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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孩子，我们并不只是活在我们所属的时代里，我们身上也扛着历史，不要忘记你在这个房间内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曾经是崭新的。
——乔斯坦•贾德
（一）
提笔我首先要感谢一个人，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张靖，（原任聊城工校副校长），我的文学引路人。他的老家和我在一个村上，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蒋官屯镇大孟营村。他看到了我发表在网络平台和《山东商报》上的《南下 南下》和《家乡的沃土里有你的碧血丹心》两篇文章，问及我家里南下亲人的情况，并提及他的叔祖父张宗谦（原名张廷维，建国后任河南省开封市市委组织部部长）和我的三位曾祖父——孟筱澎（建国后任湖北武汉市市委书记）、孟景侠（建国后任贵州省铜仁市地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孟振月（建国后任贵州省石阡县县委书记，政协主席）都是一个村曾经的革命战友，也是一起南下的老干部，并告诉我他们的英名在《聊城县志》、《中共东昌地方史》都有记载。他赞许我有这样的情怀去书写，鼓励我继续挖掘南下革命者的故事并愿意为我提供帮助。
去采访烈士于化民的后人就是张老师的提议，因为他的叔祖父张宗谦是烈士于化民任筑先县敌工部长时的干事。1983年春，原聊城县委党史办邀请南下的老干部们回到家乡，在光岳楼南招待所写回忆录，一些烈士或革命者的后代逐渐熟悉，因为老一辈们曾经出生入死的情谊，他们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多年来一直不曾断了联系。
在拟写采访提纲时，我并不知道于化民烈士在聊城的影响，当我想看看网上是否有关于于化民烈士的报道，想提前做点功课时，才发现网上有不少关于他的文章，链接一打开，我猛然间感到一种冥冥中的天意！原来2020年4月19号谷雨那天，我跟随聊城市诗人协会去韩集采风时，我已经站在过于化民烈士牺牲的地方，“六•二七惨案”烈士纪念园！只是那时的我只把烈士当成了一个名字，一个有名有姓的人，而从不曾想过他有怎样的家庭，他是否留下了后人，他为何参加革命，不惜冒着杀头的危险……由此我也想到作为一名教师，如何用英烈的故事去激励今天的孩子们，如何让牺牲的烈士们充满血肉，形象鲜活地生动起来，让学生们意识到烈士就是生活中的人，身边的人，如何去打动孩子们的心，让他们更好地传承烈士的遗志，珍爱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
（二）
2020年6月13号，一个凉爽的夏日上午，张老师带我走进烈士于化民后人的家，位于聊城城北的于庄新村，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见到了于化民烈士的遗孤于呈祥老师，原聊城市一职专退休教师。八十岁的老人，红光满面，身康体健，思路清晰，“感谢父母给我的好身体”，见到我们老人热情洋溢，“张靖的二爷爷张廷维是我父亲的老部下，敌工部的干事，人非常好，长的也帅，那时候经常在我们村附近工作，曾经跟着父亲来过我们的家，也在我家住过。”看着他们亲人般热络地寒暄、问好、说话，我的眼睛湿润了，老一辈人的情谊如未曾干涸的河流，依然在岁月的长河里流淌……
张老师介绍了我们家的革命历史，当于老师听说南下干部孟筱澎、孟景侠、孟振月三兄弟都是我的曾祖父时，他说“我前几天刚刚给你的孟庆扬爷爷（原聊城市东昌府区法院院长，孟筱澎爷爷的儿子）通了电话，聊城就这么大的地方，当时革命者都有联系，我父亲和孟筱澎、张宗谦、孟景侠就是在茌平的丁块联中认识的。他们都是接受了抗日爱国思想的进步学生，在以后的革命工作中，他们又成为了战友，父亲还安排孟筱澎去北杨集乡工作……”
于老师拿出了他珍藏的烈士证，于化民烈士的照片和一些刊登着有关烈士事迹的各种书籍、报刊让我们看。于化民烈士的照片拍摄于民国31年12月25日，是在聊城的真如照相馆拍摄的。按时间推算，应该是烈士牺牲的一年多前。照片中的于化民烈士，眉清目秀，有着读书人的温和儒雅。我没有想到的是在于老师这里能看到关于烈士最原始的回忆文字，那一叠厚厚的复印件是烈士的部下，战友手写的回忆录，这让我如获至宝。这是当年聊城史志办组织健在的老干部自己写、或者通过信函来往，采访烈士家人，战友，同乡整理出来的有关聊城英烈的回忆材料，于老师让我看到的是关于于化民烈士的那一部分，这第一手材料是最真实的记录烈士的文字。
“我记忆中的于化民同志是个文质彬彬，白面庞，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细高挑身材，约一米七八，见人微笑，不爱多说话。开会时从不先发言，每次发言总是有条有理有总结性的，是一个善于思考问题的人。该同志作风正派，和善待人，生活艰苦朴素，是个讲求实效的人。当时我是县委委员分工政权、武装斗争，而于化民分工党委、敌工部的敌工工作，由于分工不同，提不出更多具体实质性的材料，我建议可找下张宗谦同志，当时他是县敌工干事和于景周同志，于化民的老乡，他们可能比我知道的多。”
上面的文字是1989年元月19号，已经离休的张侠写的关于于化民烈士的回忆文字。张侠1941年4月起任筑先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县大队长、县委委员职务，他在任期间领导聊城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后来在河南省计划委员会任党组成员、政工处、人事处处长等职务。
“化民同志受过良好教育，虽出身富贵，绝无纨绔之气，具有满腔爱国热情，在党和组织培养下，践行了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终生的不朽誓言。”建国初期，曾任武装干事的张宗谦这样评价他的老领导于化民烈士。
“关于烈士化民的事情，据我了解的介绍如下，（1）入党时间是1939年8月1日。（2）在地委工作的时间，是1939年冬天到地委去的，1941年夏来聊城县委会，时间约有一年半左右。他参加革命的经过是：我1939年夏从张耀南部回家后，俺二人即经常在一起谈话，谈当时的国家问题。他不满国民党的所作所为，骂他们不抗日，吃党饭，穿党衣做官当老爷。谈当时天下形势，凡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人都应该起来抗日救国，抗日高于一切，抗日是长期艰苦的，我们必胜，日本必败……等问题。”这是8月5号于化民烈士的老乡于景周（又名鲁农，后任聊城县第一任教育局局长）写的回忆文字。
于化民烈士，1920年出生于北杨集乡于庄村一个富裕的开明家庭，先是就读于王官屯小学，后考入聊城闸口南的教会学校——文德小学。“父亲聪颖好学，写得一手好字，参加革命后开会时的会标都是他写的”于老师特意强调。1934年于化民以优异成绩考入省立聊城二中，被编入十九级二班。七七事变后，聊城城内不能学习了，范筑先指示学生可以向西南坡里或东北丁块联中去上学。二中解散，于化民辗转到丁块联中读书，在此结识了孟筱澎，孟景侠和张宗谦等一些进步学生，接受了抗日爱国思想教育，后因战事紧张，学校解散，辍学回家。在家期间，经常和族人于景周在一起谈论抗日救亡和国民党消极抗日等问题并进行一些抗日宣传活动。
“我父亲曾用名于震寰，于浩，《聊城教育志》和《聊城市民族宗教志》史志上介绍文德小学优秀毕业生时，说的“李振环”，系烈士于震寰之误，你一定想着帮我纠正过来！”于老师叮嘱我好几遍。历史是国家和人类的记忆，我们尽己所能还原、保持历史的本来模样，这是一种基本的态度与尊重，无论他是一个伟人、烈士、英雄抑或一个普通人。
（三）
德国历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人的历史》里说“历史不时表现为一团乌七八糟的偶然事件，像急转的洪流一样。”
当我坐在于老师家的客厅里，我深深地感到了历史的不确定性，就像一个任性的孩子，向前走着走着，突然随意拐入一个胡同，一个街角。其实很多时候，一个人的偶然一念，便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那些站在时代前沿的人，也就无形中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像一条原本奔向大海的河流，偶然间被沙漠无情地吞噬…… 那偶然的，我们往往称之为命运！
“如果那天我父亲在家过了端午节，吃了包子再走，就会躲过六•二七大惨案。”一提起英年早逝的烈士父亲，于老师的眼睛就红了。“1944年，农历五月初三，我父亲和敌工干事张宗谦一起回于庄村。我的奶奶让他们过了端午节，吃了包子再走。因为我们家是好户，家里有两囤麦子，我父亲却说，县府工作忙，要回县委开会，离不开，非走不可，饿着肚子就走了，回去就遇到了六•二七大惨案”。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段历史，我查了一下万年历。1944年，农历甲申年，闰四月，端午节是6月25日，周日，6月27日，是农历初七，周二！就在这一天，日伪军四五千人对我茌南革命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杀害了我们134名干部群众，即“六•二七惨案”。
于老师的话印证了敌工干事张宗谦1992年元月8号写在开封市黄汴河干部休养所《回忆于化民烈士》上的文字。“至端午节的前一天，他说要回县委机关开会，我因工作未完，又知县委会期在节后，劝他过节后再走，他说`这些天咱都在德民同志家，他家非常好客但不富裕，如咱都在他家过节，一定会使主人作难，好在余下的工作不多，我可以先走’。想不到化民同志和我这次话别，竟成永诀。”
我一直在想，烈士为什么不在家过了端午节再走，革命工作再忙，也不差一顿饭的时间，再说张宗谦已经说了县委会在节后。我想烈士的心里一定是不愿意留下，不想留下或者吃不下这顿饭，才饿着肚子回韩集县委的吧！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烈士当时的家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当我问出采访的第一个问题，“烈士牺牲时，您有多大？”看着于老师瞬间盛满泪水的眼睛，我知道这是一个悲情的故事！从他的诉说里，我明白了什么叫牺牲。在战争时期，在革命的年代，甚至于在我们生活的今天，男人们抛头颅、洒热血、战死沙场为国为民叫牺牲；而还有一种牺牲，是他们背后家人的牺牲与默默地付出，这种牺牲看不见伤口，看不见流血，却一样悲壮，一样感天动地！
“我的母亲叫胡大东，端庄贤淑，也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当时我们这里是敌占区，父亲干革命，常常几个月不能回家，最久的一次两年没回来，爷爷看不下去了，于是去找，政府的人说一定催他回家看看。父亲回来的时候，一般都带两双鞋，走一段路就换一双，怕鬼子汉奸顺着脚印跟到家里来。我母亲知道他做的是掉脑袋的大事，整日为他提心吊胆，夜不能寐，由于长时间担忧害怕，忧劳成疾，撇下两岁的我于1942年4月病逝家中，年仅28岁。”
我无法揣测烈士与妻子的感情，但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即使再寡淡的婚姻，面对因为自己早早离世的妻子，面对嗷嗷待哺的幼子，面对父母亲头上的白发，心里也一定是难过的吧！何况他与她未必如此！
当妻子离世之后，家人、战友都劝于化民再婚，以分担家庭劳务。以他的家庭条件，个人条件，挑挑拣拣再找个未婚的姑娘都不是问题，但是他却说“干我们这革命工作的，头在肩上背着，不知道哪天掉下来，还是等抗战胜利了再说吧。”这样的话里蕴藏着一个大丈夫怎样的深情与缅怀，这样的话里藏着烈士对信仰的坚定与执着，这样的话里也透露出他对牺牲早就做好的准备……只是儿子再也等不来父亲的拥抱与疼爱！
我想，那天烈士离家时，一定深情地看了一眼自己的母亲，一定紧紧地抱过那个哇哇大哭和他生疏的儿子，一定一步三回头地回看过目送自己的父亲，他一定满怀着歉意，眼里含着泪水，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家门，饿着肚子走回了韩集县委驻地。这一去，便再也不曾回来，这一去，便是天上人间的永不再见！
（四）
我一遍遍地阅读烈士的战友、部下亲笔写下的回忆录的复印件，他们饱经伤痛的回忆如此鲜活，曾经的峥嵘岁月历历在目，宛如昨日。我仔细核对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在字里行间寻找，看他们是否能相互印证彼此的说法。不知道是不是时间让当事人记忆模糊，关于于化民烈士的牺牲时间我至今不敢确认，这和于老师的想法是一致的，他也认为父亲的去世日期应该在六•二七惨案之后的一到两天之间。
在1992年8月出版的《张侠与筑先县抗日民主政府》这本书里，关于于化民烈士的牺牲是这样写的，烈士的牺牲时间就在“六•二七惨案”发生的当天。
1944年6月27日一早，东方天刚刚放亮，侦查员急急忙忙跑来报告说，“城里的敌人出来了，方向是朝我们来的。”张侠连忙召集起县大队和各中队的领导干部作安排“如果敌人来的不很多,我们就打。如果他们人很多，我们打不赢他们，就往北面撤退。”但是敌人行动很迅速，没有多久便来到了王楼村南，来的主要是伪军，治安军和伪警备大队的人。这时候，聊城的日本兵已经很少，但也配合伪军一起来了，日伪军加在一起大约1000多人。
战斗刚一打响，敌人的火力很猛。张侠见日伪军人多，打不过他们，便命令队伍向北撤退。结果东、西、南、北四面都来了敌人，这是四县的敌人串通起来进行合围了，四个方向的日伪军共有四五千人。他们用小炮、机枪不断地向包围圈内轰击，从四面逃来的几千群众，不知如何是好，慌乱成一团，无论往哪个方向跑都有敌人。
“只有背水一战了，打就打吧！”
“明年今日就是老子的周年，老子今天就死在这里了，打吧！”
生死关头，从干部到战士群情激愤，大家并不怯战。子弹呼啸着在空中飞来飞去，几个小时下来，县大队组织了几次突围，都没有成功，不少同志已经牺牲，群众也有很大伤亡。
张侠看到这种情况发出命令，所有人员化整为零，战士以班为单位，文职人员八九个人一组，分散突围，随着老百姓跑出包围圈。但是不久，敌人发现了我们的计划，开始包围逃跑的人群。最集中的一部分，大约有一两千人被截在了茌南的张会所庄一带，县委敌工部部长于化民同志也在里面。日伪军官指挥着将他们重重包围起来，圈子越来越小。一个汉奸头子站出来让大家排好队，然后又像猪一样的嚎叫，“谁是八路？你们快说,不说,统统把你们杀掉!”
但是没有人说话。
几个鬼子端着刺刀'哇哇'地叫着，刺向了赤手空拳的人群，几个人倒下了，鲜血染红了一片片的土地。许多人痛哭起来，扑向了被刺杀倒下的亲人，鬼子的刺刀又向他们刺去……丧尽天良的鬼子、汉奸用机枪、步枪对着人群射击，当场有100多人倒下去了。
这时，只听有人大喊一声“乡亲们，我们不能这样等死，跟我往外冲啊！”这是于化民同志的声音，洪亮的声音喊醒了吓懵的群众，茌南四区农救会主任杨先民同志也大喊一声“乡亲们，冲啊！”便带领大家迎着敌人的刺刀、枪口向外冲去。敌人见群众向外冲，便端起刺刀，对着群众乱砍乱刺。于化民同志为了保护群众，接连被敌人刺了三刀，近视镜也被打碎。他忍着剧痛，带着满身的血迹，带领部分群众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但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他正在路上跑着，遇到了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董毅民同志，见他满身是血，负了重伤，便背起他继续向北村口的民宅中跑去，敌人在后面紧追。
于化民怕连累同志，说，“毅民同志，你不要背我了，你快跑吧，要不咱俩都要死在敌人手里。”“不，死咱们也要死在一起”“这又何必呢，保存自己，赶快跑，只要能活着，我们就要活下来打鬼子，替老乡们报仇。”说着于化民从董毅民的背上挣脱下来，自己顽强地向附近的刘庄走去，走进了一个老大娘家里。鬼子、汉奸很快赶来了，他们进了与刘庄一路之隔的门庄。于化民流血过多，走不动了，敌人来搜查时，于化民被抓去了。
鬼子对他进行了严酷地拷打，审问，打得他几次昏死过去，但他没有向鬼子说一句话，残无人性的鬼子便将他用绳子捆起来，扔进水坑里。怕他漂上来，又用红樱枪将他插进水底，活活将他折磨死……
于化民牺牲时年仅24岁！
两天后，筑先县委干部回来后把化民同志的遗体捞出来，装棺埋葬，并在当地召开了追悼大会。1947年春天，烈士的父亲将自己的儿子迁回家乡于庄，在村东祖茔安葬。
“1944年6月27日，敌人铁壁合围我运东根据地，集结聊城、茌平、平阴、东阿等五六个县的敌伪军，将我县大队困于庄南。随即展开激战，终因众寡悬殊，我损失很大，于化民烈士在这次战役中三处负伤后被困于门刘赵庄东头一农民家中。6月30日，敌人在该村出发，化民被敌人发现，日寇用绳捆上化民，他就在该庄前大坑内壮烈牺牲。于景周1989年12月3日”，这是烈士的同乡于景周写的关于烈士的牺牲情况，时间差了三天。
“于化民同志是1944年6月28日（即六•二七）茌南敌人扫荡，牺牲在门刘赵的。我和化民同志相处是1942年初一直到他牺牲近三年的时间……”“这时于化民同志已被敌人刺了三刺刀，他也跟着跑了出来。他在往北跑的路上，遇到了董毅民同志。化民同志怕他两个都叫敌人追上，叫董毅民先走了。化民同志自己艰难地走到刘庄的一家老大娘家住下。晚上日本鬼子住门庄，这两村儿只隔一条路，站岗的一眼就可看见。第二天6月28日，叫鬼子发现后被捕的。化民同志被捕后鬼子用绳子捆上腰，用一只红樱枪插到水坑里，被水淹死的。李桂臣1989年11月10日”这是时任聊城地区外贸局局长的李桂臣写下的关于烈士牺牲的回忆文字，他曾经和张宗谦一起任敌工干事，他明确了烈士牺牲的时间是6月28日。
“化民跑出后遇董毅民，董背化民走一段时间，于认为不妥，叫董自己脱身，于爬到刘庄一老太家过道中。正好这村儿也住敌人，第二天他爬着出来去找房东要点儿饭吃，被在房上站岗的敌人发现，后又被敌人收捕。”这是1991年10月24日下午，李笃才、冯文德、闫庆华在李桂臣家采访李桂臣时留下的原始资料。事隔两年之后的采访，他再次明确了烈士的牺牲时间，根据这两个记录，烈士的牺牲时间应该是“六•二七惨案”之后的6月28日。
烈士已经安息，烈士的部下，战友大都已经离世，当时的聊城县党史办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收集烈士的信息，今天再去考证烈士的具体牺牲日期已经没有意义，但是通过不同人的描述，烈士的英勇无畏，临危不惧，对事业的坚贞，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历历在目。没有文字记录的历史是苍白的，最泥泞的路最艰难，留下的足迹也最深重。瞿秋白曾经说过“人爱自己的历史好比鸟爱自己的翅膀”，如果不能深刻感触过去，便会辜负烈士为之奋斗的事业，献出的生命！铭记他们，感恩他们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据于老师说，动手杀害烈士的人是汉奸李长禄，好像是茌平丁块乡贾白庄人，心狠手辣，民愤极大，在抗战胜利后被群众打死，没有后人。
2018年，在开发区管委会，社会发展局和北城街道的共同倡导下，为于化民烈士修建了占地面积150平米的烈士陵园，地址在北城街道苏庄村西北的政府公益性墓地里，成为聊城又一处红色教育基地。
（五）
1938年，运东地委干部朱仄等来于庄村及附近工作，半月后，由于于化民同志思想进步，又有文化，字写得好，随即跟他们到地委参加革命工作，同年经北杨集村赵春华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冬，调运东地委宣传部工作，任教育科科长，当时运东地委领导陶东岱（曾任中国林科院副院长）和谢鑫鹤（曾任轻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的材料及机关材料都由化民同志所写，常常工作到深夜。为了配合地委对农村党支部和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化民同志积极撰稿编写党刊《炼钢厂》、《阶级》、《党员》等宣传刊物。促进了党的组织和思想建设。
1940年，化民同志调中共筑先县委（今东昌府区）工作，任宣传部干事，1941年到冀鲁豫区党校学习三个月，学完后，任中共筑先县委宣传部长，1943年，敌工部长刘子华同志调离，又兼任敌工部长、县委委员等职务，经常活动在茌、聊、阿交界一带，发动群众积极抗日。并亲自刻钢板、印传单、办报刊，夜以继日，兢兢业业，不辞辛苦。
敌工部早期是“白区工作部”的简称，抗战时期先后改称“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中央敌后工作委员会”，主要作用是搜集，整理，分析敌方信息情报，指导敌后地下斗争，分化、瓦解和策反敌人。于化民部长经常化装出入敌占区，开创性地开展对敌人的瓦解、团结，安插工作，搜集了大量的日伪情报，为上级的战略部署提供了必要的保证，做了大量分化瓦解敌人的统战工作。因为工作需要，当时派敌工干事张宗谦（化名老边，边二维）到北杨集周堂村与开明绅士结好，并介绍他们加入党组织，使其为党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化民同志亲自到蒋官屯东南伪政权土山寺乡策反有关人员李庆海等七人弃暗投明，加入党组织，为我党积极工作。化民同志派赵聚忠同志（曾任任齐河县长、新泰市长）到聊城城区日伪组织新民会做策反工作，使其会长孙玉忠倾向地下党组织，为我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于化民在工作中善于思考，沟通、应变，他深厚的文化底蕴，朴素高贵的人格如掩不住的光芒，穿越时光而来。为了区分敌人中的开明人士，他别出心裁印制了正面是关公像，背面写着“人在曹营心在汉”的宣传卡，分发给进步的敌伪人员，给他们分析政策，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帮他们看清天下大势，劝他们早日弃暗投明，他的攻心为上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42年前后，聊城天旱歉收，饥荒成灾，县委工作人员吃百姓送来的玉米芯做的饭食，别人都咽不下去，化民同志带头吃，有的同志说：“人家于部长是好户家人，带头吃，我们怎么还吃不下去？”
于老师说父亲工作中原则性强，警惕性高，政治觉悟高，处事谨慎果断。他讲了这样一件事，这与张宗谦在1992年元月8号的回忆文字如出一辙。1943年冬，于化民和敌工干事张宗谦去军分区汇报工作，军分区敌工干事李希进在听取汇报时问道：“土山寺乡伪乡长王成英可靠吗？”张宗谦抢着回答：“可靠，是共产党员。”在汇报完回去的路上，于化民批评张宗谦，“你为什么说王成英是共产党员？这是组织秘密。我们对李希进情况不很了解，第一次见面就对他说谁是共产党员，这样很不妥，假如。。。。。。”张宗谦很不服气的说：“化民同志，你警惕性也太高了，对军分区敌工干部也保密吗？”“这种秘密只能让必须知道的人知道，此外任何人都不能让知道，目前，斗争形势复杂，这是每位共产党员的组织纪律。”张宗谦一路上很不服气，不肯认错。事后不久，军区干事李希进叛变投敌，供出了土山寺乡长是共产党员，日伪军把王成英逮入宪兵队，严刑拷打，灌辣椒水，受尽折磨，后经党组织营救，才幸免于难。张宗谦对此事后悔不已，由衷佩服于部长革命警惕性高，同时也给运东地委机关干部上了一堂现实的保密教育课。经过这血淋淋的现实教育，县委再没有出现过泄密事件。
周店村党支部是我党开展地下工作较好的村之一，有一天地下情报人员报告说，日伪乡公所增加了日本鬼子，据传要来周店村抓人，情况紧急，正逢敌工干事李桂臣和李欣同志来县委驻地刘皋村汇报工作，化民听完汇报后，果断地说：“这一两天敌人肯定会破坏你村党组织，抓我们的党员，今天你俩就不要回村了，说不定你村上现在就有人监视着，你们马上派别人给村上其他党员送个信，让他们做好准备。”正如化民同志所料，第二天一早，日伪军就包围了周店村，逮捕了共产党员李炳春等人。事后，大家都称赞化民同志处理问题果断，分析问题细致，使地下党组织免受了更大损失。
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里，人的生命何其短暂，不是每个人都能以短暂的生命辉映漫长的历史，“生如夏花之炫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这句话最能形容于化民烈士短暂又悲壮的一生了。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自古以来那些留名青史的人，那些被中华民族子子孙孙铭记、缅怀的人，都有满腔的热忱，他们为国捐躯，为民请命，为祖国更美好的未来呕心沥血，奔走呼号，他们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基座，是华夏儿女的中流砥柱！
习近平总书记说“英雄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我们要在全社会树立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良好风尚。对为国牺牲、为民牺牲的英雄烈士，我们要永远怀念他们，给予他们极大的荣誉和敬仰，不然谁愿意为国家和人民牺牲呢？”“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剧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这就是民族脊梁，他们历尽苦难，我们获得辉煌！”就让我们继承和发扬烈士的遗志，牢记他们的精神，为实现新时期我们伟大的中国梦而继续奋斗！
致敬每一位英烈，你们永垂不朽！
作者简介：孟军，笔名若水，女，70后，教师。聊城市作家协会会员，诗人协会会员，原北京某报记者、编辑。在《中国国门时报》《劳动时报》《山东商报》等各报刊杂志，文学平台发表诗歌散文作品多篇。新山东网“齐风鲁韵”专栏特邀撰稿人《江南传媒》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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