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潜入式”创作姿态，物我皆著我之色彩

咏物诗与一般的叙事、抒情类的作品颇有不同，它以外在于创作主体的“物”为吟诵对象，存在两个“主体”，即作为创作主体的作者本身和作为表现主体的对象物。因此，在咏物诗的创作过程中，有一个“创作姿态”的问题，也就是这两个主体在创作过程中及作品完成后应体现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包含两个阶段，第一，作者创作时，自身与对象物之间是什么关系？第二，作品成形后，作品中所体现的主体与对象物之间是什么关系？其实，前者是观照方式，后者是具体呈现，它们共同构成了咏物诗的创作姿态。创作姿态决定了作者构思方式以及创作过程，对咏物诗的总体风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诚如清人李重华所云：“咏物诗有两法：一是将自身放顿在里面，一是将自身站立在旁边。”咏物诗的创作姿态，受主“物”或主“情”的影响，大抵有“旁观式”和“潜入式”两类。所谓“旁观式”创作姿态，概言之，就是作品成形后见不到创作主体的影子，作者创作时也不曾将自己的主观心理体验寄寓于对象物之中，主体与“物”互不相干。如花间派词人毛文锡的咏物词，率多应制，以雕章琢句、绘影图形为能事，这种创作姿态于艺术性或许可圈可点，于思想性则泛善可陈，故而在北宋以后，就已经日渐式微。咏物诗的主流，当是“潜入式”创作姿态，即当其咏物之际，创作主体的情思神理沉潜于对象物之中，自我与物融为一体，直追庄子所谓之“物化”。刘道平先生的咏物诗题材既广，但多以“潜入式”为基本创作姿态。如《芦苇》：

满身刀剑又何如？根植薄沙成野芜。

无奈寒秋生白发，低头纵任北风梳。

这首绝句以芦苇为吟咏对象，但作者在创作时触物感兴，将自身与芦苇相融，把“我”（或谓“我”所代表的退休公务员群体）化入到对象物之中，以芦苇的物象展示自身的形象，含蓄地发出了一声对于世态炎凉无可如何的喟叹。在作品里，芦苇与“我”之间多有共性也是促成作者“物化”的主要原因：芦苇“满身刀剑”，“我”也是铁骨铮铮；芦苇处“野芜”之远，“我”也离庙堂之高；芦苇“寒秋生白发”，“我”也廉颇老矣；芦苇低头一任“北风梳”，“我”也对一些现象没有了处置权。王国维曰：“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这首绝句中，“我”与芦苇，处处相融相通，不沾不脱，不即不离，是“潜入式”的咏物佳作。

1. 如俞琰《咏物诗选自序》曰：“古之咏物，其见于经，则灼灼写桃花之鲜，依依极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凄凄拟雨雪之状。此咏物之祖也，而其体犹未全。”按：《四库全书总目》则认为，屈原的《橘颂》是咏物诗的发源，其《咏物诗提要》曰：“昔屈原作橘颂，荀况赋蚕，咏物之作，萌芽于是，然特赋家流耳。汉武之《天马》，班固之《白雉》《宝鼎》，亦皆因事抒文，非主于刻画一物。其托物寄怀见于诗篇者，蔡邕《咏庭前石榴》其始见也。”

2. ［清］俞琰：《咏物诗选》，成都古籍书店，1987年版，第2页。

 3.《咏物诗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八，第1453页。

4. ［晋］陆机：《文赋》，《中国古代文论作品与史料选》（孙敏强主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1页。

 5.［清］李重华：《贞一斋诗说》，《清诗话》（王夫之等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930页。

6. 王国维：《人间词话》（徐调孚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页。

二、以热心肠冷眼观世，缘真情言大志

德国诗人狄尔泰在《哲学的本质》里说过：“诗是理解生活的感官，诗人是明察生活含义的目击者。”一个优秀的诗人不仅仅是用修辞性诗句建构世界的人，他还应该是清醒地洞察这个世界的思想者，他绝不会和这个世界保持浅薄的暧昧关系，而会用一种冷眼旁观的精神姿态，透过现象捕捉到本质的意义。咏物诗以“物”为书写对象，但“物”只是作品外在的躯壳，是作者抒情言志的媒介，情与志才是作者的创作主体之所在。咏物诗的创作者尤其需要具备哲学家的冷静的敏锐性，深入发掘“物”的情志内涵，其作品才能在当前浩如烟海，粗制滥造的咏物诗中脱颖而出，打动读者的心灵。

从刘道平先生的咏物诗来看，他具备这种“冷静的敏锐性”；同时，他关注社会，关心民瘼，具有诗人的热心肠。在创作咏物诗时，刘道平先生总能从平凡的事物中发掘不被人察觉的寓意，将之阐发于诗句，从而含蓄地影射某种社会现象，读来让人会心一笑，并从中受到启发，达到“寓教于诗”的艺术效果。且看《咏竹》：

拔节青山入翠薇，虚心惯见白云飞。

何如一旦成长笛，便喜人间横竖吹？

这首咏竹，稍稍用一点想象力就可以发现作者的用意是在以竹喻人。前二句写的是自然状态下的竹，它生长在青山之中，与之相伴的是云舒云卷，这个时候，它是“虚心”的，甚至还透露出一种青涩的诗意。后二句笔锋一转，这株原本僻居山野的竹，一旦因为“虚心”被挑中，制成乐器“长笛”，那身份地位自然迥异当初了。“便喜人间横竖吹”，“吹”字一语双关，既指竹笛本身的特性，吹才能响；也指由“竹”而“笛”的那个“人”的表现。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读者至此也已心知肚明：这首咏物诗暗讽了在基层时表现得虚心诚恳、扎实肯干，而一旦身居高位就满嘴跑火车，讲空话，不作为的某些领导干部。与《咏竹》同一机杼的还有《花椒》：“曾经忍刺度青春，高挂枝头香可闻。一着紫袍开口笑，含珠吐玉更麻人。”竹笛是“吹”，花椒则是“麻人”，怎么“麻”？当然是麻领导之肉、麻群众之心而已矣！这两首所咏之“物”虽异，但主旨却一，都直指某些干部不思进取、蜕化变质的不良现象，尽管这类讲空话、善吹捧的官员坏不了大事，但对于执政党的形象也会减分不少，值得警醒。如果进一步思考：熟谙体制内规则的作者为什么一而再地创作此类作品？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某些干部“一阔脸就变”的现象？作者没有给出答案，他只是给读者设置了一个思考题。有问有答，不是诗法。

“诗言志”“诗缘情”是中华诗歌的两个基本的诗学命题，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基于“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的观点，又明确地提出了“诗缘政”这一诗学命题。当代学者王长华、易卫华认为：“《正义》的‘诗缘政’说是一个结构极为缜密的理论体系。它以‘非君子不能作诗’和‘诗人救世’来支撑‘诗缘政’说的合理性，又以‘持人之行，使不失坠’和‘文刺前朝，意在当代’来考查‘诗缘政’的作用，既有理论的提出，又有实践的检验。”作诗者，由“小我”之“缘情”“言志”进为“大我”之“缘政”，不仅仅是创作理念的转变，更是作者人格价值的提升。而刘道平先生咏物诗的主流，正是这类“缘政”之诗，它们以“小我”为基础，缘真情、言大志，充分表现出“大我”的责任意识和社会担当。“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具有这种意识和担当，作者才会选择情志内涵深刻的咏物诗作警钟之鸣，期待诗歌这种“缘政”的“劝喻”“美刺”传统能对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刘道平  1956年生，四川平昌人。曾任四川省人大副主任。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