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内容转发自 诗联浙江 微信公众号平台
作者简介
孔汝煌，男，高级讲师退休，中华诗词学会原理事、诗教促进中心副主任，浙江诗联学会原常务理事、特约研究员，当代校园诗教倡导与践行者之一。著有《鉴湖集》、《诗教文化刍论》。主编有《中华诗词曲联简明教程》、《中华诗教与人文素养》等。
二、杨叔子“绿色教育”指向中的“国魂即诗魂”说
众所周知，杨叔子先生有一段振聋发聩的论断：“没有现代科学，沒有先进技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打就垮；而没有优秀历史传统，没有人文精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打自垮。”这段名论既是杨先生“绿色教育”理念的指向（参见《雏论选》〈上〉第194页、195页等），也是他当代诗教观两篇奠基性论文（一论、再论“让中华诗词大步走进大学校园”，见《雏论选》〈上〉第277页、284頁）的路标。杨叔子先生在诗教文化观中提出了著名的“国魂－诗魂”说。以《国魂凝处是诗魂》（《雏论选》第393页）与《知否诗魂是国魂》（见李进才、宣奉华主编《高等学校诗教工作暨当代中华诗教理论研讨会文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15頁，从下简称《研讨会文集》）从正逆双向阐明“国魂即是诗魂”，“这两者可说是一回事”（见《研讨会文集》第9页）。为此，写了《七绝·读诗感悟》四首（原为三首，在2013年发表的《诗词与科学》文章中增为四首）：
〈其一〉
诗魂道是国魂凝，座座高峰迭起兴。
各领风骚先继后，中华文脉至强恒。
〈其二〉
国脉主流文脉称，诗魂应是国魂凝。
中华大厦千秋屹，赖有诗魂作主承。
〈其三〉
曲赋诗词艺道精，屈平天问少陵兴。
国魂应是诗魂粹，正气歌骚代代赓。
〈其四〉
泣鬼感神风雨纷，情天理海美谁伦？
《关雎》一脉《长征》継，为识诗魂是国魂。
一一录自杨叔子2013《诗词与科学》〈四〉
（按：此前流传的这组诗由于多种原因文字上并不统一，且存在差错，请以此为准，已征得原作者同意。）
组诗的意蕴直指在诗教文化中，爱国主义传统是中华民族的文脉、中华诗词意境的精神与灵魂所在。“‘兴于诗’，‘诗言志’，国魂凝处是诗魂，知否诗魂是国魂，诗‘是一个民族的最高凭证’，只有民族文化自觉，才有民族文化自尊；只有民族文化自尊，才有民族自尊；只有民族自尊，才有国家自尊；只有国家自尊，才有国家自強。”“‘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就要加强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加強中华经典教育，加強诗教”（《研讨会文集》第15页）。在《国魂凝处是诗魂》文中更举证阐明中华诗词经典中“国魂”的方方面面体现。“国魂的核心是強烈的爱国主义”，“而爱国主义正是我国诗歌的主旋律”：《诗经》中的“岂曰无衣，与子同袍”；陆游的“一寸丹心空许国，满头白发却言诗”；吉鸿昌的“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爱国之爱首先是对人民之爱，对群众之爱”：屈原的“愿摇桨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李纲的“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郑燮的“衙斋卧听萧萧雨，疑是民间疾苦声”⋯⋯。“爱国、爱民，自然就会爱祖国河山”，“好山好水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岳飞）；爱民族历史，“夜深细共荊妻语，青史青山尚未忘”（连战）；爱家乡，“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屈原）；爱父母，“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诗经》）；爱配偶，“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稹）；爱朋友，“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如此等等，何胜枚举！诗人及其诗将这一切与自己融成一个整体，凝成一个整体，这就是有血有肉的爱国主义”。
“国魂的感性体现是丰富动人的情感。”“诗人之所以成为诗人，因其能对无情的物却赋予因人因势而异的情感”，“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花、鸟似亦为“国破山河在”而“感”而“惊”，“其实这一切皆诗人所真情赋予而得的感受。”“无情不是诗，不美不是诗，情以美为表，美以情为基。”情感是国魂与诗魂相联系的心理扭带，“国魂具有民族凝聚力，诗魂更是如此。”
“国魂的理性体现是开拓活跃的思维。”“诗，作为文化的明珠”，“极为关键的作用是‘启智’”，“启迪科学思维”，“启迪人文思维”，“互异互补，和而创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这些名句，莫不既贵科学之真，又珍人文之善，合而为创新之美。国魂与诗魂的理性在活跃的思维中体现出高度统一。
“国魂的精髓就是广博深刻的哲理”。“哲理是概括一切道理的道理。”中华文化深刻哲理的“整体观、发展观（变化观）、本质观”，体现于民族文化之精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白居易），“既是绝妙诗句，更是哲理名言”。“诗人往往懂得哲理，甚至是哲学家”。“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张旭），“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这些诗句绝非仅是叙事写景抒情，更不难解读其中深蕴的整体观、发展观与本质观等哲理。“诗句中不仅蕰涵了诗人想讲而没讲的话，而且还蕴涵了诗人还没想到而可开拓出的意境与真理”。杰出诗人的杰出作品必有“很高的思想境界与很活的思维方式”。“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不要人夸颜色好，要留清白在人间”（王冕），彰显了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有着正确而又独特的取向”（参见《雏论集》〈上〉第394－400页）。
杨叔子先生还以教育家的情怀，科学家的思维，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诗词的“文化基因”说。“国魂的‘基因’是高超的文字语言。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基因’。生物基因就是DNA（脱氧核糖核酸）的片段，而DNA是由千千万万个A、G、C、丅这四种核苷酸作为最基本的构件而组成的双螺旋形状结构这一长链，基因即其片段。显然，文化这个‘基因’的‘核苷酸’就是文字，文字这个‘核苷酸’按规律的组合就是语言，而这一组合的集成就是人类社会的‘基因’，即文化。”“诗歌是文化‘基因’中的特别重要的‘基因’。”“没有汉字，就绝不会有汉语言；沒有汉字与与汉语言，就绝不会有汉文化，当然也就设有中国诗歌、中华诗词”。汉字“不仅是符号，而且还是艺术，是科学，是文化”。“这种文字及以其构成的语言，既能开拓人的左半脑，又能开拓人的右半脑，启迪右脑的原创性功能。以这种文字与这种语言所写成的中华诗词”，“形式、内容、思想与意境相互联系，彼此渗透，形成整体，不可分割”。杜甫的《七律·登高》被金性尧评价为“杜诗中最能表现大气盘旋，悲凉沉郁之作”极尽汉语言文字的特色，极尽中华诗词之特色。（《雏论选》〈上〉第395－396页）杨叔子先生关于中华诗词的“文化基因”说，科学地联系了国魂即民族之魂，也即诗魂。合而言之，家国情怀之魂即中华民族之魂，即中华诗词之魂。
张岱年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就》时指出：“由《诗经》发端的忧国忧民的传统，由《楚辞》发端的爱国主义传统，也是传统文学艺术渗透中华民族精神的明证”（张岱年 程宜山《中国文化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4页）。李泽厚在《中国传统的述说》中指出，孔子“把‘仁’的最后根基归结为以亲子之爱为核心的人类心理情感”，“这种人性自觉的思想，这种要求人们建立起区别于动物的情感心理的哲学。并且，由于把这种自觉与安邦治国、拯救社会紧密联系了起来，这种人性自觉便具有了超越的宗教使命感和形而上的历史责任感。”“从而，对人际的诚恳关怀，对大众的深厚同情，对苦难的严重感受，构成了中国文艺史上许多巨匠们的创作特色”（李泽厚《哲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0页）。杨叔子“国魂即诗魂”说是对张岱年、李泽厚关于中华艺术中的民族精神及其哲学文化基础论述的“别出心裁”的新说。
审核：郭星明 邵高锋 黄浴宇
终审：王 骏
责任编辑：程瑞文
本期主持 王 骏
本刊总顾问 蔡世平
总编 徐吉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