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再没有吸气，老伴离开了人间﹍﹍。

“即然生命在逼近极限，那么，他希望他的故事的最后几行是安宁，﹍﹍然后他又陷入昏迷，他的呼吸每次停顿二、三十秒，每次我确信已经结束了，结果发现他又呼吸起来﹍﹍，当时我母亲和妹妹在交谈，我在看书，我注意到他呼吸停顿时间比过去长，我说：‘我想他已经停止了’，我们来到他身边，母亲握着他的手﹍﹍。呼吸声再未响起。”

这段引用文字摘自美国著名外科大夫阿图﹒葛文德的《最好的告别》一书，对他最崇敬的、最亲爱的、同是著名秘尿科医生的父亲写下的离世情景。阿图﹒葛文德是克林顿、奥巴马两届美国政府和医改政策顾问，他在书中以生动的病例充满情感地讲述：当面对医疗无能为力的疾病，我们能否选择放弃，有勇气地面对死亡，拥有尊严地走到生命的终点。

当我的思想在与亲人离别的痛苦和生与死的情感线上波澜起伏、指尖在键盘上艰难前行时，我在踟踌：要不要写下这篇文字？

然而内心的坚韧驱使我勇敢地写下去。

二

对鲜活的生命，死亡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尤其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谈论死亡更是一件不吉利的事，只要谁不小心说到死，旁人就会好心地说：快呸呸呸！

思考生死，不是悲观厌世，而是正确地认识死亡，理解生命周期的限定性，坦然面对死亡这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从而更懂珍惜生命，敬畏生命，让每一天都过得精彩，活得灿烂。

 著名演员陈坤曾推荐的《西藏生死书》中写道：“我们是一个没有死亡准备的民族。” 该书作者索甲仁波切在书中告诉众生：如何认识生命，如何接受死亡，如何帮助临终者。

陈坤从七岁经历了祖父的死亡而恐惧死亡，在以后读到此书，且一读二十年，使他对生命有了更深的悟解，在浮躁的环境中保持着清醒。

在我们所受的教育中，不论是学校课堂上，家庭环境里，还是文化读物中，从不涉及死亡教育。小时候目睹亲人离世，是恐惧；长大后面临与亲人的生离死别是悲痛欲绝；面对死神召唤时，绝不肯轻易离开人间到清冷的世界去。

可是死亡却不因为惧怕而不存在，生和死本身就是生命的一部分，况且生命无常，世事无常。

据2015年度的国家死亡质量调查统计，我国在80个被调查国家中排名第71，很能说明大多数国人在临终时或死亡准备上缺乏生活质量和认识，使死亡质量指数呈低点。

开创了四大行业新时代的（电脑、电影、音乐、手机）的史蒂夫﹒乔布斯，17岁时接受的死亡教育让他明白了生命的意义，他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去生活、去创造，不沉溺于享乐、懒散、金钱和物质。尽管他在56岁时也死于医疗无法抗拒的晚期胰腺癌。

死亡教育课在欧美国家得到普遍认同，甚至让三年级学生带着母亲到殡仪馆体验家长进棺材的情景，从而使孩子更热爱自己的亲人，懂得珍惜。这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下，非旦不能行，还会谈及色变。

老伴肯定也没接受过死亡教育，在他的文化教育中，特喜爱战争故事，特崇拜将军元帅，特喜读毛泽东气势磅礴的诗篇，特看重侠胆义气，他的坚毅和果敢大概来源于这些文化濡养。当癌魔吞噬着他的肌体，意识到死神将临时，他是那样坦然：女儿曾为他买的一套布质衣裤穿着很舒适，我想再给他买一套，他却对我说：“不要买了，我用不着了。”他的神情就如要去远方，作家三毛曾说过：“出生是最明确的一场旅行，死亡难道不是另一场出发？”生命的结束对他是那样地豁达洒脱。病情的加重和疼痛也曾摧残和削弱他的意志，偶向我虚弱地倾述：“撑不下去了。”但更多的时候却是气定神闲。我相信，他早已在内心进行过生与死的修炼。

曾读到过在地处北极圈的斯墨拉尔草场成片成群的旅鼠“浩荡祭大海，奔赴死亡之约”的壮举，这一动物界的自然现象让人震撼，它昭示人类：人生最后的一道考题，就是如何在死神的召唤下，无所畏惧。

老伴临终前清醒的遗愿、勇敢地面对和安祥的姿态与旅鼠们慷慨赴死的举动如出一辙，决绝悲壮！同样使我油然生敬，对生命的敬畏之情在胸中沸腾！

三

老伴在确诊鼻咽癌晚期并向全身骨转移时，一再叮嘱在他生命危急时不作任何创伤性抢救，我质疑他的决定，但我的一位曾历经过生死苦难的朋友对我说：“他虽然读书不多，但对事物有他独特的悟性，医学确有很多未知领域。”他称老伴是铁汉！

在临走的前夜，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在纸上给我写下一段话：“若再出现上次情况，不要再送医院抢救，我不愿再受痛苦了，让我平平静静地走完人生道路，这是我修来的福气，要珍惜。”

这算不上正规的遗嘱，但他是临终人最后的愿望。

 多年前，曾读到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沈君山的《浮生再记》，在他屡次中风瘫痪后，担忧自己有一天会处在意识不清或不能表达思想的境地，就立下了具有法律效力的生命遗嘱：“一、消极终止：在本人因病或其它原因，进入永久昏迷或不可复原之终极状态时，不可以任何人为方式延长生命。二，积极终止：由于自然或意外原因，本人脑部或身体受到不可复原之伤害，生命虽或仍可自然维持，但此伤害将使本人之精神及身体陷入长期痛苦之状态；此状态将无法复原；此状态给家人及社会将造成沉重负担。上述情形确定时，本人将以积极方式寻求生命之终止。”（沈君山《浮生再记》）

作为一个物理学家，他的世界观是唯物的，但他的生死观却进入超凡的境界！

 2017年11月11日，央视新闻调查栏目，以罗点点（开国大将罗瑞卿之女）的“临终不插管俱乐部”所推广的“生前遗嘱”和以癌症危重者为调查对象，以“我的生命谁作主”作标题，提出了当病入膏肓时，是选择进ICU,切喉，插管，还是选择缓和治疗？给自己生命作主的命题。这个新闻调查对“好死不如赖活”的传统观念是一大冲击，对临终者是否选择有尊严地离世是一次观念和医学领域的革命。

四

130年前 ，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小说笔下的伊万﹒伊里奇，经历了几个月的不治之症折磨，最后三天在巨大的喊叫声中死去。这篇小说虽然揭示的是19世纪俄罗斯官场人与人之间的伪善、冷漠和信仰的缺失，但伟大作家托翁，对伊万﹒伊里奇经受病痛和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恐惧心理，以及想得到精神安慰的期望心理的描述，极具震撼力。最终，伊里奇带着对生命的疑惑离世。

前面提到的阿图﹒葛文德医生在医学生时，便读出了伊里奇之死“是周围人没能给他足够的心理纾解和心灵抚慰”（《最好的告别》）

小说通过仆人盖拉西姆对伊里奇的关心和体贴的描写，竟使这个体面讲究的法官“像小孩似的哭起来”（《伊万﹒伊里奇之死》）。

 阿图﹒葛文德在《最好的告别》一书中，以肺癌晚期患者萨拉为例，论述了这样的观点：“2008年，美抗癌协会研究表明：使用机械呼吸机、电除颤、胸外按压或使临危晚期病人住进ICU，其生命质量比不采取这些措施要差。大限到来之时，你没有机会表达最终愿望，戴着呼吸机，你的大脑清晰，心智摇摆，得不到最终安宁。”

世纪老人、作家巴金先生在长达六年的鼻饲和呼吸机的医疗折磨中痛苦地渡过了余生；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一直后悔没能让父亲有尊严地离开。气切、呼吸机、电击让最后的陈老总非常痛苦。

一位朋友曾告诉我，当他患肺癌晚期的妻子进入ICU抢救后，他在重症室外等候至天明，等来的却是医生告知抢救无效。他顿足、懊恼，至今都不知道妻子是在什么情形下停止呼吸的，没能与她作最后的告别。

 如今，安宁缓和医疗和善终服务以及帮助临危病人实现愿望，已逐渐在医学界倡导并实施。老伴在疼痛加剧时，有助于重庆第一附属医院宁养院给出的临终关怀和芬泰尼止痛贴，使他在最后两个月中，没有经受如伊里奇喊叫般的疼痛折磨，我们在他的坚持下拒绝了医生给出的气切等创伤性抢救方案，使他能尊严地离世。

临走的前夜，就像是神的旨意，我为他擦净身体，修剪指甲，换上干净衣裤，凌晨他在姐姐亲切的心灵纾导声中，永远睡去。

阿图﹒葛文德医生在父亲病重后，帮助父亲完成了扶轮社的社区任职工作、慈善项目、临床医疗计划等愿望，并愉快地享用了印度美食。

老伴是一机械技术员，一介凡夫，他没有高尚的愿望，临走前夜，他只是想吃一种上海家乡萝卜丝肉汤团，他得到了满足。

 临终者在生命最后时刻，需要亲人的心灵抚慰，以使他拥有完满的人生评价，得以安详和宁静，保持生命尊严最美丽的姿态。

作家王蒙曾说：“安详属于强者，安祥属于智者。”（《安祥》）

是的，内心坚韧刚强，才会镇静自若，气定神闲；头脑明智清晰，才会两难抉择，果断行事。

愿我们的生命活出精彩，活得灿烂！

愿生命之花在谢幕之时英容留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