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淼之龙

万龙生老师在“百度”开设格律体新诗视频讲座的题目   

 总题：关于格律体新诗

第一讲：新诗百年话沧桑（已讲，45分钟） 

           ——新诗史三次高潮,三次低谷，三次建设

第二讲：这个短板一定得补上（20分钟左右，下同） 

         ——新诗格律建设的必要性 

第三讲：格律体新诗 简史

         ——其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四讲：格律体新诗之“无限可操作性”（谈“三分法”及其谱系）

第五讲：驳“豆腐干”之讥·答“束缚”论之疑·肃“新诗是自由诗” 之谬

第六讲：建设几种定行格律体新诗之必要性

第七讲：格律体新诗各时期精品赏析

第八讲：21世纪中国诗坛之展望，“诗三国”与“创作、翻译比翼轮”

今天推出第一讲 全文

         第一讲  百年诗词话沧桑

新诗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即以现代白话为载体的一种全新的诗歌。由于废除了文言，没有现成的格律可资应用，所以初期是采用从外国引进的自由诗体。但是随后诗界的有识之士就开始了创建白话新诗格律的努力，一直持续至今。在新诗百年的历史中，经历了三次高潮、低谷、建设的往复。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简要地梳理百年新诗的历史。从这个背景中来了解和认识其中的格律体新诗

 一

新诗，是指五四运动前后产生的、有别于古典诗歌的、以白话作为基本语言手段的诗歌体裁。
　　1918年1月《新青年》第四期第一号在采用白话和新式标点的同时，发表9首白话诗，则可以视为新诗的诞生。紧接着，1920年胡适出版了第一本新诗集《尝试集》，而最早从思想艺术上显示一种崭新面貌，并为新诗地位的确定做出重大贡献，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诗集，当数郭沫若次年出版的的《女神》。

此后，新诗作为打破了五七言传统句式的现代白话诗，便成为中国诗坛的主流诗体，并且形成了第一个高潮。

回顾新诗历史，“五四”初期，筚路蓝缕的元老们的开创之功当然不能抹杀，虽然艺术上乏善可陈，但是以思想的新锐走在时代的前列。如人性关怀、个性解放、追求自由、爱国情怀都是亮点，相应的作品是有其历史意义的。闻一多就撰文热情赞扬《女神》的时代精神，鲁迅亦曾为以汪静之为代表的湖畔诗派辩护。尽管外国诗歌非格律翻译的消极影响，导致了自由诗的流行，埋下了“祸根”，但小诗的盛行一时，产生了冰心的《繁星》、《秋水》，宗白华的《流云》等作品，尚可一提；赵元任开始的新韵的研究当时虽无大的影响，却也是一个宝贵的开端。

也许是新诗首倡者们始料不及的，新诗横空出世以后，固然气势磅礴，风行一时，却也遭到有力的抵抗；同时，由于其自身散文化严重，完全背离了悠久的民族诗歌传统，便遭到读众的厌弃。就连自己营垒中的战士也有掉首他去者，啧有烦言者。例如俞平伯就说，白话诗只有上面的白话而缺乏下面的诗；成仿吾说摧毁了旧的宫殿，却只剩残砖破瓦，没有建起新的大厦，王独清则斥之为“不伦不类的劣品” 。以文学研究会同人创办的历史上第一家诗刊《诗》月刊的停刊（1923年5月）为标志，新诗就跌入了低潮，进入了“寂寞 ” （张秀中）“中衰 ”（朱自清）的时期。

此后不久，幸好有新月派应运而生，逆势而上，乃危机之救赎。这是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流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后期以《诗刊》为阵地，加入了陈梦家、邵洵美、卞之琳、林徽因等有生力量。他们不满于"五四"以后"自由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而提倡创建新的格律，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都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反映了有识之士的自省与自救。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因此新月派又被称为"新格律诗派"（朱自清语）。新月派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文化弱点，也使新诗进入了自觉创造的时期。虽然她持续时就不长，很快就被风吹雨打去，但是作为格律体新诗的先驱，却奠定了理论探索的基础，留下一些足以传世的经典之作，在诗史上拥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二

    一般说“八年抗战”，其实广义的抗战应自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开始。国家不幸诗家幸，果然不幸而言中：

在"列强环顾，瓜分豆剖"的日子里，新诗奋力擂出了战斗的鼓点，充作了保种卫国的刀枪，田间是著名的实例。田间因其响亮而沉重、简短而坚实的鼓点般诗歌的创作而被闻一多誉为"时代的鼓手"。艾青、臧克家也是那时候出现的二位大家。“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新诗随政治、军事中心的转移，先后形成了上海、武汉、广州、香港、昆明几大中心，而最后以战时陪都重庆为大本营，产生了繁荣局面。并且还兴起诗朗诵运动，一度确定了以屈原的忌日端午为诗人节。而不少优秀的抗战歌词由于插上了音乐的翅膀，得以广泛流传，深入人心，成为抗战诗歌的翘楚。其中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更成为中国的国歌，直到现在。

以胡风为代表和领袖的“七月派”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又有自己的出版阵地，所以团结了许多青年诗人，力量很强，影响很大。其代表人物为艾青、田间、绿原、阿垅、鲁藜、冀坊、天蓝、杜谷等，代表作有诗集《北方》、《给战斗者》、《童话》、《五弦琴》等。而在敌后抗日根据地，街头诗、枪杆诗也大行其时。延安是诗人集中之地，由“战歌社”、山脉文学社、路社等组织合并而成“延安新诗歌会” ，还先后出版了《路》、《新诗歌》等油印刊物。而在其他抗日根据地，也活跃着一些诗人，成立了“战地社” 、“铁流社” ，出版了《诗战线》、《诗建设》，汇合为“晋察冀诗派” ，方冰、魏巍、邵子南等是其代表，以《平原手记》名世的青年诗人陈辉，战死沙场，是一位殉国的烈士。

抗战期间的新诗形成了第二次高潮，出现了；抗战时期繁盛、辉煌的时期。

然而抗战胜利后，直至“四人帮”垮台的1977年这段时间，新诗又进入了一个停滞以致倒退的阶段。

抗战之后，在4年内战中，热闹一时的仅为上海诗坛，先后办起了《诗创造》、《中国新诗》，虽然当时就遭到打压，后来又长期埋没，但是最终以“九叶派” 扬名史册。然后就是习称的“十七年”。由于整个文艺被绑上政治战车，沦为“工具”，在《重庆20世纪新诗发展史》（重庆出版社）第五章中，把“十七年”的新诗概括为“赞歌”与“战歌” ，就全国而言，这样概括，也很合适。当然，到“文革”十年，连毛泽东到头来都说“没有诗歌”，当然庚金进入了低谷。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1950年代，由何其芳发起，开展了一场关于诗歌形式的讨论，提出了建立现代格律诗的主张。虽然遭到挫折，但是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这次讨论后，新诗界出现了一些大体上注意音韵的作品，流行一种四行一节、全诗押韵“半格律诗体”。这是第二次新诗格律的建设。

三

打倒“四人帮”以后，随着思想解放的进程，新诗一度恢复了生机活力，产生了两个卓有成就的群体：归来者诗群和“朦胧诗派”。

“归来者”是特指在1949年以后被历次政治运动所迫害，和不合时宜而喑哑的诗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右派” 诗人和“胡风派”诗人，他们可以开列一个长长的名单。他们欢呼新时期的到来，以历史的沉思和深沉的沧桑感动人心弦，形成一股浩浩荡荡的潮流，从而走在了社会生活的最前列。他们心灵的赤诚与真挚使诗歌绽放出了火焰的光芒。这无疑是一种再生，一些老诗人呼吁“诗歌必须讲真话”，以深挚强烈的情感与现代智慧写出了许多让人心灵震撼的诗篇。

艾青出版于1980年的《归来的歌》是一本优秀的诗集，这一诗歌派别亦由此得名。他还以饱满的热情和娴熟的艺术创作了《在浪尖上》、《在罗马的大斗技场》、《光的赞歌》等一大批力作，成为在晚年实现了新的飞跃的极少数诗人之一。绿原、牛汉、曾卓等“胡风分子”平反后也有一个创作丰收期。而多年“失声”的“九叶派”诗人们同样在恢复了歌唱权利以后，也参加了“归来者”的合唱。如果说艾青等人是“归来者”里老诗人的代表人物，公刘、邵燕祥、白桦则是“归来者”诗群里1950年代遭难的青年诗人中的佼佼者，也没有辜负这个终于到来的早春“解冻”时节。

与“归来者”们同时活跃于当时诗坛，并且产生很大影响的是一批青年诗人掀起的“新诗潮运动”。他们的锋芒直指“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在艺术手法上突破了标语口号式的呐喊，显得不那么容易理解，因之引起了一些诗坛老人的指摘，习惯性地被称为其实并不怎么贴切的“朦胧派” 。本来，是章明写了一篇文章，批评杜运燮的《秋》，指其“朦胧”难懂，遂引起一场争论，后来却被用于对于这群以北岛、舒婷为代表的青年诗人的派别“冠名” 。其实，这个群体是相当复杂的，朦胧也不是他们作品的普遍特征。例如舒婷的《致橡树》、骆耕野的《不满》就一点也不“朦胧” 。为他们辩护的三篇代表性文章都不约而同地含有“崛起”二字，其声势渐大，效尤者纷起。

在第三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上，吕进提出了“新来者”概念，即指新时期不属于朦胧诗派的年轻诗人，和起步也许较早，但是却是在新时期成名的诗人，可以开一大串名单，以及一连串代表作。他们过去向被忽视，如今总算有了“归宿”。吕进举出的两个个案详加介绍的是叶延冰和雷抒雁。

但是1980年代中期以还，以1985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现代主义诗歌联展”为标志，中国的新诗走上了歧途，在所谓“先锋”的道路上愈行愈远，直至当下。“联展”亮出的旗号达数十个之多，五花八门，莫名其妙。

   当今诗坛风流人物对西方资源的借鉴和学习实际上是对翻译的西方诗歌（翻译的质量在这里姑且不论）的拙劣模仿，并自以为是在进行"口语化"的探索。请看两首所谓“诗”中的句子，这算什么诗呢："一岁断奶／二岁进托儿所／四岁上幼儿园／六岁成了文化人"；"穿短裤　穿汗衣　穿长裤　穿拖鞋　解手　挤牙膏　含水／喷水　洗脸　看镜子　抹润肤霜　梳头　换皮鞋"（后一段出自当下的某一位名诗人）。在新诗的发展中出现了所谓"反文化"、"反逻辑"、"反语言"等匪夷所思的口号，试图以这些东西来为一些和诗八杆子打不着的所谓"实验"与"创新"提供理论上的合法性，使现在新诗良莠难分，真伪莫辨，诗人和骗子的区分已属不易。如是，诗成了大白话，作家李国文在一篇文章中干脆称为“大白水”。
　　由于新诗没有格律，诗和非诗之间没有确定的界限，这就可能为一些根本不知诗为何物的人，也提供了厕身诗坛的一席之地；非诗冠之以"先锋"、"前卫"、"革新"的旗号，就更是使人不知所云，在诗与非诗的泥沙俱下中，可能比真正的诗显得还要金光耀眼。撒尿也能入诗。这是名气很大的诗人李亚伟的《中文系》中的场面："中文系就这样流着／象亚伟撒在干土上的小便/它的波涛／随毕业时的被盖卷一叠叠地远去啦"，伊沙《车过黄河》："列车正经过黄河／我正在厕所小便……只一泡尿的工夫／黄河已经流远"。还有人自称“垃圾派”，以此为荣。等而下之，还有“下半身”派，公然宣泄色欲，下流无耻！

从诗歌形式来看，否定格律，不讲规范，绝对自由，欲所欲为，确实始于“五四”。从文学自身规律来讲，这种对本国诗歌在漫长历史上所凝聚而成的形式方面的高度成就，采取极端蔑视和全盘否定的态度，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后来特别是今天的事实证明，新诗的这种只有破坏性而不顾建设的行径，对于自身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灾难性影响。

幸而从1980年代起，一些诗界有识之士上承新月派道路，远接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在新诗的危难之时不计利害得失，挺身而出，重举格律大旗，为创建中国的格律体新诗而开始努力，并开始集结起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下面是吕进、梁笑梅主编的《20世纪新诗手册》（巴蜀书社出版）中“现代格律诗再起”词条：

20世纪50年代，何其芳曾经提倡现代格律诗，因为触犯政治禁区而流产。1978年12月，卞之琳先生在他的《雕虫纪历》序言中全面重申了对“白话新体格律诗”的观点。在纪念闻一多80生辰的长文中，又委婉地批评了当时诗歌创作“只要求自由”的倾向。与此呼应，新月派命运也发生了转折。其名誉的恢复，意味着格律体新诗命运的改变。新诗格律理论的研究与创作的试验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出现了一批诗人和理论家，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1982年2月15日，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表《诗六首》，1988年胡乔木的格律体新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此期间，丁芒、纪宇、邹绛、万龙生、黄淮、浪波、刁永泉、江弱水都出版了带有探索意味的格律体新诗集或发表格律体新诗作品。这样的努力一直持续到新世纪，并且成果日益丰富，影响日益巨大。

进入新世纪以来，拜网络所赐，“再起”的势头进一步发展，支持新诗格律建设的诗人们又进一步集结队伍，壮大力量，在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现代格律诗”被恰当地易名为“格律体新诗”，其雏形已经成型，其面目已经清晰可见。它的格律构建，完全包含了诗歌自身的文体要素，承接中国古代诗词的传统，符合中国受众的欣赏心理，期以时日，其前程无量已可断言。

四、结语

格律体新诗的复活与诗词的复兴，这两个现象合起来看，也就是格律在诗歌领域的“卷土重来”。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中国21世纪诗坛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面貌呢？会形成一个怎样的版图呢？我设想，如果从语言载体划分，就是白话诗与诗词两大块，白话诗占优势；白话诗内部，则分格律诗与自由诗两部分，格律诗占优势。若以诗歌形态来划分，则分为格律诗与自由诗两大块，格律诗占优势；格律诗内部，则分为新诗与诗词两部分，二者相辅相成。

这就是“诗三国”的领域划分，或曰中国诗歌界“三足鼎立”形势的确立。当然，这个“版图”问题，只谈诗体，而没有涉及题材、风格、流派、技巧以及诗人学养、襟抱等等对于所有诗歌都普遍相关的问题。那是另外的课题了。

万龙生，笔名余见，网名诗酒自娱。1941年3月3日生于湖南省衡阳县，汉族。1949年迁居重庆市。曾任重庆市江北区文化局长，重庆日报副刊部主任，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重庆市作协评论委员会主任、重庆市诗词学会副会长、《重庆文学》副主编、 “东方诗风”论坛站长及《东方诗风》诗刊社长，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南大学诗学研究中心《诗学》年刊编委、《渝水诗刊》主编、《重庆艺苑》副主编，重庆市诗词学会名誉会长、格律体新诗研究院院长。出版诗集、诗文集、诗论集多种，参编过若干种诗歌选本、论著、刊物。1957年作《星星》诗刊发表处女作《小伞兵》。多年来从事格律体新诗之研究与创作，颇有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