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吃过的最好的

彭超峰

上世纪80年代，刚开始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时，不是每家每户都有牲口，更不说拖拉机、自行车等机械工具了，有个架子车就算不错。当时，我们家不算富有，也不算最穷的那一家，但是属于没权没势，可利用的资源不多的一类。父亲当过村里的小学老师，特别好面子，不愿意求人办事，所以卖烟就成了我和妈妈的事了。

一天晚上，妈妈找到我说：“三儿，明天你跟我去卖烟吧！”作为家里的长子，又正好是暑假里，早想帮家里做些事了，就说：“好啊，是去菜庄街烟站吗？”妈妈说：“是的”因为当时乡里只有一个烟站，离家大约有2-3公里的路。

第二天一大早，睡梦中被妈妈叫醒，父亲帮忙收拾好架子车，就迷迷糊糊跟着母亲就走了。因为村里面和村与村之间的路都是泥土路，路上留有牲口车走过留下的车辙高低不平，母亲在前面，将背带调到最短，把背带搭在右肩上吃力的拉架子车，象要趴倒在地上似的，腰弯得很低，我在车的侧边用力地推着。凌晨3点，天上的月亮高高悬在天边，洒下的月光将母亲、我和架子车的影子混成一体，在深秋的夜里，在田间和村头的小路上踯躅前行，一步一步的向前挪，执着而坚定。走着走着，天渐渐亮了，月亮也自觉地隐退了一些，路边的小草叶面上慢慢也洒上了一层白，毕竟已是深秋。

一路上，母子俩很少说话，都把这当成一桩事，一个力气活，埋头苦干，争取早点干完。

大约1个小时多后，终于走到乡政府所在街道的柏油路上，车子一下子轻了许多，我也走得有些热，早已解开了怀里的扣子，敞着衣服，正准备脱掉外面的棉袄。母亲却突然停下车子，说：“三儿，你坐车上吧！这一段路好走，坚持一下，快到了。”我赶紧应了一句：“不，我不累。”上初中的我已经懂事了，话不多说，略显木讷，但很坚决。虽然没有女孩子们的体贴、敏感和表达，有的却是心底里的感恩、感动，还有对未来的思索和改变现状的誓言，也有一些对世俗的愤恨和不满。

说完就继续向前走了，因为临近烟站了，似乎看到了希望，母亲走得更快了。

走到烟站，也不知道几点，刚好天完全亮了。我们卸下捆好的烤烟，摆放到第一名的位置。

过了好久，后面逐渐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有的是夫妻俩一起来的，有的是带着小孩来的，也有孩子边玩边啃着杂面饼子。母亲看看我盯着小孩看，以为我眼馋，就说：“等一会儿，咱家烟卖了，我给你买一个水煎包子吃。”

我说：“没事的，妈，我不饥。”

慢慢地，太阳快出来了。只看一个穿着老式中山装的人，个头不高，也不算太胖，后面跟着三四个助手，很有气场地过来了。一个人忙着开门，一个人忙着调整磅，一个开始维持秩序，让大家排好队，按顺序来验烟。

那个中山装走到我家的烟捆前，狠狠地从中间抽出一把，拿在中里，用手指拔开，一个烟叶一个烟叶，仔细地看，又若有其事地透过窗户射进来的几缕阳光，“认真”的透视一下，然后大气呵道：“中三”。

母亲赶快解释说：“领导，麻烦您再看一看，我们这是中二烟呀！”

中山装看都不看一眼重复着那句“中三”。故意把声音高了八度，“三”字音也拖得更长了。

母亲又祈求道：“领导，我们这烟确实是中二呀！孩子上学急需要钱，照顾照顾我们吧。”

这时，中山装：“快点快点，后面人多着呢，中三，要卖就卖，不卖就赶快走。”

我们只好将烟捆挪开，再到旁边的队伍，再排队再试试。结果是在4个收烟口试了一遍，都只给中三。因为当时中二烟的价格是每斤7.56元，而中三烟只有每斤5.23元，就算100斤差额可不少咧，我们舍不得贱价卖掉。

眼看着天渐渐黑下来，我们又把烟捆抬起来，放在架子车上，一步一步地拉着往回走，我们娘俩地步子更沉重了，更少说话，只是低着头走路，象是怕被别人看笑话。相信改天再来，换个日子，换个烟师，可能会如愿以偿，可能会有好一点的结果。

一路上，母亲好象没有表现出沮丧和失望，更不觉得有什么丢人。可能，她已经见惯了这些。

反倒是我，心里很不快，心情很复杂，想得很多。

一天没吃饭我理解，因为烟没有卖掉，母亲没有钱给我买吃的。我不理解的是……

可是，一到家，看到父亲刚蒸好的一锅白菜包子，摆满了案板，散着白烟、热气和香味，怨气和不满一下子就散了许多。这时两个弟弟已经吃过了，父亲拿一个给我，拿一个给母亲。母亲一边吃着包子，一边述说着一天的经过和不快，父亲安慰和劝说母亲后，却平静地、沉稳地，语速很慢地，带着浓重的方言，一字一字地对我说：“三儿，好好学习，长大了，考个烟师”。

由于一天没有吃饭，实在是饿了，那天晚上我一连吃了十二个包子。父亲实在看不下去了，说：“别吃了，明天再给你做，别吃坏了。”

那天的包子，是我这一生中吃过的最好的包子，白菜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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