邹韬奋先生逝世76周年

          文/周阳生 

   一九四一年三月，国民党当局下令秘密通缉我国著名的革命民主战士邹韬奋，严令军统特务，一旦发现"就地惩办"，并派遣认识邹韬奋的特务头子刘百闵加紧追踪侦缉。值此邹韬奋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之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建议隐居在广东梅县乡间的韬奋经上海取道去苏北抗日根据地，然后转道去延安。邹韬奋接受了周恩来同志的建议，在八月中旬随着来接他的《生活书店》干部冯舒之、郑展启程后好几天才费尽周折地赶到了曲江。

         一，曲江遇险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曲江，特务密布，宪警林立，火车站尤是国民党鹰犬严密注视的地方。郑、冯二人为确保邹韬奋的生命安全，就先计算好去火车站路上所需要的时间，准备赶在火车开车前几分钟一到车站就上车，免得去早了等车引起麻烦。

     第二天，他们在预计的出发时间，临时雇佣了三辆黄包车，冯舒之在前，郑展在后，韬奋在中间，想穿过曲江市区直奔车站，不料这天曲江逢集市，街头热闹非凡，行人摩肩而行，非常拥挤，因赶车心急，韬奋乘坐的车子撞了一个国民党的下级军官，车夫连赔不是，可那个军官蛮横无理，对那个车夫是又打又骂，霎时围上一群人观看。郑展一看情况不好，邹韬奋随时有暴露的危险，就连忙下车把韬奋引出人围，另雇一辆车紧忙赶路，可当他们赶到火车站时，火车早已开走了。但他们不顾拉劝又急忙赶路的举动，引起了一个国民党便衣特务的怀疑。就在他们不得不又雇车往回走的时侯，被那个特务骑着自行车盯上了。怎样才能甩掉这个可憎的尾巴呢？事有凑巧，迎面又来了个国民党下级军官，而且和郑展是同乡，郑展灵机一动，主动迎上去十分亲热地和这个军官打起招呼，叙起乡谊来，一言一行都显得十分熟悉。一时，直弄得那个特务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以为自己发生了"误会"，盯上了自己人，很扫兴地转身骑车就走了，第二天，韬一上车就装着病很重的样子在卧铺上躺下，可刚躺下就有几个气势汹汹的宪兵直朝邹韬奋走来，情况万分危急。

      二，一场虚惊

    几个气势汹汹的宪兵刚走到邹韬奋卧铺前，陪送韬奋的冯舒之连忙取出预先准备好的假证件和医院出具的有传染病的假证明递送给他们检查。这几个骄横的宪兵一听说铺上的人有传染病，急忙捂起鼻子，草草的看了一下证件，连韬奋的脸都未看就转身出了卧铺车厢。这些宪兵做梦也没有想到，卧铺上这位"重病"在身的人，就是火车站门∩国民党当局重金悬赏的邹韬奋。

    火车当时只能通到株洲以南的绿口镇，他们下车后在一家小饭店吃了饭，当晚就改乘汽船去了长沙，次日又乘小木船去南县。在即将进入敌占区的时侯，邹韬奋一行遇到了麻烦，那天他们刚到一家小茶馆坐下来，就有五、六个伪军忽然朝他们跑过来。他们雇的挑夫没经过事面，沉不住气，看到伪军来了，忙把放在店门的行李搬进店里。挑夫仓忙搬行李的举动，引起了伪军的怀疑。这几个伪军就把韬奋和冯舒⊥分别拉到两个地方严加盘查。这一次韬奋他们都按照事前商量好的口往说他们原在香港经商，韬奋是老板，冯是伙计，现在到上海去。将信将疑的几个伪军反复看了证件，又翻检了行李，一边还不停地打量着改了妆的邹韬奋。可是这些伪军一无所获，只得放了他们，一个伪军还顺手拿走了邹韬奋的手表，在这些伪军看来，拿一个"老板"的手表，算不了什么，不过韬奋却受了一场虚惊。

     他们离开小茶馆，走了一段路又乘上了船，在一个阴沉沉的夜晚到达了汉口市郊。他们为了避开日伪岗哨，趁夜步行去汉口市区，因为路途较长，韬奋又没有戴眼镜，拖着象灌了铅似的双腿艰难地走着，到半夜十一点钟才找了一字小旅店住下。不几天，韬奋终于凭着自己的镇定沉着和两个年轻同伴的机敏勇敢，冲破了一次又一次的险境，顺利地到达了上海。

      三，乔扮商人

    沦陷后的上海，成了恐怖的世界。日本侵略者妄想采用恐怖政策镇压沦陷区的人民，许多进步人士在马路上被暗杀。太平洋战争以后，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被日军接管，文化界人士被关进日本宪兵司令部的事件也多次发生。日寇对仅一江之隔的苏北，也更是严加防范，所有交通江岸都有敌伪军警和特务严密地监视，来往行人中遇有他们认为可疑的，有的立即逮捕，有的跟踪暗探。如此，邹韬奋如何才能瞒过敌人的眼睛，安全到达苏北

呢？

     上海地下组织经过和苏北根据地取得联系，约定了邹韬奋过江去苏北的路线。但由谁护送比较稳妥呢？当时有一位华太太情愿伴送韬奋去苏北。和他们结伴而行的还有一位二十几岁的青年妇女，名叫王兰芬，她是专程从苏北来迎接韬奋皈。他们三人临时结成一家，华太太当母亲，邹韬奋和王兰芬当子女，另外还有两个青年交通员引路，沿路有新四军秘密联络站照料。

      邹韬奋动身来苏北是十一月初，他穿上了古铜色的呢袍，戴了顶黑色毛皮筒帽，脱掉了眼镜，装扮成一个商人，华老太太提着一个烧香的香盆，衣襟上挂着一串佛珠，王兰芬穿着布短衫长裤，手上拎个小包袱。可因为邹韬奋高度近视，摘去眼镜后走路不方便，只得又装着有病，由华老太太搀着行走。一路需要开口说话的事情，都由从小在苏北长大的王兰芬去对付。就这样，在上海地下党组织和苏北根据地的周密安排下，邹韬奋有惊无险地躲过了六次盘查，机智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在靖江上了岸，安全地到达了共产党领导的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

      四，三仓考察

   邹韬奋在靖江上岸后第二天就被接往东台县东部的三仓地区。当时，中共苏中区委、苏中区的行政机关和新四军一师师部都驻在三仓周围。邹韬奋到了三仓，见到了苏中区党委书记粟裕和陈丕显，栗裕还任一师师长，韬奋非常高兴地与他们见了面，并受到了苏中区委的热情款待。第二天，韬奋就被送到三仓东部的垦区，由苏中区党委委员、苏中行政公署文教处处长刘季平同负责接待，他与韬奋是抗战之前在上海熟悉的朋友。

      此时，苏中区党委接到中共华中局的通知，说韬奋要在苏中、苏北解放区考察，然后转道前往延安。在韬奋进入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时，正逢敌伪军准备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大小城镇敌伪据点林立，据点里的敌伪军也时出骚扰，大小战斗频繁激烈。苏中的党政机关随着敌伪"扫荡"次数的增多而随同部队隔几天就要转移一次。为此，刘季平同志为韬奋找了一匹马，有战斗时韬就骑上马出发，同战士们共艰苦同欢乐，在苏中区的随军转战，使韬奋对根据地的革命形势和共产党军队的游击战术有了切身的体会。

     在三仓，韬奋同根据地的干部、群众以及各界人士有过不少的接触，他与刘季平同住一屋，能见到前来找刘季平的人士，能听到他们谈论的每一件事情。邹韬奋在三仓还参观过民兵、妇救会、儿童团的活动，参加过一些干部、群众、中小地主的座谈会，接触过一些两面派的乡保长，为了调查研究根据地的情况，他碰到什么人都问，并把了解的情况一一地都记在笔记本上。

     邹韬奋到三仓的消息逐渐传开，有不少人专门跑来看他，和他亲切交谈。一天早晨，一个农民送来一封信，是敌伪据点里一个伪军营长写给韬奋的。这个伪营长在信中说:"以前我是你的读者，现在虽然当了伪军，但还是爱国的"。伪营长想到韬奋高尚的革命情操，相比之下感到内心羞愧，特地向韬奋写信表明他的心思。

     五，真知灼见

   在东台三仓考察期间，邹韬奋的耳病时常疼痛，口角也向右歪，左颊也有些牵动变形，但他仍然坚持参加活动和到通西实地进行考察，他每天都与朝夕相处的刘季平同志谈论自己对敌后敌我双方形势的看法。

    对于"沦陷"问题，韬奋说:“在敌后表面上看来敌伪是占领了一些地方，特别是城镇，但是由于党的政治工作深入群众，深入人心，渗透到敌伪的内部，这些地方实际上并没有沦陷”。

    对于"扫荡"问题，韬奋说:"敌人进行扫荡，我们放弃了一些地方，我军利用敌人后方的空虚，捣毁他们的老巢，我们的势力范围更加扩大，敌人扫荡是越搞越散越弱，我们反扫荡是越包越紧越强。”还段议论也说明了邹韬奋当时对毛泽东同志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实践有了深刻的体会。

    对于"伪化"问题，韬奋说:"敌人在占领区想伪化中国人民的思想，遭到了游击学校，群众组织和广大群众的抵制，伪军组织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中有不少人听新四军的指挥。这就说明日本侵略者伪化工作的失败"。

     邹韬奋还说:"国民党一心对付共产党，他们同日本侵略者相互默契，指使伪军投降为敌效劳，镇压和杀害群众，他们搞的是投降、分裂、倒退。共产党是团结根据地各阶层人士，坚持抗战，实行民主，干的是抗战、团结、进步"。

     邹韬奋还和刘季平同志在议论中，把敌后敌我双方的形势归纳为以下四点:一是占领反占领;二是扫荡反扫荡;三是伪化反伪化;四是投降反投降。他并一再肯定地说:"中国是不会亡的"。

  

     六，"解放了，自由了"

   十二月中旬，邹韬奋在一师师部派的一个连的战士护送下日夜兼程，从东台三仓来到了台北县(现为大丰区)境内。一路上他骑着马，战士随行，沿着海岸向北行进。当走到县城北部时，远远看见一些新四军将士在海边走动，走近一看，他从这些新四军将士中发现了他的老朋友戴伯韬同志，他急忙下马，赶上前去和戴伯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高兴得像孩子似地跳了起来，并连连兴奋地说:"到解放区，解放了！自由了！"

     伯韬把韬奋带到驻地，并立即将韬奋先生已到盐阜反的消息电告了三师师长黄克诚同志。到了驻地后，韬奋不顾日寇正纠集伪军数万人准备扫荡苏北解放区的危险，抓紧机会虚心、仔细地向戴伯韬问长问短，了解苏北解放军的情况，一面问一面还不停地笔记，那神情充满了对解放区的关心和热爱。

     当他了解到苏北解放区还建立了一些小型工业、手工业和运输业的公营经济组织，对发展解放区经济，保障军民的供给起了重要作用。对此，他深深体会到:按照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致对敌和大力发展经济的做法，"抗战必胜"不再是一种信念，而是脚踏实地可以实现的事情。不久，三师师长黄克诚又将韬奋先生接到了师部。此时，新四军军长陈毅得知韬奋先生来到盐阜根据地之后，特地叫人缝制了一件崭新的军皮袍送给韬奋，韬奋非常感动，连连说:"身心都感到十分温暖"。

    七，"我就是邹韬奋"

   邹韬奋到三师师部不久，耳病又发了起来，右耳和右颊感到刺痛难忍，医生根据病情劝他到上海去治疗，待耳病痊愈后再来苏北，然后转往延安。韬奋先生接受了这一劝告。就在还时，日寇和伪军拼凑了五万多人，向苏北解放区发动大扫荡。盐阜区军民迅速进入了反扫荡的准备，调集民兵，转移物资，坚壁清野，堵塞河口，挖毁公路，帮助非战斗人员疏散，为了保证韬奋先生的安全，师部派了一个班，由原来在师部当参谋、当时担任警卫营一连副连长的杨旭亮同志带领，护送韬先生到阜宁(当时为阜东县)东北的大杨庄去隐藏。师长黄克诚亲自交待杨旭亮:邹韬奋先生是一位进步人士，全国有名的救国七君子之一，他患有耳疾，要好好照顾他，保证他的安全。

    到了大杨庄后，杨旭亮把邹韬奋安排在有名的地主绅士杨芷江家里住了下来，杨芷江曾经当过军阀吴佩孚的北平办事处处长，当时是阜东县议会能副参议长，是有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与陈毅军长是非常投缘的诗文之友，为人很有正义感，愿和共产党合作，韬奋和他谈得非常融洽和谐。

     敌人大扫荡开始以后，徐海"剿共"游击副总指挥徐继泰听说邹韬奋住在杨芷江家，就带一个团伪军突然占领了大杨庄，闯进杨藏江的家里。徐继泰对杨芷江说:“我得到情报，邹韬奋先生现住在你家里，我想要看看他，你把他请出来吧！"杨芷江说:"邹韬奋先生没有来我家里。"他怕徐继泰强行搜查，神情有些紧张。见状，徐继泰说:"你不要怕，我不会伤害邹先生，现将我的手枪交给你，如果我伤害邹先生，你就将我打死。"他一面说一面取出手枪递给杨芷江。杨沒有接枪，还是坚决地否定邹韬奋来他家。这时，韬奋正在仅有一门之隔的客厅套间里，他清楚地听到两人的对话，深怕杨芷江受到伤害，毅然地把门打开，挺身而出，冷静地对徐继泰说:"我就是邹韬，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不要为难杨先生！"徐继泰连忙说:"邹先生不要误会，我是仰慕你是震惊全国的七君子，所以闻讯前来拜会，并无恶意"。邹韬奋见状乘机让徐继泰申明大义，为抗日多做善事……"。寒喧后，徐继泰即率兵撤出了大杨庄。事后，杨芷江对邹韬奋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的气概深为敬佩。为防不测，第二天，韬奋先生就转移到了今射阳县的合德镇。

八，"真正的民主政治"

    邹韬奋到了合德镇，又由三师师部队护送他到了台北县(今大丰区)境内戴伯韬他们的驻地。韬奋对伯韬说:"在师部师首长对我很优待，很照顾。就是我的耳病加重了，痛得难以忍受。"伯韬看到韬奋比前次见面时消瘦多了，一边嘱咐他好好休息，一边请医生千方百计地为他治疗。

    经过了二十多天的激励战斗，敌人的"扫荡"被粉碎了，盐阜区军民取得了反扫荡的伟大胜利，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增强了抗战胜利的信心，增进了对共产党和新四军的热爱。邹韬奋也为能迅速取得这一胜利而感到惊奇和振奋。

    一天，地方的开明士绅和商界的头面人物，在一个规模较大的盐垦华成公司，为欢迎韬奋举行了一次宴会。席间，韬奋说:"我这次来苏中地区和盐阜区，看到共产党和各阶层人民有着紧密地团结关系，在大杨庄和合德镇与一些上层人士的具体接触中，我认到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为此而深受感动。"

    当时，敌人对长江封锁很严密，韬奋的病又不能耽误，他在伯韬驻地只住了一个多星期，就由伯韬安排熟人让韬奋和另外几个同志，从海上安全地送到了上海。

    韬奋在苏北，没有能和陈毅同志见到面。那时陈毅已去安徽新四军四师视察，随后就启程前往延安出席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韬奋给陈毅写过几次信，他信中说:"过去十年来从事于民主运动，只是隔靴搔痒，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他还在信中热情地赞扬:"今天我真正的了解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绝不是只有形式上的寒喧请客，而是和各阶层人民结成生死之交。在这次战斗中，敌人用这样强大的兵力扫荡，可是共产党新四军和所有民众团结一致，互相保证，坚持不屈，最后取得胜利，这是共产党的伟大成功。"

    苏北之行给邹韬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之后他在病中口述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此次在敌后视察研究，目击人民的伟大斗争，使我更看到新中国光明的未来。"遗憾的是韬奋先生因病魔对他的催残，沒能写出早已在他考虑之中的《苏北观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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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韬奋，生于1895年11月5日，卒于1944年7月24日。原名恩润，乳名荫书。1922年在黄炎培等人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编辑部主任，开始从事教育和编辑工作。1926年接任《生活周刊》主编，以犀利之笔，力主正义舆论，抨击黑暗势力。

     九一八事变后，韬奋在上海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1936年11月22日，他与沈钧儒等七人被捕，酿成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后来，在宋庆龄、何香凝等社会名流的强烈反对和声援下，7月31日，国民党政府被迫释放了七君子。

    邹韬奋出狱后，辗转重庆、汉口、香港、苏北等地继续开展爱国救亡工作。1943年因患脑癌秘密返沪就医，第二年不幸逝世于上海医院(今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终年49岁。

    邹韬奋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予他很高评价。党中央给韬奋家属的唁电中说:"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

     毛泽东主席于1944年11月15日写到:"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朱德也挥笔写下了"爱国志士，民主先锋"的挽联。

     2009年邹韬奋被国家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国家并以邹韬奋的名字设立了"中国韬奋出版奖"和"韬奋新闻奖"(后与长江新闻奖合并为"长江韬奋新闻奖")这两个奖项分别是出版界和新闻界的最高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