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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孔汝煌，男，高级讲师退休，中华诗词学会原理事、诗教促进中心副主任，浙江诗联学会原常务理事、特约研究员，当代校园诗教倡导与践行者之一。著有《鉴湖集》、《诗教文化刍论》。主编有《中华诗词曲联简明教程》、《中华诗教与人文素养》等。
【编者按】
育人理念看诗教共分五篇文章。分论杨叔子绿色教育理念所涵育人方向、途迳、方式诸方面视野中的诗教文化，明确绿色教育与诗教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探索杨叔子上述创新理论产生的启示；对杨叔子诗教思想的多元文化视野概述。第一部分五篇文章是作者对杨先生诗教新论的“学而说”。本部分的文章由于篇幅较大，每期刊出一篇时将该文分三段编发，以方便阅读。本次刊出第二篇文章，分上中下三段编发。
杨叔子院士“绿色教育”理念与诗教文化观，系统回答了当代中国教育学的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样三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育人方向、目标与途迳等根本问题。本文重点讨论第二层次即培养什么人的目标问题。杨叔子院士是对大学生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首倡者之一与践行者，他在《素质教育：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思想一大硕果》文中，论述“文化素质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本土化创新”时，概要指出了文化素质教育在育人中的指向、目标与途径：“我们深深感到，文化素质教育的作用，既是作为其他素质教育的基础，更是着力于人生价值的取向；从而它的锋芒，针对忽视人文教育，解决好如何做人的问题；它的重点，加強民族文化教育，解决好如何做中国人的问题；它的核心，融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解决好如何做现代中国人的问题。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則‘育人’；分离，则‘制器’。把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也是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潮流。”（《雏论选》〈上〉第130页）我们从这段提纲携领的论述中不难领悟杨先生心目中的育人目标的首要层次是“人”，重点的层次是“中国人”，核心层次则是“现代中国人”。本文即从这三个层次上来讨论认识主题：育人目标。 ----作者题记
一、杨叔子“绿色教育”与诗教文化观育人的首要目标：做人
在前所引述杨叔子关于文化素质教育作用的论述中，“它的锋芒，针对忽视人文教育，解决好如何做人的问题。”可见“做人”的意蕴并不简单，这要从两方面看。首先是杨先生从素质教育的视角论“做人”：“素质教育有两个维度。首先是全面发展。全面发展是指人的发展是整体性的发展，也就是德智体美诸方面的发展，既会做‘人’，又会‘做事’。全面发展强调的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所必备的基本要素，缺一就不完整。全面发展是一种共性要求。其次是自由发展。自由发展是指每个生命个体由其先天基因遗传和后天环境影响所决定的潜能能夠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掘和发挥，个体生命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实现。显然自由发展是一种个性化的要求。”（《雏论选》〈上〉第122页）素质教育的全面发展维度强调作一个“完整”的人，即“既会‘做人’，又会‘做事’”的“全人”，即德、才兼备的人。而“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其次是杨叔子先生从人文教育的视角看“做人”。在《人文教育：情感、责任感、价值观》文中指出：“文化素质主要指人文素质（包括审美、艺术素质）。”人文学科，“它的作用在于培养人文精神，使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利从根本上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在大学生的全面素质中，思想道德素质既是根本，又是导向。”“文化素质的核心是人文素质，亦即‘做人’的素质。人格则是人文素质的本中之本。”“做人的关键，亦即人文素质的关键是人的感情或情感。”“情感的背后就是责任感。”“人文素质的关键是情感，是社会责任感。社会责任感的后面，实质就是价值观，就是人生价值的取向。”（《雏论选》〈上〉第54、55、56、59页）这就是说，“做人”，就要有“涉及情操”的“理性的情感”，“社会责任感和“人生价值的（正确）取向”。在《是“育人”非“制器”——再谈人文教育的基础地位》文中，杨叔子先生指出了人文教育关系到七个方面：“第一，人文教育决定着民族的存亡。”“第二，人文教育关系到国家的兴衰。”“第三，人文教育关系到社会的进退。”“第四，人文教育决定着人格的高低。”“第五，人文教育关系到思维的智愚。”“第六，人文教育关系到涵养的深浅。”“第七，人文教育关系到事业的成败。”（《雏论选》〈上〉第184－186页）“教育是塑造人的灵魂的工程”，“忘了人的灵魂，教育也丢失了自己的灵魂”，“这就是当今高教界普遍重视人文教育的缘由。”（《雏论选》〈上〉第183页）可见，人文教育的“做人”，其“灵魂”是具有民族存亡的責任感 ；国家兴衰的使命感；社会进步的担当感；高尚、尊严的人格；智性的思维；文明的涵养；足夠的情商。
杨叔子先生的诗教文化观对诗教大有助于提高人的人文素质，有助培育做人的“人性”方面作了重点论述。
首先，杨叔子先生对诗教文化的“诗” 有他自己的独到的看法，且不止一次说：“什么是诗？”“我体悟到诗就是：以最精炼、最美妙、最富感情、最富内涵而又最能开拓境界的语言来表达的人生感悟与哲理。”（《雏论选》〈上〉第384页、401页） 杨先生用了五个“最”字作为定语的语言，可以理解为诗的意象语言，所要表达的对象是形而上的“人生感语与哲理”。杨先生引用费尔巴哈的话以佐证他对“诗”、“诗魂”的认识。费尔巴哈认为：“一个完善的人，是具有思维的能力 、意志的能力和心情的能力。”杨先生认为这三种能力就是指：“活跃的思维”，“广愽深刻的哲理”和“丰富动人的感情”。这三者与杨先生关于诗的认识相契合，从而认为“这三点就是文化的内涵，就是诗魂的内涵”（参见《雏论选》〈上〉第401页）。可见，杨先生认识中的“诗”，“诗魂”，“诗教”主要是人文的。“教育，主要是文化教育；我国的所谓的诗教，主要是通过中华诗词而进行的人文文化教育。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育人’而非‘制器’，是提高素质而非训练技能，首要是教会做人”（见《槛外选》第183－184页）。雖然杨先生还多处论证中华诗词“最是人文，也似科学”（见《槛外选》第142页）。还指出孔子的“兴、观、群、怨”，显然包含了科学的求真精神与人文的求善精神，包含了科学的严密的逻辑思维与人文的开放的形象思维。”“由此可见，诗教非但起着人文教育作用，而且实际上有利于科技的普及与提高”（见《槛外选》〈上〉第152页）综上可知，杨叔子先生心目中的诗教文化主要是人文文化教育，关于做人的教育；中华诗词也有益于科普与科学精神教育，也有益于广义的“做人”教育。
其次，杨叔子深入、反复论证了中华诗教文化的重点是人文文化教育内涵。他满含激情地说：“中华诗词以其独特而吸引人的魅力、丰富而真挚的感情感染着、陶冶着人们的感情，塑造着人们的高尚精神境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诗经）“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这些名诗名句充满着強烈的爱国爱民之情，浩然之气，爱恋之情，思念祝福，斗争精神，深刻哲理⋯⋯。“如此长期受诗词熏陶，爱国之情怎能不强烈、不深厚？！精神境界怎能不升华、不崇高？！”“中华诗词以其超常而不俗的想象、新奇而巧妙的构思启迪着、开拓着人们的思维，呼唤着人们的创新意识。”创新是诗的生命力。一个“愁”字，有不胜枚举的名诗名句以表达：“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李群玉），“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李清照），“无边丝雨细如愁”（秦观），“夕阳楼上山重叠，未抵闲愁一倍多”（寇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乾坤虽大愁难着”（吴潜）⋯⋯。情感性的“愁”有了量度与形态，这就是诗的意象语言，就是诗性智慧，就是创新思维。宋周邦彦的词《西河·金陵怀古》，其意象意境全从刘禹锡《金陵怀古》绝句中的《石头城》与《乌衣巷》二首化出，但却是“浑然天成”，“如自己出”。此类隐括体词，是典型的“系统工程”，集成创新。诗教文化使“感情的陶冶、精神境界的升华、思维的活跃、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的加強，势必引导大学生对人、对事、对社会、对自然的深入思考，引导大学生乐于献身、勇于探索、善于开拓，引导大学生对祖国与民族及其优秀传统、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深刻了解与无比热爱，而这一切势必促进大学生素质的提高、民族根的加深加固，爱国情的加強加厚，这是功在当代、泽被千秋的大事。”（《雏论选》〈上〉第278－280页）在杨叔子先生看来，诗教文化主要是人文教育、做人的教育。这个“人”是文化的“人”，是完整的“人”，是有人性与灵性的“人”，是既懂爱国、又会创新的“人”，这正是他的“绿色教育”现念中“育人”的首要目标。（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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