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

“二十五扫尘土，二十六烀猪肉”。过年的习俗在我的儿时表现得非常突出，如今都渐渐远去。

“二十五扫尘土”说是打扫庭院卫生，但大多是用纸张糊墙、糊棚。家境宽裕的从供销社买来花花绿绿的糊墙纸，把屋子装点得焕然一新。条件稍微差点的就买几斤报纸，把屋子糊一遍，也很鲜亮。条件再差的就打扫一下尘土，顶多贴两张年画。我们家在农村属于中等偏上，每年都用报纸糊墙。

爸爸是小学教员，很喜欢用报纸糊墙。每到春节临近，在办置年货的时候，10斤报纸是必不可少的。每次买回报纸，爸爸都在灯光下如饥似渴地阅读，遇见有好的文章就用剪刀剪下来，贴到他专用的本子里，结果很多报纸因为爸爸的阅读开了“天窗”。妈妈从来不反对，也抢着和爸爸一起看，等糊墙的时候，把开了“天窗”的部分用剪刀剪掉，然后在糊墙的过程中“查缺补漏”。

到了腊月二十五，我们全家人便共同努力糊墙糊棚。妈妈先是用全家都很珍惜的白面熬成浆糊，然后在炕上放张桌子，我和哥哥给报纸沫浆糊，递给爸爸，再粘贴到墙上，有时爸爸在糊墙的时候，站在凳子上看报纸发呆，以致我都抹了两张报纸他还不动，也不接新的报纸。妈妈有时也催他“快点吧，别看了。”爸爸总是说“就一小段，看完的。”

用报纸糊的墙没有用专用糊墙纸那么漂亮，但是在15瓦灯泡的映照下也很鲜亮。从把墙糊完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全家都成了“趴墙族”，在墙上看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我从五六岁就开始“趴墙”，读不懂文章，就是认字。遇到不认识的字就问爸爸妈妈和哥哥。我家的炕头一直放一本《新华字典》，是硬纸壳皮的，我记事的时候就快翻烂了，但一直舍不得扔。趴墙看报纸是少数，多数是看年画。那时的年画除了单张以外，多是现代京剧样板戏的连环画，《红灯记》《智取威虎山》《龙江颂》等等。很多连环画的说明都能背下来。不管谁到别人家串门，都要趴在墙上欣赏一遍年画。

依稀记得上小学时我是班级认字最多的，课文里的生字不必说，很多课文中学不到的，我也认识一些，在都是“趴墙”的成绩。那时许多文章都是用毛主席诗词作标题的。比如《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记》，我刚刚6岁，上小学一年级，在这里我认识了“堑”字。

经常“趴墙”认识字也读文章，大概是1975年，在墙上读过一篇小文，标题好像是《我的理想》，三四百字，读过内容也记差不多，恰巧学校期末考试的作文就是《我的理想》，于是把我能记住的内容再掺杂点自己的想法，写完交卷，结果老师给了满分，并在全校当做范文。学校校长找我谈话，怎么写出的这个作文，我只有坦言是“趴墙”看报的结果。校长和我家是前后屋邻居，特意到我家趴在墙上看那篇小文，回家后教导自己的孩子也要经常趴在墙上读报纸。

我“趴墙”其实是受到爸爸的影响。他几乎每天都要在墙上看一会，于是成了生产大队板报的主要写稿人，每次接到任务，都要趴墙上看，或者打开自己收藏的粘贴本子，受到领导的夸奖他就很开心，晚上汤壶酒喝。1975年全国农村学习“小靳庄”，生产队都搞赛诗会，一拨一拨的农民叔叔阿姨踩平了我家门槛，都求爸爸给写诗。屯子里有个王五姨也央求爸爸写诗上台赛诗，可是又不认识几个字，便让爸爸教她一首，爸爸随口诌几句“战天斗地学大寨，独木（我住的屯子名）女子多豪迈，拿起锹镐当钢枪，打倒苏修反动派”。别看王五姨不认识字，但是记忆力很好，几遍就背下来了，由于她声音好，在赛诗会上得了第一名。

自从泥草房退出农村家居舞台之后，农村住房也都刮大白、贴壁纸了，再也没有人用报纸糊墙，当然肯定就没有了“趴墙族”，偶尔看到一家的墙上贴张年画，大多是大胖小子，不用问，家里孩子已经结婚或将要结婚，希望家里添个大胖小子，要不然连年画都看不到。

去东北农家风味饭馆，看到了用报纸糊的墙，勾起了我的怀旧之情。曾经的日子很苦，但是也有许多快乐。

作者李俊，1963年生。吉林省桦甸市互联网信息中心主任记者。1980年参加工作，从教13年，1993年入职《桦甸日报》任记者，2003年报社解散并入桦甸市委宣传部，担任《桦甸通讯》记者、编辑。2013年成立桦甸市互联网信息中心，任记者。20多年新闻工作，采写了大量新闻稿件，多篇新闻见诸新华网、人民网、吉林日报等国内各大主流媒体。被吉林日报评选为突出贡献的优秀通讯员。2015年，新闻《一公顷土地如何创收100万》吉林日报通讯员优秀作品第一名。喜欢纪实摄影。偶尔写散文、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