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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韩静波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也就是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现代新诗创作迅速发展并繁荣起来。但是，当时人们考虑的只是如何打破旧诗格律的束缚，而且认为打破得越彻底越好，因而导致了新诗形式失去规范而走上极端散文化的倾向。即使是郭沫若也在诗歌形式上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认为“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也不失其为诗”。面对新诗形体散漫、节奏杂乱的散文化状况，一些有志于新诗体建设的诗人和诗评家开始了对诗体形式的重新思考、探索与追求。在这方面，闻一多是当时杰出的代表人物，他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唯美主义诗人。
在《诗的格律》一文中，闻一多提出了诗歌的“三美”主张，即绘画美、音乐美和建筑美，当时在诗界的影响很大。他最先提出诗歌的“建筑美”这一概念，并与“音乐美”和“绘画美”并列为诗歌的“三美”。具体来说：音乐美，即是音韵语句节奏铿锵，押韵；绘画美，是指词藻的选用,即诗歌语言要具有色彩感；建筑美，即是诗歌的形式要整齐，每一句话的字数差不多，这种建筑美就是“整齐的美”和“对称的美”。 同时他还说：“诗一向就没有脱离过格律或节奏，这是没有人怀疑过的天经地义。”“棋不能废除规矩，诗也就不能废除格律。”为此，他提出“三美”作为新诗格律的理论基础。他认为“格律可从两方面讲：一是属于视觉方面的，二是属于听觉方面的。”音乐的美（韵律）是属于听觉方面的，而建筑的美是属于视觉方面的。闻一多揭示中国文字的特点，提醒人们在诗歌创作时，要注意空间感与具象性。
但是对于诗歌的建筑美，一直以来分歧较多。甚至很多人错误地理解了诗歌分行的原则，把体现节奏放到了次要的地位，而把形体美放到了主要的地位。也有人认为把诗歌的形体作为“建筑美”来理解，这种理解诗歌的美是很肤浅的。诗歌的美是体现在境界的美和朗读的音乐美上，至于排列的或整齐、或参差是诗歌节奏的需要，是无关紧要的。反正众说纷纭，各有各的道理，但是归根结底就是，承认还是否认诗歌的建筑美这样一个主张。
其实诗歌形体美在中国古代就已经有了。宝塔诗是杂体诗的一种。顾名思义,是宝塔形状的诗,底大顶细,由唐代的“一七体”发展而来。“一七体”，即诗的第一句为诗题一字，以下逐句递增字数，由二、二，三、三至七、七。以唐代诗人元稹的《茶》为例子：
茶
香叶，嫩芽
慕诗客，爱僧家
碾雕白玉，罗织红纱
铫前黄蕊色，婉转曲尘花
前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
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兮
像这样字数逐句增多，如果把全诗每一行从中间开始往二边排列，外形就像古代的宝塔一样，底宽上尖，中间逐层收缩像等腰三角形。这样的排列其实真的很具备建筑美的内在含义。
诗歌形体美在国外的诗歌中一直是很流行的，譬如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是属于规规整整的一种，这不但是当时的流行，也是诗人根据英语语汇的特点来进行创作的。又如前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诗”又是一种形式，下面是马雅可夫斯基《最好的诗》的开头部分：
听众
递来
一大大堆条子，
想要将我一军，
问题里面带着刺：
“马雅可夫斯基同志，
请朗诵
你的
最好的诗。”
哪首诗
能给以
这样的荣光？
我双手撑着讲台，
搜索枯肠。
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形式是根据俄语单词音节多而且长的特点，采取短而快速的分节方式，事实证明他的创作形式是成功的，从外在的具象上来审视，确实能体现诗歌建筑美的特点。
可以这么说，一座美丽漂亮的建筑，就是一首立体的诗。同样一首具有建筑美的诗，我们在品读的时候，就好像在欣赏一座唯美的建筑。
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著名学者乔纳森•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出版，引起当时文坛特别是诗界的轰动。乔纳森•卡勒在文学批评 、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中均取得突出成就。甚至他认为，一段文字是否是诗，未必取决于语言本身，而是取决于文字排列即视觉形式。一条新闻可以排列成诗，如： 昨天在七号公路上 一辆汽车 时速为一百公里时 猛撞 在一棵法国梧桐上 车上四人 全部 死亡 。视觉上强调了关键词语，如“猛撞”，包含较多心理容量。“死亡”，突兀而至，触目惊心。作为文学理论家的卡勒在对结构主义诗学、解构主义方面的探索中，既开拓进取，又稳健扎实，表现出了一系列积极的见地。
卡勒的文学主张和诗观虽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局限，但成绩也是显然的。他把文字排列形式即视觉形式提到那样的高度，以至否定了语言本身，这显然不符合诗的实质性。但是他对诗具有建筑美这样的特点，无疑有极大的说服力，也是对否认诗的建筑美的否定。在这方面，卡勒也为后来的学术发展和理论创新提供了借鉴。
当然最后还是要说明的是：诗的建筑美，也是在大众审美观念允许的范围内的。因为建筑美只是诗的一个方面，任何单纯追求外形美，超出一个度，夸张到随心所欲，如同“不规则主义”那般，是决计不可容忍的。任何时候，诗的内容首先是第一位的，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的兼顾，才是诗人的职责，才是诗人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