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现实主义正名

——《老实街》在当代文学中的美学意义

张晓峰

   一部小说在问世后尽管好评如潮，但在文学批评领域内，在当时就能率真地直陈利弊并敢于盖棺定论的，却并不多见。王方晨所著的《老实街》面对的就是这种情形。自小说问世后，评论界从作品的内容、艺术表现方式、审美追求、语言造诣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述，同时也在文学史研究的大框架内，以市民文学、日常生活叙事、城市文学的诗性传统等等为着眼点，进行了纵向与横向的比较研究。尽管发掘出了小说在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例如它与《果园城记》这样的中国文学经典之间在精神与美学上内在的相近，但是无论是肯定性的赞赏还是暗示比拟，都不会出现像当年傅雷评价《金锁记》时那样铿锵明确地判断：“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也是有感于学术界对作品无穷的阐释而往往不去直面文学审美的基本问题，刘纳曾经忍不住提醒研究者应当回答《创业史》究竟“写得怎样？”[①]。

    在从根本上评价《老实街》时，似乎面临不小的难度，因为这是一部成熟作家完成的精心之作，无论是小说内容还是艺术表现形式，都在博采众长的同时又极具个人特色，真正做到了水乳交融，内蕴丰厚。在小说的表现内容上，作者不仅讲述了一条街上人们的生活故事，而且也将济南这座古老名城百年来的沧桑变化在看似不经意间俆徐道来，其中包括历史掌故、民间传奇、地理风物，此外如数家珍般的还有特色建筑、美食文化、传统工艺等等。小说内容的涉猎面之广、对济南历史与文化了解之深，都堪称是一部具有“百科全书”风格的全景之作。这也是本书深受读者喜爱、一版再版的重要原因：当地读者从中看到了亲切熟悉而又不尽了解的故乡；外地读者则对济南这座历史名城有了生动深入的认知，同时激起了关注它、进一步去认识它的兴趣。在小说的表现形式上，它取众家之长，随表现内容的不同而运用与之相宜的艺术方式，比如《歪脖子病不好治》《弃的烟火》这样的篇章是现实主义的，在并不显山露水的平静叙事中包含着批判的锋芒；《八百米下水声大作》有特异功能、不仅能看见地下泉水甚至能看见地下宝藏的"小耳朵”，则具有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小说的最后一章《大宴》，老锁匠为街坊们精心制作、用以留念的老式锁并没有如愿送出去，当他准备将它们抛入河中时，不小心身子一闪跌了进去。这时笼罩全书的，已是“悲凉之雾、遍披华林”，走向尾声的人物在心灰恍惚之际失足落水，小说走向一个明月照沟渠的批判现实的悲怆结局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必然，但作者却将笔锋悠然而转，“河里的流水都是众泉汇聚而来，澄澈凉冽。他一点也不慌张，也不呼救，任在水中漂浮。水流脉脉漫过他的老脸，也缓缓漾进了他的嘴。他吞咽了几口，如啜甘醴。眼前悄然亮了，就看见皓皓白日下，真的排了一场流水席！大宴方兴未艾，美酒如同身下的护城河，潺湲流淌，各种美酒佳馔都盛在一只只白玉盘里，白玉盘自动在水上漂，连小二都省了。仔细听，远远的，似有节日欢快的丝竹，声声入耳。”这场景奇异美妙至极，宛若人间奇遇、世外仙缘，这分明是聊斋中的幻境与人物啊。如此看来，这部小说内容之广博、笔法之繁花着锦，似乎很难从某个主要特质进行纲举而目张的概括与评价。但事实是，在通读了全书各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章节之后，掩卷之际仍然在读者眼前挥之不去的，除了老城烟云、古朴街巷中的人情世故，在他们眼前还有一道迫人的寒光：那把大马士革剃刀。这并不是因为《大马士革剃刀》是全书开始的第一章，也并非因为它做为极其精湛的短篇在读者中已经口耳相传、闻名遐迩，而是这整部小说真正是柄利刃，无情地剖开了现实、世道与人心。其精准、狠辣与批判的冷峻，惟有现实主义可以概括。《老实街》不仅是一部城市文化小说，它在最根本上是一部近年来少见的现实主义力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体现出了现实主义在当下所能达到的高度与艺术特点。

一

    对于当代文艺中的现实主义，人们并不陌生。无论何种艺术思潮曾经风起云涌或者前后交替风云变幻，文化界对现实主义的重视都不曾中断。在各个时期的不同媒体上，人们时常能看到这样的标题或者主题：“呼唤贴近时代、反映当下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这种需求的产生是多方面的，其中，当艺术作品与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较为脱节、人们的心灵期待无法得到满足时，对它的渴求会更为迫切。但是，到底什么是现实主义作品？当现实主义主要做为一种创作精神时，它应该具有怎样的内涵与品质？如果要对以上问题进行严谨而系统的阐述，可能需要专门的论文甚至著述来探讨，而且一直以来中外文艺理论对此也颇多争议。但有一种认知是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作为创作的一个原则就是坚持了两个字：即‘诗’与‘真’”[②]。“诗”应当是诗性，而“真”是指本质的真实与真相。这与雨果的观点是一致的，“天才所能攀登的最高峰就是同时到达伟大和真实，像莎士比亚一样真实中有伟大”[③]。如果说这样的认知还是较为笼统和抽象的，那么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方向来反问，即什么不是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如果将中国当代文学作为考察对象，那么某些被贴上“现实主义”标签的作品、抑或创作潮流，它们真的体现出了现实主义的美学精神吗？比如，1990年代后期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当那一批作家面对工厂与乡村的困境时，他们笔下的主人公做为一方干部往往在竭尽所能中仍然捉襟见肘，无法圆满解决现实中层出不穷的难题。作品的主人公们常常是富于责任感而又疲惫的，小说的风格也在对人物与时代问题的理解中透出温馨、体贴甚至柔情，比如刘醒龙的《秋风醉了》，而当时著名的《分享艰难》更是传神地概括出了这一类作品的立意和主题。今天，当人们再回顾时，也许印象最深的只是作品塑造出了一批具有特点的基层干部形象，但是否还会把“现实主义”的评价赋予它们呢？“大厂”的危机、乡镇的难题，这些辛辛苦苦的干部们只是尽力去解决问题的中间人，而不是一个面对现实症候的深度思想者。这些作品的立场与用意在今天看来甚至是可疑的，它们以任劳任怨、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仍无法让基层诸事圆满的人物，调和了现实中那些深刻的矛盾。而曾经名动一时的“新写实”也存在同样的倾向，只不过“新写实”的立场是站在底层的普通民众一边，以他（她）们琐碎艰难的日常生活，道出其坚忍与韧性，在力图表现庸常生活真相的同时，表达出对人物的理解与体谅，有时甚至是对其生活哲学的认同，比如《你以为你是谁》《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象方方的《风景》那样、在一定的理解与同情之中又带有深刻批判的作品是并不多见的。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中国商品经济的不断繁荣，新的阶级差距、贫富差距也日益突出，金钱等因素所导致的畸形社会现象与社会悲剧引发了作家们的关注，曹征路等人的“底层写作”应运而生。《安阳婴儿》《那儿》等作品在引起社会反响的同时，特别获得了一批被称为“新左派”批评家的赞赏[④]。虽然“底层写作”做为一种文学现象或者一种流派在当代文坛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新左派”批评家做为理论界的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却一直非常活跃，他们对文艺创作中“现实主义因素”的强调与发现，都带有明显的理论倾向性。2016年随着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的发表，在评论界对其的高度赞扬中，“现实”与“现实主义”成为醒目的高频词，如《时代新人，中国故事，现实主义的新探索》[⑤]，《现实感来自精准叙事》[⑥]《谁的现实，如何主义》[⑦]等等。评论界除了看到这篇小说“从不同的角度深刻揭示了当下中国社会巨变背景下的道德困境，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塑造了这个时代真实生动的典型人物”，他们更感兴趣的关注点显然是如下感悟：“在陈金芳形象与命运的剧烈变化中，隐藏着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秘密，那就是在这个迅速发现实主义展的时代，尽管看上去似乎每个人都有机会，都有个人奋斗的空间，但为底层人打开的却只是一扇窄门，尽管他们一时可以获得成功与辉煌，但终将灰飞烟灭，被‘打回原形’。《世间已无陈金芳》塑造了一个当代的‘失败青年’形象。‘失败青年’的产生，当然首先与当前社会结构的固化相关，随着阶层分化与贫富两极化的加剧，社会流动性减弱，一个人的人生价值更多地由其出身与身份决定，这让出身社会底层的当代青年看不到改变命运的可能与希望，在难以逾越的社会鸿沟面前，来自社会底层的有为青年看不到出头之日”[⑧]。这样的观点是否有些眼熟？它与新世纪之初对于“底层写作”的鼓与呼在精神内涵上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在近二十年间“新左派”的批评家们始终执著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与方法，而其中的核心是——对时代和社会的批判，它们的弊病是造成普通人生活不幸、有梦难成的根源。从以上对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的简要梳理中，人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无论是“新写实”、“现实主义冲击波”、还是近几年来“现实主义的新探索”，人物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处于被时代和社会问题折磨损害的一方。这种立场当然不无缘由和道理，因为人终归是环境的产物，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同时这一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也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特点之一。在新文学发轫之初，“文学研究会”即主张“文包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其中的重点是“反映社会的现象”，“人生一般的问题”常常是由前者造成的。这种文艺观在百年中国文学史中很普遍地存在着。从美学范畴来判断，它是现实主义的一种，也很容易让人想到在文学思潮史上名重一时的“批判现实主义”。但既便如此，这种由社会弊病或黑暗面出发来表现人生艰难或不幸的方式，并非现实主义的唯一正途。从人自身存在的问题入手、正视和剖析人性深处的复杂幽暗，这也是一种现实主义精神和视角。鲁迅在他的一系列小说中所深思的“国民性”、以及沈从文在他致力于构建的“希腊小庙”中供奉的“人性”，更不必说张爱玲笔下那一个个经典的女性形象都飞蛾扑火般体现着何谓“自做孽不可活”，这些作家和作品的丰富博杂当然不是用“现实主义”所能一言以蔽之的，但其中充满了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并且达到了绝大多数作家难以企及的深度，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二

    在王方晨的《老实街》中，就包含着这种鲜明而彻底的现实主义精神，在批判对象上，有社会阴暗面，但更普遍更重要的是“老实街”上的那些以传统美德恬然自居的人。“若论起老西门城墙根下那些老街巷的声望，无有能与之相匹敌者。老实街居民，历代以老实为立家之本。老实街的巨大声望，当源于此”。乡谣称赞他们:“宽厚所里宽厚佬，老实街上老实人。”小说犹嫌不足，在故事的叙述中时常会以当事者的声音发话：“老实街居民向为济南第一老实，绝非妄也。若无百年老街的这点道德自信，岂不白担了‘济南第一’的盛名？”小说对老实街道德自信的屡次强调是否有讥刺之意呢？随着阅读的逐渐推展，在第一章《大马士革剃刀》结束之时，读者便开始了这样的狐疑和猜测。而当所有人物的生活轨迹和命运都被勾勒出来之后，读者的怀疑也似乎得到了证实。作者将《大马士革剃刀》做为开卷的第一篇是有着特别的用心的，“这些故事都是由一把剃刀引起的。美德遇到美德，并没人想象的那样简单。老实街的‘第一大老实’左老先生，把自已收藏的一把旧剃刀馈赠给外来‘老实人’剃头匠，却由此将自己的内心剖开了一道裂隙，并透露出淤积心底的幽暗。这道人性裂隙，一旦打开，就再也没有了边际”[⑨]。全书的一系列人与故事就是从这道裂隙开始的。这道裂隙并非不经意间暴露的人性，而是作者手持利刃直击要害劈开来的。当“老实人”以几乎天衣无缝的计谋逼走了另一个“老实人”，老实街上并没有从此消停，各色人物开始一一登场，仿佛潘朵拉的盒子打开了。里面走出的并非恶魔，而是在世俗烟火中司空见惯的人。小说的作者如同拉家常一般，将老实街上的人物娓娓道来，既为每一位人物立传，又在交叉的叙事场景中展现他们丰富完整的社会生活与作为。同小说叙事者温情脉脉的口吻截然相反的，是这些人物留给读者的最终印象。在整部作品中，除了朱小葵这个有着正义担当、与恶势力斗智斗勇、最后同归于尽的女性之外，大部分角色都是有道德瑕疵或者过失的，包括人见人爱的传奇美女鹅。社会黑恶势力和钱权交易等在小说中作为时代背景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而在任何时代普通民众身上所潜藏的自私、贪婪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欺诈、倾轧和掠夺却是贯穿全书的，人们看到的是虚伪、利已和对他人真正的冷漠与损害。以小说中那些被邻里交口称赞的人物为例，且不说被誉为“第一大老实”的左门鼻，只论摄影师白无敌和做媒的老花头两人，前者在上海访客斯先生来到老实街青砖黛瓦的小院寻亲时，“镇定自若地当众撒了个弥天大谎：这里没有人”。左右街坊“当时也都惊了一霎，但诧异随之烟消云灭”，白无敌在那晚被一条街上的人们视为“义士”和“英雄”。原因何在？因为“在我们长久的意识中，穆大阿基绝对不该与人世有着过多的纠缠！他过去是那样的人，遗世独立，西装革履，一尘不染，而且还将保持下去，直至生命终了。”在这种看似“道德洁癖”中，老实街上的人们是绝对不愿承认“一尘不染”的穆大阿基是有私生子的。他们兼用“瞒和骗”的道德德绑架不仅会持续到对象的“生命终了”，甚至死后依然不会放松。至于成全了对对佳偶的老花头，在人们心目中澹静从容、睿智通透。“多少年，说他有就有；说无，也就无，但是，时时的，还总被看到。不是老实街的，就可能小瞧了他”。这是《花事了》这一章的开头，在这恬淡当中，字里行间却隐隐透出杀气。原来这个看似可有可无的人物，实则掌握着老实街的命脉——有情人要经过老花头的说合才能终成眷属，他“这双眼总得看到人心深处去，还不能搅得沸反盈天的”。他确实成就了很多好姻缘，可围绕着老实街上的女神鹅，他也使张小三、大老赵、老常在毫不知情中误了终身。在《花事了》的结尾当张小三在断壁残垣下的那把大竹椅上中骇然发现老花头对鹅的情愫，他在“心惊胆战”中眼睛“喷出炽烈的火苗”，“整个世界天崩地裂”。老花头还是第一个签下了同意拆迁协议的人，“不声不响地出卖了老实街”。《花事了》开始是风光旖旎的，不到最后，主角不会露出真面目。这一章也是最接近《聊斋》的，当喝到微醺的老花头由鹅搀扶着被一枝逾墙而出的独步春轻轻打了一下脸，老花头对着它呢喃细语，“那一刻，就像独步春成了精”。街坊们后来认为“老花头就已不再是老花头”。无论是花妖还是花精，在《聊斋》里大都是美的，但在《花事了》中却如同在暗夜的角落间逡巡的鬼魅，所行皆是阴森诡异之事。小说不仅将审视的目光投向个人幽晦曲折的内心，对于群体的真相也毫不留情。当人们得知有特异功能的“小耳朵”不仅能听见“八百米下水声大作”，而且能够听见“地下有的是银钱儿”，便开始想着办法“欺骗小耳朵在他家‘听宝’”。为了让一条街上的人们死心，“小耳朵”不惜假装失误、让自闭症的儿子剪掉了自己的一只耳朵。最令人发指的，还是当老实街面临拆迁危机时，人们利用地产商高杰对鹅的感情，暗示并鼓励鹅去豪华酒店找他。为了打动鹅，他（她）们“在她面前大讲老实街的美德、传统，讲老实街辉煌的历史”，更不忘“讲老竹编匠在世时的佳话，目的是唤起鹅对老实街的热情”。当鹅思忖再三终于完成了众人（也包括她自己）的心愿时，她的店门上却在夜间被人泼了屎尿，并且用石灰写了两个大字：破鞋。布尔加科夫当年为了揭示莫斯科的“人心坏了”，在《大师与马格丽特》中让撒旦为爱慕虚荣的女人们送上各色华服，然后在音乐会结束时魔法消失，使得只剩下内衣的女人们沦为全城的笑柄。《老实街》的作者并没有使用这种充满强烈戏剧性的手法，而是按照他所洞察到的世事真相与逻辑如实写来，原委清晰、分毫毕现，不曾冤枉一个人。作者在呈现时，语调是和谐自然的，但内容中的犀利冷酷，鞭挞之深、涵盖之广，是近年来当代文学中罕见的，让人想到鲁迅的临终遗言里的“一个都不宽恕”。

    老实街上的人们并不老实。但如果仅仅看到了其中的讽喻，对小说的理解显然是不够的。李敬泽无疑敏锐地感受到了书中凛如冰雪的胆魄与洞察力，他说：“王方晨的写作生涯中贯彻着焦灼而隐忍的雄心。十年一剑，腰横秋水，他始终确信自己会抵达一种雄奇阔大的境界。”在李敬泽那里，王方晨具有独步文坛的豪气与侠气，“他只是在心中寻找那群人、那个地方、那个时代的经验与精神的交汇点。现在，他可能找到了，他的力量与锋刃于此尽展，这个地方就叫《老实街》”[⑩]。在王方晨的笔下，素以老实著称的老实人往往在看似不经意间就被剥皮见骨，凡是心中藏奸者无一逃脱，作者的犀利真正做到了“十步杀一人”。但是作者的功力与道行显然不限于此，最主要的是，他的目标与目的不限于单一的人与事，他手持利刃一心要去击破的，是一座庞然大物，它是凝缩于老实街上的传统文化、社会体系与世道人心。它包含了历史，更关乎当下庞杂的社会现实。王方晨所做的，则类于庖丁解牛，但闻“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王方晨切中肯綮、游刃有余所解剖的，是包含了传统与现代文化的中国社会。

三

    在“动刀甚微，謋然已解”的过程中，不仅有敏捷锋利、有从容优雅，还有深沉的理解与包容。“《老实街》书写一个城市的世道人心，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个认老理的老济南人，他们生活在那些百年老宅和老街巷，在经历了漫长岁月而形成的民风民俗包围之下，像他们的祖辈一样安然惬意地承受着天地灵气、日月精华的滋养，有时也不免显得有些迂腐自封，但实际上，就连他们自己也不见得就一定相信那些玄幻的道德想象，因为世道的嬗变不仅是传说，更为他们所一次次亲身经历”[11]。正是在世世代代生命的磨练和艰难中，人们不断增长着对世界的认识与智慧，这使很多人不会孤立和僵化地去看待道德。它作为一种准则、底线或者标杆在社会中是不可或缺的，但对它的执行则在实际生活中被人们不同程度地灵活处理着。谁能够想象一个都是彻头彻尾的真正的老实人的世界，那会是一个多么单调而枯燥的环境。弗兰克·梯利在《伦理学导论》中指出：“人类及其理想要比道德的目标更为宽广和丰富”[12]。现在我们也可以回答在前文中提出的问题：即小说几乎在每一章节都会像居民的口头禅似的强调老实街的信仰和美德，其中是否有讥刺之意？这层用意肯定是有的，但并非全部。作者深深明白，人们未必完全相信那些作为教诲的“道德想象”。“世道的嬗变”和“亲身经历”更能使他们体会到生活的复杂性。这种不带预设的意识形态倾向性、不带对人物或憎或爱的感情偏颇、既锐利又客观的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学中是少见的。理解了这一点，便能很好地理解小说的结尾：老实街的住户们在风流云散之前，曾经兴致勃勃地商量筹划着要举办一次离别的大宴，不同特点的酒楼、各色美味佳肴已经呼之欲出了，但到了搬迁时却是各走各的，“别说是开大宴，就连老锁匠的那些老式锁也没能如愿送出”。这种大热闹之后的大冷落已经把所有那些心口不一都展示尽净了，但这并不是小说的主旨。作者这样安排全书的结尾：心灰意冷的老锁匠失足落水，泉水的清润使他“一点也不慌张”，“就那样面朝星空，一无恐惧地顺着水流，一直向下游漂去。到了大明湖西水门不远，就从水面上轻轻一翻身，爬了起来。”小说专门写到他在落水之前，“本打算将那些老式锁丢到泉池里，却担心堵了泉眼，也就随之打消了主意”。潜意识中对这些锁的感情，何尝不是一个人对美好事物的留恋、对善的坚守呢？这样的人是孤独的。

    在泉边出了一会儿神，竟又想到这个夜晚，这个时辰，断乎每个老实街居民，都在跟家人围坐一起，安享一罐朴素的合锦菜。

   于是，从古今幽明，从天上人间，我们一起目光炯炯地看着一个正派人，仿佛了去了一桩大心事，拽动渐趋疲懈衰迈之躯，夜幕下踽踽行去，一步步离却了最终发现自己无比卑微的幸许之地。

    人们在历经沧桑之后会发现自己其实“无比卑微”，而在月涌大江流的辽阔里，生活依旧。那些可能令“正派人”失望的大众正在夜色里“跟家人围坐一起，安享一罐朴素的合锦菜”。天地包容，万物无言。这是一个令人感慨不尽、引发绵延深思的结尾。

    法国评论家朗松曾将当时的现实主义作家同莎士比亚进行比较，他指出为什么有些作家看起来“有点狭隘而平庸”，“莎士比亚之所以超过他们，就是因为他在作品中除了简单的、肯定的、可以认识的真实以外，还放进了点别的什么东西”[13]。对于《老实街》而言，作者不仅发现了真实，而且用准确、客观与智慧进行了表达。他运用的不是情绪，而是感情和理性，他思考的不仅是人与社会，还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哲学。更不用说构思之匠心、从现代到后现代派各种艺术表现手法之纯熟自然、尤其是语言和意境之美，在同时代作家当中都是出类拔萃的。

[①] 刘纳：《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重读〈创业史〉并以其为例》，《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②] 张炜：《张炜名篇精选：散文精选》山东友谊书社1993年版，第161页。

[③] 维克多·雨果：《雨果论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10页。

[④] 郑闯琦曾以“中国现代思想传统中的《北方的河》”为题，对“新左派”这个问题做了梳理。他认为在中国“新左派”本身是一个尚未得到普遍认可、但是却被普遍使用的概念。被归于这一思想流派之下的代表人物当时有汪晖、李陀、韩毓海、陈燕谷等人。虽然这些学者的思想和学术水准参差不齐，但是在关于如何看待中国左翼思想、中国社会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上基本具有一致的立场和看法。参见郑闯琦：《中国现代思想传统中的〈北方的河〉》，《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6期。

[⑤] 李云雷：《时代新人、中国故事与现实主义的新探索——重读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小说选刊》2018年第4期。

[⑥] 季亚娅：《现实感来自精准叙事》，《人民日报》2018年8月14日。

[⑦] 弋舟：《谁的现实，如何主义——〈世间已无陈金芳〉阅读断想》，《湖南文学》2016年第4期。

[⑧] 李云雷：《时代新人、中国故事与现实主义的新探索——重读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

[⑨] 王方晨：《城里的地老天荒》，见《老实街·后记》，作家出版社2018年5月版，第291页。

[⑩] 见《老实街》封底李敬泽所作评价。

[11] 王方晨：《城里的地老天荒》，见《老实街•后记》。

[12] 弗兰克·梯利：《伦理学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页。

[13] 昂利·拜尔著、徐继曾译：《方法、批评及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