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还说：“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主席紧急召见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等北京高等学校红卫兵负责人谈话。谈话从凌晨3时半开始，直到早上8时半结束，长达五个小时。毛主席最后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认识到自己的想法错了，直接从学生中培养接班人是不行的。那该怎么办呢？毛主席思来想去四个月，到1968年12月他下了决心。他可能想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所以想换一个角度。就好比我们的生活中，孩子不听家长的话，家长就找自己的亲戚朋友，让亲戚朋友跟孩子说一说。

      毛主席是农民，他知道农民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在城市中父母温暖的怀抱里是培养不出接班人的，于是就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让农民教育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所以这就有了1600多万知青上山下乡。毛主席这个时候可能也想到了，这些孩子到乡下会吃苦，甚至要吃大苦，可能要埋怨自己，甚至要骂自己，但是没有关系，为了打破杜勒斯兄弟的“和平演变”战略，他挨骂也认了。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在7名政治局常委中，有4人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最高领导人15岁去的西北黄土高原，一待就是七年多。

      2004年，最高领导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八年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

      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

      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这几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