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路历程》 连载（六）
作者：张坚
目睹五八年大跃进
1958年经过整风反右运动进入大跃进时期，这个时期从上到下各级领导很多同志头脑开始发热，“左”的倾向愈演愈烈，很多地方想当然提出改变农村经济体制，加快社会主义过渡的步伐。有的提出办集体农庄，有的提出仿照巴黎公社的模式办人民公社，还有提出别的什么名称。河南新乡七里营首当其冲，建起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建集体宿舍，吃饭不要钱，做活不记工，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好像一夜之间进入了共产主义。毛主席视察七里营公社时说：“还是人民公社好”，于是全国轰轰烈烈一涌而起，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礼泉县也不例外，几天内各乡镇全部改建为人民公社，农业合作社改为生产大队，整个农村成了另一番世事。县上组织工作组在烽火公社搞试点，我也参加其中，规划人民公社的发展蓝图，搞城市化的新型农村建设，设想大小汽车都不能满足人们出行的需求，还要建飞机场，设立空中警察，人们都要吃上高级饭，穿上高级衣，住上高级房，坐上高级车。还要养老虎豹子，将来人人都能穿上虎豹皮子大衣，言下之意，这就是共产主义了，真是空想一场。
紧接着大办粮食、大炼钢铁，提出“赶美超英”，一年内粮食钢铁产量要翻一番，河南、山东、贵州等地，曾提出放“卫星”，粮食亩产几万斤的高指标，说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礼泉也有人提出建几层楼亩产万斤粮的设想，县委在门前搞了二、三亩实验田，深翻一米深，打狗熬汤上地、亩施十大车马粪、十袋化肥，下种100斤，担水灌溉，长出的麦苗像毡片似的，全部倒伏，基本无收。此后生产队在这块地里种的小麦，连续几年没有施肥，都取得很好的收成。在深翻地的过程中，白天工作忙，晚上拉上电灯加班翻地，并开展劳动竞赛。农工部的进度慢了，邢琪部长带领我们大干通宵，把进度赶上去了。
说起大练钢铁，为了钢铁元帅升帐，县委、县人委在大院的南面分别建立两座土炼炉，日夜炼铁，炉火映天，把烂锅碎铁置入炉中，大火猛烧，炼成铁块就算成功。尽管嵕山仅有少量的鸡窝铁矿石，县上还是投资建起赵镇、石泉两个炼铁厂，运输车辆不足，就发动群众上山背矿石。加上宝鸡峡水利工程大量上劳，农村主要劳力几乎调空，满地玉米棉花不能及时收回，造成很大损失。这两个炼铁厂，由于铁矿石资源贫乏，两年后全部关闭停办。赵镇铁厂后来改建为水泥厂，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1959年中央庐山会议本来是纠正“左”的倾向，总结“三面红旗”的经验教训，拨正前进的航向。会议期间，彭德怀元帅向毛主席上书，反映农村在“左”的形势下出现的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都是实事求是，切中要害的。结果会议由反“左”转为反右，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彭，黄，张，周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军事俱乐部，彭德怀被罢官，文革中迫害致死，成为千古之恨。
反右整风运动，逐级一直扩大到基层，伸展到农村神州大地，到处掀起拔白旗插红旗的风暴。不知有多少人被批判，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在乾县大县时，时任县委委员、商业局党总支书记宁忠暄同志，是地下党员，长期从事地下革命斗争，对党忠诚，对事业尽责，为人耿直，实事求是，不随波逐流，敢于针贬时弊，谏言匡正。大县时，他常下基层到农村，调查研究，对大跃进中出现的不少负面问题，基于忧国忧民之心，觉得下面解决不了问题，便直言上书毛主席，反映大炼钢铁、深翻土地、作物密植、高征购、口粮低及“四风“（一平二调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命令风）等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意见，目的在于拨正航向，纠正“左”倾错误。结果他谏言之书，被逐级批转下来，这封信被定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纲领，本人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撤销了县委委员、商业局党总支书记职务，下放到乾县农场任副场长，监督改造。1961年分县后，礼泉县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对宁忠暄同志的问题进行甄别平反，恢复县供销联社主任职务。恢复工作后它不计前嫌，志在千里，更加忘我的工作，使购销系统的工作面貌焕然一新。宁忠暄同志的这种刚正不阿的精神，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高尚品德，堪称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典范，值得我们学习。
由于左倾严重泛滥，“四风”越刮越大，违反了经济发展规律，大大挫伤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经济发展受到了制约，显现逆转运行。加之出现的59—61三年自然灾害，勒紧裤腰带给苏联还债，高征购，低口粮，国家建设基本停滞，城市经济萧条，农村出现粮荒，饥饿死人不断发生，越是“四风”严重的地方，饿死人的数量就越多。甘肃、山东、河南、四川、贵州等省饥饿死人达数十万，有的达百万之多，陕西较为平稳，但也有饿死人的现象。那时机关干部职工和城市居民，和农村一样受过饥饿，实行粮票制，成人每月30斤，还要扣除4斤节约粮，副食蔬菜有及其缺乏，许多人身体出现浮肿。这种“左”的倾向，直到六二年春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七品县官（县委书记，县长）进京才得到纠正。在这个大会上中央、省、地（市）、县四级领导干部畅所欲言，实事求是总结五八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认为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包括苏联逼债。中央领导承担了主要责任，下面各级领导都开诚布公对照本地出现的问题承担了相应的责任。这次大会开的很成功，使各级干部洗清了头脑，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发展方针，拨正了前进的航向。至此，农村经济发展的元气逐步恢复，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农民饥饿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生活开始好转。
作者简介：
张 坚，礼泉县西张堡镇土洞村人，1937年10月生，中共党员，1955年5月参加工作，1997年12月退休。先后在乡政府、县委农工部、县农业局、县革委会生产组、山区工作领导小组、农业区划办、农村改革试验办等部门及建陵公社任职工作。当选过县党代表、人大代表、第五届县委候补委员。在岗期间，贯以清正勤奋，忠党敬业，求真务实，不鹜虚声。退休后，本色不改，勤劳不息，建园务果，看书习文，《心路历程》留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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