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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淼之龙
难忘八十年代
———《骊驹》(代序)
黄 兴 邦
春天是播种希望的季节，新时期中国文学的春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群文学种子的落地生根，生长繁荣，除了气候适宜的条件外，还有一条必不可少，那就是：沃土。
重庆市江北区业余文学创作小组，无疑便是这样的一块沃土。
2007年春节前夕，一个叫“重庆印象”的住宅小区竣工，开发商别出心裁地复制了江北旧城的几幢经典建筑，其中一幢就是昔日的江北公园内的江北区文化馆，我们游览其间，使导游人员的解说词显得非常苍白而多余，因为我们对它的熟悉，对它的感情，今天的文物复制者又岂能洞悉一二而畅述之?在这幢欧式建筑里，楼上是阅览室，楼下便是我们文学小组活动的场所。那时文革刚结束，一大批解禁的中外文学名著陆续出版，我们白天渡江去解放碑新华书店排队购书，夜晚如饥似渴地阅读，往往沉醉在那些文学情节中一读便是通宵达旦。在我们的衣兜里，都装着一个小小的袖珍笔记本，对一天的所见所闻，有所感触便匆匆地记录下一些素材的片断，工作之余，有了成片的时间，便坐在灯下，将那些平日积累的素材挑挑拣拣，然后整理出一首首的诗或是一篇篇的散文。每周星期六晚上，大家都带着习作到这儿来参加沙龙式的文学聚会。
习作朗读后，谈素材是如何得来?谈为什么要这样立意?谈结构的剪裁费了些什么心思?乃至于某一个细节的描写是否真实?某一个词语是否准确?作者和评说者们意见交锋，认同与反对，赏识与批评，那真是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有时，还因为深害怕对方不理会自己的艺术见解而争得面红耳赤……这种氛围，是文学上的挚友和诤友，对文学复苏后种种新涌现的艺术手段艺术风格在进行着真诚执著的探索与选择，同时也在不断地唤醒每个文学青年自身潜藏着的那些文学天赋与创作激情。
好些文学作品，就是从这个不足30平方米的活动场所出发，陆陆续续发表在当时的报纸副刊和刚恢复的文学杂志上的。这其中，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有王致铨的讽刺诗《鞋老板》;在《四川文学》上发表的，有万龙生的散文《在大佛像前》;在《重庆日报》“山花烂漫”副刊和《四川日报》“宏图”副刊上发表的，有万龙生的诗歌《石榴树下》;有任宗景的小说《苦竹沟轶事》;有我的散文《嘉陵秋色赋》、《马蹄莲及其他》;有杨亚平的诗《航标灯》;有范丙士的歌词和帅希倩的诗……
当年那群文学青年经常聚会的地方还有一处，那就是我的居所——那座悬崖上的小屋。屋内陈设极简单：一张床，一个写字台，一个生火煮饭的煤球炉，比较奢侈一点的东西，就是那个自制的小书架，但它坐落在江北老城的城垛地基上，脚下悬崖千仞，举目便是长江、嘉陵江环绕的渝、北、南三岸的市井与山水。风景好，友情炽烈，这儿成了周六那个晚上之外，文学青年们聚会的又一个沙龙。1979年，万龙生、王致铨和我，三人同时被四川省作家协会吸收为文革后第一批新会员。同年，重庆市总工会主办的文学刊物《火花》创刊，万龙生和我被聘为特约编辑。1980年，文学小组多人参加《红岩》杂志复刊后的组稿会，还有万龙生和我经常参加的诸如雷抒雁、叶文福等著名作家、诗人来渝举办的讲座或座谈……这些潮涌般的文学信息在这里得到最及时最畅快的交流。当然也谈创作构想，也讨论作品，对于那段文学岁月，万龙生曾写过一首小诗作了档案式的纪录，题目：《咏悬崖上的小屋兼赠兴邦》，其诗曰：
峭崖上这间普通的瓦屋
为什么会引发我的吟兴
室内只有些简陋的陈设
屋外却能赏最美的风景
朝对红霞，江天辉映
暮送夕阳，溶入波心
每一阵春风都送来野花
青草与泥土醉人的清芬
这儿，每当酷暑的长昼
凉风与浓荫会争宠于人
秋夜，看山城万家灯火
辉映着中天满月一轮
冬日，当悠然望见南山
会以为自己是元亮的化身……
呵，这江畔悬崖上的小屋
为什么我会如此的熟稔
它的主人呵是我的朋友
而我是常来造访的客人
我最是迷恋这样的时刻——
一支烟，一壶茶，一圈知音
缪斯的信徒们亲如手足
同享着滋养心灵的珍品
往往，携着细雨的东风
催生了稿纸上一片葱笼
友谊的火炉哇，灵感的温床
甚至曾摄去我的梦魂
呵，对于这崖顶的小屋
怎能不这样的一往情深
有一个小插曲我想也略记几句：来这个悬崖上小屋作客的，还有我的一个学生何德惠，她当时还在读初中，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下课时跑到老师这里来帮着生火烧开水什么的，完了便借几本文学期刊去阅读，她也在这里播下了文学的种子。后来她读完高中考入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做过报刊编辑，在全国各地发表过不少文学作品，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后来远嫁到了德国。逢年过节，有时她还会从遥远的欧洲给我发来邮件表达问候，时不时有文学作品寄回故乡。最近，重庆市作协《红岩》文学双月刊又发表了她以“海娆”为笔名的一个中篇小说。
从江北这片文学沃土出发，追寻文学之梦而走出了坚实脚印的人甚多。其中，文学小组的辅导老师谢宣春，是我们这群文学青年共同的恩师。包括我在内的一大批作者的处女作，都是经过他的悉心指导与修改润色，才得以由手稿变成铅字发表在报刊上的，七九年，新时期重庆第一张文学小报《嘉陵江》在江北创办，他是该报的第一任主编，不久，他调到重庆市文联《红岩》杂志做编辑，后任《红岩》主编、创研部主任。他编发过全国不少名家的作品，是深受重庆文坛敬重的编辑老师。七九年，全国著名军旅作家王群生转业回到重庆，第一个职务就是江北区文化馆的文学辅导员，也一度参与《嘉陵江》的编辑工作，不久，调重庆市文联做专业作家，他在八十年代初创作的小说《彩色的夜》，获全国第一届短篇小说优秀奖。万龙生是我们这群文学青年的“大哥子”，他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曾在《星星》上发表过诗作，文学小组的作品讨论，他的点评既热情豪爽，又常常切中要害，使文朋诗友们受益匪浅(后来，他被调到《重庆日报》任副刊部主任。)他和我经常结伴参加各种文学活动，同时我俩也是《嘉陵江》小报的主要编辑。我市著名评书作家兼表演家王正平也是文学小组的辅导老师，也一度参与《嘉陵江》的编辑工作，后来出版过《碧血双枪》等长篇著作。当时江北区委宣传部常常委派罗新同志下来作指导，罗新也是文学作者，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属年轻的“老革命”，但他真诚、厚道，给我们带来的创作气氛，既积极向上，又宽松自由。后来任重庆市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的陆大献，那时还很年轻，在猫儿石一所厂办学校做教师。他的处女作《残雪》在文学小组部分作者中传阅，征求修改意见，后来刊载在《红岩》杂志上，并获得四川省第一届中篇小说优秀奖。猫儿石另一位文学青年杨开显，他与文学小组的成员也过从甚密，他不搞创作，只热心于翻译，后来他翻译的两部诗作《钟摆下的歌吟》和《帕斯捷尔纳克诗选》，在全国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文学小组中还有两位青年，既搞创作，也搞创作研究，乘文革后恢复高考的春风，他们分别考取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的研究生，一个叫熊宪光，一个叫王泉根。熊宪光后来在西南师范大学执教，成为研究先秦文学的专家教授;而王泉根呢，在文学小组活动的时候，他的职业是成渝线火车上的司炉(给火车头老式蒸气机干加煤的粗活)，考上研究生后，他搞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又得名师指点，成绩颇丰，40多岁便成为教授，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哦，还有一位老大哥不能忘记，他就是帅希倩—— 一个古代仕女式的名字，但他却是一位壮实而浪漫的男子汉。当年文学青年的聚会，有时大家凑钱要喝点小酒，他诗写得好酒量也好，入座后勿须别人说开场白，他自个儿先喝满满的一杯，然后再跟大家碰杯。先评说当下有争议的种种作品，再褒贬古今有争议的作家、诗人。末了，他又满饮一杯，高声朗朗地唱一曲川剧《五台会兄》，当大家热议进入高潮的时候，他却悄悄地退席了，不声不响地独自一人走往公交车站打道回府——他醉了，醉了也不愿搅扰大家谈论文学的雅兴!
当年在文学小组活动的青年作者很多：周纪文、任宗景、叶华渝等人先后在我市好几家报刊杂志社任编辑、编辑部主任、总编助理，他们都出版过诗集、散文集、小说集，同时也培养了不少新的作者。还有刘培毅、李光荣(刘、李二人后来下海经商，也颇有成绩)、杨宗禄、许峰、廖崇新、余人、马永年、李纬、贺先贵……他们都有文学作品见诸各类报刊杂志，为当年文学小组的活动，留下或多或少的印痕。
现在，江北城那圈古老的城墙拆除了，上千居民全部搬迁，原地不动的故物只留下了一处：即元末红巾大起义的领袖人物之一，当年在重庆建都，在四川立国的大夏国皇帝——明玉珍之墓。重庆号称三都之地，巴都、陪都，世人皆知，唯独夏都，知之者少。说到明玉珍墓葬的发现与保存，我就想起了我们文学小组的另一位老大哥——歌词作者范丙士。八二年春天，江北城一家织布厂在扩建生产车间时，发现了这座墓葬，按当时的文物政策，不但车间不能建，而且还得由厂方负担维护的种种经费，在厂方的决策会议上，众人皆主张毁墓建厂房，唯独时任副厂长的范丙士，力排众议，坚决要求维护文物，在会上，他还说了一句极富远见的话：将来我们这个厂也许会消失，但这处文物会长久地留给子孙后代。没料到二十年过去，竟一语成真!(范丙士后来回到他的故乡泸州，任文革后泸州市文联第一任主席。)八二年秋，我调到重庆市文联红岩杂志社，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重庆市博物馆研究员徐文彬老师家作客，临别时徐老先生以蝇头小楷的签名赠给我一本他新出版的著作《明玉珍及其墓葬研究》，明玉珍传奇的一生深深地吸引着我，我是读了一个通宵一口气读完的。天亮后我长嘘一口气：想不到在离我们文学小组活动地方不足500米的距离，竟有支撑重庆这座英雄城市所必不可少的如此厚重的一个历史素材，我辈不写更待何人?我先是写了一些短篇文章，在几家报刊杂志上刊载后读者反响尚好，后来我花10年时间收集资料，二三年时间面壁构思，其间，我市著名文学批评家敖忠先生关于这部小说创作还与我进行过通信探讨(载《重庆文学》2007年第2期)，2008年，终于完成长篇历史小说《明玉珍》的创作，当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2009年获全国城市图书二等奖，2012年，由明氏后裔翻译的韩文版《明玉珍》也在韩国出版。现在，江北嘴的新建筑气势恢宏，颇具几分国际大都市的气派，但每当我站在朝天门广场上，凭着石栏，隔江凝望生我养我的江北城的时候，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总有那么多刻骨铭心的昔日印象，譬如那座欧式建筑的文化馆，那座悬崖上的小屋，当然，还有活跃其间的那一群曾经年轻的文学朋友……
作者 2014年11月26日于重庆
（万龙生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