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受“文革”冲击，邓小平一家被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的原福州军区南昌陆军步兵学校。在这里，邓小平度过了三年多的谪居生活。他的小女儿毛毛后来在谈起在江西度过的第一个春节时，记忆犹新的一个感受就是“冷”。她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回忆道：

　　没有节日的鞭炮，过年的喧闹，我们一家人同样高高兴兴地吃了年夜饭，安安静静地送走了1969年，迎来了1970年。进入三九后，南方的冬天真正来临了。

　　南方的冬天可真冷啊。这种冷，不是北方那种漫天白雪、北风呼啸、滴水成冰的痛痛快快的冷，而是一种阴湿的、透骨寒心的、室内室外一样的、无以缓解的冷。北方的冬天，外面再冷，屋里总能取暖，哪怕是个小小的煤球炉子。而在南方，屋里屋外一样冷，如果太阳出来，屋里就比屋外还要冷。我们从来没有盖过这么厚的被子，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厚的棉衣棉裤棉鞋，结果一个个的手脚还都生了冻疮。早上起来，对着窗中射进的阳光，可以看到嘴里呼出的白气。想喝口水吧，杯子里的白开水也结了一层薄薄的冰。白天，最盼出太阳，这样就可以跑到院子里的阳光下，把周身上下晒一个够。晚上大家围坐在一起，生起小炭火盆，感受这微弱的却是唯一的热量。南方的冬天，可真不好过呀。

　　在北方住久了的人，实在难以适应南方的冬冷。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就是多穿再多穿。只有爸爸和我们不同。他对付寒冷的办法是“以冷制冷”，每天坚持用冷水擦澡。其实，他从年轻的时候起，在战争年代，就一直保持着冷水洗澡的习惯。年轻的时候，是提着一桶水，一下子从头浇下来。现在快七十岁了，不能再用冷水浇了，就改用毛巾浸上冷水擦。每次他都使劲地擦，把身上擦得红红的。擦完之后，不但周身发热，而且精神爽朗。他说：“我冬天洗冷水澡，就不怕冷，大家都来试试。爸爸自己洗冷水澡，我们不反对，但是要让我们洗，我们可没有这个胆量。要知道，晚上脱了衣服去钻冰冷的被窝都还需要点勇气呢，更不要说用冷水擦澡了。我们一致称赞爸爸勇气可嘉，但绝没人响应他的倡议。

　　千里之遥的江西，条件如此艰苦，身处羁旅与禁锢的邓小平却从未动摇对党和国家的信念。1月初，邓小平的小儿子飞飞回来了。之前他一直和同学们在搞“大串联”，省革委会的人把他从南昌送到了步校，一家人终于团聚。飞飞向家人描述他在全国各地看到的由“文革”引发的乱象。他一边吃着苹果，一边眉飞色舞地讲述，直听得大家目瞪口呆。由于过去一直住在中南海，邓小平一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早已天下大乱。平日话就不多的邓小平一直没吭气，看着飞飞和毛毛说得兴高采烈，等他们歇口气儿的时候，才认真而严肃地说了一句：“你们知道，你们说的都是一些很坏的议论！”

　　南方的春节虽冷，邓小平却永葆着一颗炽热的心。

上海甲肝大流行时，邓小平主动和演员握手亲吻

1988年初，由于食用毛蚶引起甲肝病流行，上海总共有几十万市民患病倒下。春节期间，甲肝病的流行正是猖獗之时。工作人员跟邓小平请示，说上海正在闹“毛蚶病”，是不是过一阵再去。邓小平果断道：“我要和上海人民共同过春节，毛蚶病有什么了不起啊。”

　　得知邓小平要来上海过年，上海春节联欢会筹备小组严肃地宣布了一条纪律：演员就在舞台与后台活动，不要到台前去，更不要与场内的领导接触和握手——这是为了防止甲肝病的传染。

　　演出队伍组织起来了，节目单也排定。2月15日，除夕前一天，市委副书记曾庆红来审看节目。他很细心，说：“你们的杂技节目，演出水平是高的，但是场面有点惊险，小平同志和卓琳同志都上了年纪，两位老人家又都特别关心孩子，让小孩子演这么惊险的节目，在这个联欢会上不合适，是不是考虑换一个节目，让老人家自始至终轻松愉快。另外，可以再加一个古彩戏法。古彩戏法有民族特色，节奏比较慢，又有些喜气。”根据曾庆红的意见，节目单上临时加了一个古彩戏法。

　　几天后，联欢会完美结束。全体演员谢幕，在舞台上列队鼓掌，欢送小平同志离开剧场。原本没有首长上台接见演员的安排，可谁也没有想到，演出结束后，邓小平站了起来，主动向台上走去。他这样做，出乎演员的意料之外，也出乎警卫人员的意料之外。事先不是说好了吗，预防传染甲肝，彼此之间不握手。当时上海人人自危，都怕传染甲肝，平时能不出门就不出门，能不上街就不上街，即使熟人见了面，也都不握手，最多拱手作个揖。可邓小平不顾这些，他主动与站在前排的演员一一握手，对演员们的辛苦工作表示慰问。在走到表演杂技的小演员、上海马戏学校学生金恣面前时，邓小平还俯下身，像慈祥的爷爷一般在小姑娘的脸蛋上亲吻了一下。全场顿时响起一片热烈而响亮的掌声。

　　邓小平的足迹在上海驻留引起了广泛关注，一些政治观察家已经感觉到：改革开放大局初定，经济特区发展迅猛，邓小平开始思索改革的下一步走向，他的目光投向了上海浦东。浦东没有在改革之初纳入“经济特区”，一直是邓小平的遗憾。后来他曾解释：“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

　　2月24日，邓小平回到北京。没过多久上海便有了动作。5月，“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召开，江泽民提出要结合老城区的改造建设一个现代化新区，强调要再造“经济中心的功能和对内对外枢纽的功能”。

关心上海发展，连年赴沪过节

1990年1月，邓小平第三次在上海过春节。大年初一上午，朱镕基等上海市领导到邓小平下榻的宾馆给他拜年，并汇报浦东开发的前期准备。

　　邓小平说：“浦东开发晚了，但还来得及，上海市委、市政府应该给中央报告。”

　　朱镕基说：“开发建设的报告不理想，不敢报。”

　　邓小平说：“不用怕，报嘛。”

　　春节过后，邓小平回到北京。2月17日，他接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全体成员。会见前他对在场中央领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 这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

　　1991年，邓小平第四次在上海过春节。这个春节他过得一点也不轻松。1989年下半年中央对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后，工业增长迅速回落，市场持续疲软，计划经济思想回潮。邓小平在上海密集视察，连续发表讲话：“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他对陪同的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说：“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1992年1月17日到2月20日，怀着对改革开放的深思，邓小平开始了“南巡”之旅。1月31日，邓小平来到上海，和杨尚昆一起在这里过春节。在上海期间，警卫官兵发现邓小平的办公室、会客厅和卧室的灯火常常彻夜通明——他在连夜整理审定后来的“南巡谈话”。

　　元宵之夜，邓小平在上海中百一店三楼参观完柜台，正准备上电梯，忽然看见近处还有一个文化用品柜台，便饶有兴致地踅了过来。他走到柜台前，低头看起了柜子里面的文具。这时，全国劳动模范马桂宁已经站在旁边，热情地做起了“导购”。毛毛知道父亲喜欢这些文具，就在一边说，您就买几样吧。邓小平点头说好，马桂宁立刻手脚麻利地挑了四盒中华牌铅笔、四块艺术橡皮，毛毛付了钱。马桂宁随即用包装纸把铅笔橡皮包好，装进一个小塑料袋，恭恭敬敬地递到邓小平手里。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吴邦国在一旁笑着对邓小平说，我们马师傅是劳动模范，他为您提供服务，服务质量怎么样？邓小平爽朗地笑着，连声说：“很好，很好！”在下楼的电梯里，毛毛对邓小平说：“老爷子，这可是您建国以来第二次亲自到商场买东西。”

　　1994年2月10日，大年初一，邓小平最后一次与上海各界人士欢聚一堂。这以后，他便很少公开露面了。据大女儿邓林回忆，1994年，邓小平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行走都困难，但还是在上海参加春节团拜会，还在说，“我们一定要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他亲自说这句话，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帮助新领导人立住脚。

　　回京那天，邓小平特地把吴邦国和黄菊叫上火车，语重心长地嘱咐：“你们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这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机遇啊！”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3期，封面故事：领袖们的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