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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孔汝煌，男，高级讲师退休，中华诗词学会原理事、诗教促进中心副主任，浙江诗联学会原常务理事、特约研究员，当代校园诗教倡导与践行者之一。著有《鉴湖集》、《诗教文化刍论》。主编有《中华诗词曲联简明教程》、《中华诗教与人文素养》等。

   杨叔子院士“绿色教育”理念与诗教文化观，系统回答了当代中国教育学的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样三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育人方向、目标与途迳等根本问题。本文重点讨论第二层次即培养什么人的目标问题。杨叔子院士是对大学生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首倡者之一与践行者，他在《素质教育：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思想一大硕果》文中，论述“文化素质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本土化创新”时，概要指出了文化素质教育在育人中的指向、目标与途径：“我们深深感到，文化素质教育的作用，既是作为其他素质教育的基础，更是着力于人生价值的取向；从而它的锋芒，针对忽视人文教育，解决好如何做人的问题；它的重点，加強民族文化教育，解决好如何做中国人的问题；它的核心，融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解决好如何做现代中国人的问题。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則‘育人’；分离，则‘制器’。把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也是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潮流。”（《雏论选》〈上〉第130页）我们从这段提纲携领的论述中不难领悟杨先生心目中的育人目标的首要层次是“人”，重点的层次是“中国人”，核心层次则是“现代中国人”。本文即从这三个层次上来讨论认识主题：育人目标。

                              -----作者题记

三、杨叔子“绿色教育”与诗教文化观育人的核心目标：做现代中国人

      杨叔子先生在论述“文化素质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本土化创新”时，指出文化素质教育的核心层次是“融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解决好如何做现代中国人的问题。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則‘育人’；分离，则‘制器’。把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也是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潮流。”（《雏论选》〈上〉第130页）“融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育“现代中国人”也是杨叔子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和“绿色教育”理念的核心。应充分认识相关的三个层次的问题。即科学文化教育与人文文化教育“应该交融、可以交融、必须交融”。“应该交融”的哲理基础何在？为什么“必须交融”？诗教文化如何适应“可以交融”？以与“绿色教育”理念交汇于培育“现代中国人”。

     “应该交融”的哲学基础，在于杨先生对中外思想家关于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本然交融的深刻认识。在《学应有专 德育为先 文化整体育人》文中，杨先生认为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的名言“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李泽厚译文）所讲的近于天道与人道，与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相通，1993年出土的湖北荆门“楚简”就《周易》的哲学意蕴明确说：“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宋·程颐说：“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人为分裂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后果严重，正如一个著名科学家群体于1992年共同发表的宣言《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所指出：人类和自然正走向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参见《雏论选》〈上〉第151－152页）由此可见，“融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哲学基础，在于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天人和谐之道，不仅是育人成材之道，也是人类生存发展之道。杨先生对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交融持久关注，深入思考，在《文明以止 化成天下一一纪念我国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开展十周年》文中说：“为此，我先后写了《科学人文，和而不同》、《科学人文，不同而和》、《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交融》等文章，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讲明两种文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应该交融，可以交融，必须交融。”（见《雏论选》〈上〉第91页）

为什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教育“必须交融”？杨先生在《永必求真 今应重善》文中着重指出了当代“高等教育赖以生存和为之服务的社会，已经发生而且还在加速发生巨大的变化。”“‘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国家兴亡，人才为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回顾高等教育半个世纪以来的转变历程中，对第四个转变，即“从重视专门知识传授的教育发展到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并重与结合，使人能夠得到很全面的、和谐的发展。”（《雏论选》〈上〉第20－22页）针对的是，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五重五轻一一重理工、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重书本，轻实践；重共性，轻个性；重功利，轻素质。‘五重’是对的，而‘五轻’是错的，后果是严重的。重功利，轻素质是要害。”（《雏论选》〈上〉第277页）这便是杨叔子先生心目中的素质教育之所针对，“绿色教育”之所针对，“科学文化教育与人文文化教育交融”之所必须。

      诗教文化大有助于实现科学文化教育与人文文化教育的“可以交融”，是杨叔子先生在多篇诗教文化论文中反复论证的重要观点，且创见新颖，前无古人。“教育，主要是文化教育；我国所谓的诗教，主要就是通过中华诗词而进行的人文文化教育。”（《槛外选》第175－176页）诗教文化主要是人文文化。杨先生曾多方举证中华诗教的人文性。这里集中看杨先生对诗教美育的论述。在杨先生所概括16字的诗教文化综合功能观：“‘观、群、兴、怨’；‘立德、启智、健心、育美、燃情’；‘创新’。”其中，“育美”占有重要位置。杨先生认为“美就是感性与理性交融的境界，就是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统一的境界。优秀的诗歌往往追求情理高度相融。这种相融就是和谐，就是美。”（《雏论选》〈上〉第390页）杨先生对诗教美育的认识集中了中外前哲的美育智慧。既有对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即以理节情的中和美学观的传承；也接近康德的审美分析：“这种形象显现所发动的各种认识功能在审美判断里是在自由活动中”。（康德《判断力的批判》第九节，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第355页）对此，朱光潜认为：康德“审美判断中的心境”，“就在于对象的形象显现的形式恰好符合两种认识功能（即想象力和知解力），可以引起它们和谐地自由活动”（见同书同页）。可见，康德认为审美形象中实现着感性的想象力与理性的知解力的和谐。也与席勒的观点相契，席勒认为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这两种冲动从根本上并不是对立的”；“文明给这两者同样的合理性”，“人的修养在于”，“什么地方这两种特性相统一，人在什么地方就会把最大的独立性和自由同生存最高的丰富性结合在一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 范大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105页）席勒的意思是说审美教育（“文明”与“人的修养”）使感性与理性协调统一，人的生命也从而获得最大的独立、自由的丰富性。杨先生举证中华诗词的典型审美品格：精美。“如唐代祖咏的试帖诗《终南望余雪》，竟不按五言六韵十二句的规范，而只写了四句就交卷，回答考官质疑时说了“意尽”二字。这份洒脱来自对四句诗的“精美”自信。“的确，该写的写完了，积雪、余雪、化雪、远望、中观、近感，而且为客人受冻，寓情于景，全有了！”确实“精美”地“意尽”了。”（见《诗词与科学》关于诗词有三个“精”字一段）品味祖咏的杰作，形象逼真，意境含蓄，体现了感性与理性的高度相融而和谐。凝炼、含蓄，这正是中华诗词传统审美观中重要范畴。

杨叔子先生诗论中最有特色的创新见解是中华诗词艺术以求真（物理之真与艺术之真）为前提，似科学，是科学。本此观点对许多名作名句的解读前无古人、别出心裁，却充分合理。如辛弃疾《花木兰慢》，“在这上半片中，诗人猜测到了当神州大地明月西沉之时，有个世界明月东升；在高空，有长风存在，即有高空气流存在；月亮是为一股力量托住；嫦娥不会存在，加上下半片，他猜到了月亮是绕地球运行的。这真了不起！”（见《雏论选》〈上〉第391页）在《寻美古典诗词 践行中华文化》文中，杨先生归纳了“诗词三大科学本质”：“第一、要承认客观实际”。高适杭州清风岭寺壁题诗改诗的故事。“绝岭秋风已自凉，鹤翔松露湿衣裳。前村月落一江水，僧在翠微角竹房。”走后发觉月落时潮退，前村只有半江水了。趕紧返回去改，已有人为他代改了。“第二、要揭露客观本质”。“诗眼”近似于拓扑学的“特征不度量”。如“春风又绿江南岸”（王安石）的“绿”字；“红杏枝头春意闹”（宋祁）的“闹”字等等“第三、追求客观实际规律”。诗词写落叶，“我想，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就是杜甫写的‘无边落木萧萧下’的秋天景象，衰败景象，国民党贪污腐败，是要垮台的；现在的腐败是春天的落叶，（另一种是刘禹锡的）‘芳林新叶催陈叶’。春天，新叶子把老叶子催掉，‘流水前波让后波’，新的起来了。”

      杨先生进而举证中华诗词中处处都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交融。杨先生认为科学与诗词的评价标准是统一的：通过比较科学中的牛顿第二定律表式F＝ma（力＝质量×加速度）与王之涣的《登鹳雀楼》，验证了：“‘字少，式合，韵美；情真，味厚，格高。’对科学也如此。”“对中华诗词自然更是如此。”至于诗词中蕴含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例子比比皆是。即以思维方式而论，人文的形象思维与科学的逻辑思维，往往融合在同一首诗词作品或同一名句中。杨先生从三个层面举证这种融合。“第一，逻辑思维是正确思维的基础，而形象思维是正确思维的主要创新源泉。”如李益《喜见外弟又言别》中的“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既是旧日亲友久别重逢时，惊疑复喜悦这一典型心理过程的形象描写；又是人脑如计算机对图象识别过程的逻辑程序思维的纪录。前者是这一名句创新的前提，而后者是这一名句得以正确产生而不流于荒谬的保证。诗词艺术形象语言的展开讲究“起承转合”，这同逻辑学讲究格式同一机杼。金昌绪的《春梦》、白居易的《长恨歌》乃至晏几道的名词《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等经典名篇莫不起承转合，章法谨严。诗词中的人文感性思维也有如科学理性思维般讲求逻辑。“第二，正确的创造性的思维，都要求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区别主次，把握关键。”“诗眼”、“词眼”即诗词作品中的关健字词就类似于“拓扑学”中的“特征不变量”，例已见前。“第三，正确的创造性的思维，都承认客观存在，尊重客观存在，努力探索客观存在的奥妙。”如“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其中的“自横”二字，合于水力学原理；“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李白）其中的“紫”字符合光的漫射原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其中的“直”与“圆”二字；“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杜甫）其中的“出”与“斜”二字都合乎科学道理。（参见《雏论选》〈上〉第294－297页）杨先生经常举证的这类两种文化交融名句还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李商隐）；“落红岂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等等，这些名联无不是一句是求真的科学，一句是务善的人文，合而为求真、务善、完美、创新。推衍至一般，诗词的意象本质上是人文思维的情意与作为载体的科学思维的形象的结合。传统诗词讲究情景交融便是如此。至于意境，按宗白华、叶朗等所说，就是用生动活泼的形象图景为镜以映射宇宙与生命形而上之道。（参见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页、70页；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河1985年版第276頁）意象与意境既是中华诗词的艺术核心与底藴，可见，一般地说，人文思维与科学思维的交融，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交融是中华诗词的本质属性。

推进素质教育，加強文化素质教育，加强人文教育，加強民族文化教育，加強人文文化教育与科学文化教育的融合，目的在于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避免“半个人”的现象出现。诗教文化既是人文文化，又是民族文化，更具有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交融的品格，从而是实现“绿色教育”的育人目标：培育懂得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的重要而可行的教育形式。

审核：郭星明 邵高锋 黄浴宇

终审：王　骏

本刊编辑：徐吉鸿 姚 立 程瑞文

本期编辑：程瑞文

本期主持  王  骏

本刊总顾问 蔡世平

总编 徐吉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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