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邢宪鹏

         我村在西安上班的一位青年，花费一万多元买了一个航拍器，大家叫它无人机，遥控掌握，把我村航拍了个遍。爱好音像制作的刘浩把它制作成短纪录片，加了解说词。并来请我当顾问，让给他制作的片子把把文字关，对摄像的内容提提意见，使其尽善尽美，我欣然答应了。刘浩把片子放了一遍，整个过程我的眸子都被紧紧地吸引着，一眼不眨，聚精会神地看完，实在太美了。宽阔的三条街道，房屋整整齐齐，鳞次栉比，朱红的大门，红蓝交加的屋顶，在阳光的照射下， 熠熠生辉，显大气奢华，门前的绿树红花，生机盎然。村子四周是坦荡如砥的平畴沃野，阡陌交错，果树及绿化苗木葳蕤墨绿，从旅游路到烽火镇的公路穿街而过，6号公路从村东口南北而去，远眺九嵕巍巍，村北泔河滔滔。刘浩又在其中特写了一些电子像册上的照片，有环保型的企业， 花卉种植大户、苗木种植大户、颐养天年的老人、忙碌劳作的青壮年、嬉戏玩要的少年儿童……一座新农村的情影，美轮美奂，与刘浩的解说词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在我村庙会演戏的电子屏幕上放了三晚，观众无不赞叹。我身边坐着的两位饱经沧桑、鹤发童颜的耄耋老人边看边说:“你看这多好看，老早山东凹(niao)是一片草棚，世事就是好!”一旁的小孙子问:“山东凹是啥地方?”“就是这村么”。两位老者的谈话，把我的思绪一下子拉回到久远的年代。

        民国初年，有闫、邢、刘等几户山东人，与闯关东的滚滚大潮相反，西向而行。餐风宿露，辗转迁徙，用独轮车推着行李，扶老携幼，逃荒到了秦地，走走停停，最终驻足关中平原的腹心之地，古都长安西北的醴泉。县城东离泾河十里的泔河南岸，地广人稀，有一地势低凹之处，是个离四面各村较远，狼虫出没，土地主人耕作不便的地方，他们用低廉价格或租或买了一点薄田，住了下来。

       他们修的房子叫地屋。修盖这种房子，四面打上一人高的土墙，室内地面下挖二、三尺，这种半挖半填的房子外面低、屋内高，人自由活动的空间较大，下两个台阶才能进屋， 所以叫地屋。一间房子只用五根椽，自家种的高粱收获后，用秫秸打成厚厚的箔子，铺上去，再在上面覆盖上麦草就成了，像瓜地里的瓜庵子。这种低矮的房子，建造方便，成本又小，能防寒避暑，得以栖身，在荒郊旷野上降低了高度可以防止风灾，不会像老杜那样，“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只是霖雨季节，要在房子四周挖沟排水，方能安全无虞。

       自从这几户人家落足之后，鸡鸣犬吠，炊烟袅袅，便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村落，因为住的全是山东人，地势又低，于是周围村子的人们便称其为山东凹，把小村落的人叫山东客。一群操着山东方言的人，为生存苦苦挣扎着。

        我记得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站在高凳子上，姐姐在后面推着，我便爬上了屋顶。爷爷看见了，冲我喊着:“快下来，不敢在房上踩!”我慢慢往下退，爷爷接住我抱了下来，告诉我房上踩下的脚窝，下雨天会漏水的，他用草筛端了一些麦秸，把那有脚窝的地方都修补了，这才放心。

        解放后合作社时，有人给山东凹起了个吉祥的大名——兴隆庄，小村庄终于有了名字，此时经济有所发展，地屋也逐年减少。我家的东地屋保留时间最长，是村里最后一座地屋， 在文化革命后期因雨倒塌，“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齐鲁难民在秦地修建的地屋终于绝迹，今天的年轻人已闻所未闻了。

        地屋时代之后，逐渐地换成了土墙或胡基墙较高的房屋，但仍然是茅草屋，我村人叫草房， 显得文明，外村人叫做草棚，则略含贬义，我们村只有一户富农，临近解放时挣挣扎扎地盖起了几间瓦厢房。全村人都是草房，后来有爱好的，在房檐上瓦上几行瓦，再苫草，人称瓦接檐，算是豪华型的草房吧。

        山东老祖先盖草房的“传世秘笈”和精湛手艺只保留在兴隆庄的客户人中，外人难以掌握，外村人盖的草房，三五年就会漏雨，要换新麦草，可我们村的草房，可十年不换草，依旧不漏。匠人们把草房的陡缓坡度掌握得恰如其分，帮忙的人把麦草打成非常溜顺的草铺铺，好像妇女们梳过的秀发，齐齐整整，一丝不乱的，这些都是外村人绝对办不到的。盖房时，搭上椽，铺好箔子，泥一遍，使屋面平整，泥稍干时开始上草。这时各家各户的人都来帮忙，男女老少齐上阵， 打草铺的，递草铺的，苫草铺的，配合默契，草铺放在草筛中，传递过程中不会做乱。匠人一排一排往上苫，中间再横着上两次泥，叫紧腰带。两面苫完，泥好屋脊和两边，用钉耙把屋面的麦草从上往下轻轻耙，梳理后的屋面齐整干净，麦草白色略黄，散发出一股特异的清香之气，一座草房就成功了。

        我村的刘师、张师，盖草房的技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闻名遐迩，许多几十里外的村子都请他俩去盖草房，有时甚或接应不暇，只能预定日期。他们带的几个徒弟，后来也很红火。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是在村子北头的草房学校里念的，它恐怕是周围各村中唯一的草房学校吧。 

草房再好，也是草房，属于房屋中的最低档次，是经济落后、生活贫穷的标志。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村官称叫叔叔的一位长辈，家里给订了一门亲事，一切都好，非常理想，女方家唯一的条件是，要一间瓦房结婚，因为让在家下了多年苦的女子在草棚结婚，父母觉得心里过不去，说只要是瓦房，那怕小些，也是光彩体面的。叔叔一家人犯了大难，可又舍不得这门亲，于是咬咬牙粜了些麦，买了10条丈橡，盖起一间陕西八大怪里“房子一边盖”的瓦厢房，面积十平米左右吧。盘一个炕，放一张板柜，房子里只能挤五六个人吧，箱子只能用鹰架架在炕上的空中，所说这是我村解放后第一间也是最小的一间瓦房。

         后来瓦房慢慢地多了，胡基墙，杨木椽。记得我盖厢房的时候，把椽上完了还不够， 差那么两根，干着急没办法。 匠人灵机一动，把一个尖杈把和一个梯子搭上去，才凑够了，虽然只有三米五宽，四米长的地方，这样两间厢房仍招来乡亲们或羡幕或嫉妒的目光。

        改革开放以来，我村房屋更新换代的速度上了快车道，先是祖传的草房换成了土木结构的瓦房，草房匠人的手艺无用武之地了，再换成砖木结构的房子。最近十多年，更是换成了一砖到顶的砖混结构，有封闭式的，有两层的小楼房，甚或花园别墅。厨房、卫生间、洗澡间大多现代化，跟城里人差不多了。还有很多到都市寻找梦想和未来的年轻人在城里买了房，安了家。

         回忆往昔，心潮难平；观看今朝，成就辉煌；展望未来，前程似锦。虽然昔日的草屋早已退出历史舞台，成为记忆，作为土生土长的兴隆人，无法忘怀茅屋里的艰苦生活，难以忘怀草房对几代人的默默奉献。

        我想，如果当年自己也有照相机、手机等，把那些星罗棋布的茅屋草舍拍摄下来，与今日航拍的美不胜收的画面组合在一起，定会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就是兴隆庄的发展史，也是一个民族这段历史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