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发表了胡适的《论短篇小说》一文和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

这标志着短篇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在理论与实践的层面得以确立，也显示出短篇小说在推动新文学发生和白话文运动中的重要作用。

应该说，短篇小说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并伴随着新文学百年的成长。纵观文学史不难发现，短篇小说总是与文体变革紧密相连。

短篇小说的兴起源于文学革命主张对文体进行彻底性的变革。

胡适认为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茅盾认为“短篇小说的宗旨在截取一段人生来描写”。

这种现代意义上的短篇小说从根本上区别于中国传统的短篇小说，原因在于这种“横截面式”和“片段式”的写作彻底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

而近代报刊业的兴盛则是短篇小说得以发展的重要媒介，相对于长篇小说在报刊需要长时间的连载出版，短篇小说的体量不大，更适宜在报刊上登载。

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将短篇小说这一文体引向了更为“深度”的模式。“表现的深切”与“格式的特别”可以用来概括鲁迅短篇小说所取得的艺术成就。

《呐喊》《彷徨》收录的小说，不仅是鲁迅短篇小说的代表作，更将中国现代小说从起步迅速引向成熟。

此后，茅盾、郁达夫、老舍、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在创作长篇小说的同时，也在探索短篇小说写作的文学价值。他们的短篇经典呈现了不同风格，体现现代短篇小说创作形态的多样性。

进入当代以来，短篇小说一直发挥着用短故事书写时代需求的重要功能。

与长篇小说着力书写重大题材不同，短篇小说一方面可以更为迅速直接地反映时代需求和人民呼声，另一方面也因其较为日常化的表达而更加接近生活本身与人的内心。

短篇小说擅长截取生活的片段来思考人与时代的关系，这是短篇小说独特的文学价值。

新时期伊始，短篇小说得以重生，再一次发挥了转折时期短篇小说反映时代巨变的文学价值。

刘心武的《班主任》被誉为“报春的燕子”，开启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崭新篇章。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短篇小说向着精致化、典雅化、艺术化的方向不断提升，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短篇小说作家。

铁凝、苏童、迟子建、范小青、刘庆邦、毕飞宇、鲁敏等作家创作出了大量当代短篇精品，成为当下短篇小说创作的主力。

按照卢卡奇的理解，短篇小说是长篇小说等宏大形式的尖兵和后卫。

作为尖兵，它表现新的生活方式的预兆、萌芽、序幕;作为后卫，它表现业已逝去的历史时期中最具光彩的碎片、插曲、尾声。

短篇小说既可以总结前一个时代发生动摇乃至分崩离析的事物或观念，也可以表达处于两个时代交汇点上的人们的迷茫、不安和彷徨。

然而正如大多数学者指出的，短篇小说在今天的“式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相比于长篇小说可以轻易依靠宣传引起轰动不同，短篇小说注定是一种“寂寞”的文体。

但值得欣慰的是，在短篇小说风平浪静的背后，依然有不少作家热爱并经营着这个并不显眼的文体。

这倒不是因为每年出版的蔚为壮观的短篇小说集，而是说当我们具体沉潜到每个作家与作品之中，所发现的这些短篇小说叙事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和文学价值。

短篇小说在当代的文学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短篇小说在题材上的不断丰富，特别是现实题材成为当前短篇小说的主要表现对象。

自新世纪以来，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于当下现实，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广阔的现实中来，他们的笔触所及，包含了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像民生、教育、城乡、婚姻、环境等等。

在反映现实之外，历史叙事作为主流叙事之外的一条支流，但它的价值并不因此而逊色。显然，这种直面现实与探索历史的努力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其二，短篇小说文体意识的不断自觉。这种文体意识的自觉意味着作家充分掌握短篇小说技法的独特性。

汪曾祺说的“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影响了无数当代作家对小说语言的认识，甚至影响了先锋文学思潮。

当下的短篇小说在人物、语言、结构上向着精细化的方向发展，在借鉴西方现代小说叙事技巧的同时，以独特的视角切入人的内心感受。

还要提到的是青年作家在短篇小说上的努力。近年来，以80后和90后为代表的青年作家在文坛的崛起已然有目共睹，而青年作家往往是通过短篇进入写作。

应该说，他们的写作相比于前辈，显得更加多元、包容和开放，也因此具有更多的可能和路向。

事实上，短篇小说是很难写好的。短篇小说虽然只表现一个“片段”或“横截面”，但要能“以小见大”，折射出广阔的人生，更要有一气呵成的感觉。

短篇小说在语言上必须精炼，结构要合理，叙事节奏也要张弛有度。这些对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而言都意味着不小的挑战。

但换个角度说，短篇小说的魅力不也恰恰体现在这种速度、力度与难度上吗?而这，也是短篇小说独有的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