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珞珈山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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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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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1959年7月31日离开珞珈山，告别学习生活了四年的母校－－武汉大学，到1998年9月30日回校参加"98中文系54、55级珞珈之聚"，其间相隔整整39年零1个月。39年来，虽几经坎坷，几经曲折，却有永远解不开的母校情结、割不断的师生情谊、磨不灭的学生时代的生活印记。岁月如流，往事如丝。当我重新迈步在大学时期经常散步的环珞珈山路时，往事之茧被缕缕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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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达校长的新年祝辞
我报考武汉大学，有一半是冲着李达来的。李达是武大校长，但在当时像我这样的青年学子心目中，他不仅是一位最受尊敬的教育家，而且是一位令人崇拜的伟人。我第一次听到李达的名字，是在高中学中国革命史时，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名单中，李达之名是赫然列在第三位的。报考大学填写志愿时，我毅然填上了"武汉大学中文系"。入校后，第一愿望是能见到我仰慕已久的李达。不知是李达很懂得青年学子的心，抑或是一位老教育家的职业道德使然，也许二者兼而有之，总之，在开学典礼上，他就和新生见面了。矮矮的个头，稀疏的头发，浓重的湖南乡音，一下子把我这个从湖南乡下来的孩子同伟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当时他已是66岁高龄的老人，身体异常虚弱，胃不好，靠流汁维持。在这种情况下，还亲自参加开学典礼，并为我们这些普通学生作报告，一种敬意，油然而生。我记得很清楚，他是坐在一把老式藤椅上把报告做完的。后来才知道，他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期间，每届新生入学，他都要亲自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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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1890—1966），字永锡，号鹤鸣，湖南零陵（今永州）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和教育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时为武汉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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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2月31日，武大举行了大规模的元旦游艺晚会，大家尽情地玩乐，不觉新年的钟声响了，广播里传来了学校负责人的声音："现在请李达校长致辞！"接着是李达校长的一篇简短而精辟的新年祝辞。顿挫的语调，浑厚的乡音，响彻整个珞珈山，全校师生肃然聆听老校长的亲切教诲。祝辞刚完，师生欢呼雀跃，彼此祝贺新年。我在武大的四年，都是在老校长的祝辞中迎来每个新年。以后大家在每年12月31日一定要等到零点老校长祝辞后才休息。在离开武大的39年中，每到元旦都禁不住要想起李达校长的祝辞，他的声音一直响在我的耳边，直到永远。回首前半生，我总算没有愧对老校长的祝愿，是他的鼓舞使我直面各种挫折，克服各种困难，跨过人生旅途中的一个又一个的坎坷。"文革"一开始，李达即惨遭迫害致死。当我从小报中得知这一消息时，我也正在"牛棚"之中，只有望天长叹！
当我把回忆的奔马拉开现实时，我已迈步到了荷花池畔的李达雕像前，他是那样慈祥，那样严肃，那样庄重。望着他的塑像，我仿佛又听到了那浓重乡音的新年祝辞，于是我恭恭敬敬地向他鞠了一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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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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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文"五老"
武大中文系的"五老"是武汉大学的骄傲，更是中文系学生的骄傲。我们一入学，老同学就以自豪的语调向我们介绍"五老"：中文系的五位年高德劭、学识渊博的老教授，即刘弘老、刘博老、黄耀老、席鲁老和陈登老。
陈登老名登恪，是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的胞弟。他中西贯通，名望甚高，可惜我们入学时，他年事已高，疾病缠身，只是偶尔见其面，而未聆其教。毕业后，天各一方，竟不知其所终。
席鲁老，名启炯，字鲁思，湖南长沙人。他身材瘦小，身着旧式长袍，极易激动。上课时两手都是粉笔灰，又好用手撸袍裤，上完课后，全身都是白的。他坚持"述而不作"的原则，学问渊深，人称活资料库，却无著作传世。三年级时，我选读他的荀赋课，专授荀子的赋。这样一门冷僻的学问，他居然做得十分生动而深刻，吸引了不少同学来选修。他常常在课堂上拉长嗓子吟唱荀子的《成相》篇。《成相》篇是讲治国安邦之术的，先生吟此，其中自有述志之意，可惜我们那时太年轻，听不懂先生的言外之意。课教完之后，他发给我们每人一本油印直行的《荀卿赋定本校笺》的讲义，其中校、注、笺都有独到见解，且体例完备，是研究荀赋的集大成之作。可惜直到今天还没有一家出版社为之出版，就使该书湮灭无闻，实为学术界的憾事。鲁老夫人也是书香门第出身，老夫老妻，恩爱有加。鲁老著完这本讲义之后，特意标明："乙末岁（即1955年﹣﹣引者注）夏四月鲁思定著，德佩缮写"，并仿荀子《成相》体，成诗五章，其第五章云："既定著，聊自豫，简书杀青且勿遽。闺中老妻，可以缮写，为我助。"今日重读，如见其人。这样一位善良博学的老先生，在"文革"中却惨遭迫害，穷饿而死。我不知道这是人生的悲剧，还是时代的悲剧！
刘博老名赜、字博平，以治古音韵学和古文字学而享誉学坛。刘弘老名永济、字弘度。他们都是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教授，道德文章为"五老"之冠。我选修博老的文字学，曾认认真真作了笔记，这本笔记我一直保存，可惜在"文革"期间被抄走了。他的讲授深刻而富于创造性。弘老是楚辞专家，词学家，但他教我们的却是元代散曲，可见他的学问之渊博。我一直保存着他的铅印讲义《楚辞通释》，这是一部楚辞学集大成的著作，八十年代已正式出版。据说他在"文革"中死得很悲壮。我抚摸着他留给我的这一本讲义，他那瘦长、微伛，披着"五四"式的齐颈长发，身着藏青长袍的身影又呈现在我的眼前。
"五老"中和学生关系最为密切的是黄耀老。耀老名焯，字耀先，蕲春人，他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再传弟子，黄侃先生的侄子和学生，国学根柢深厚。我大学一年级时他给我们讲授古代汉语，三年级时，我选学他的《诗经》课。他上课时总是夹着一个蓝色布包，讲义就包在里面。每走上讲台，就躬起腰，撮起嘴，吹走讲台上残留的粉笔灰，然后从长袍口袋里拿出老花镜，戴上试一试。随即又掏出手帕来擦试，再戴上，再擦试，如此反复三四次，才开始讲课。每课前，大都讲一个笑话或来一点幽默作为"入话"，常常引起同学们的开怀大笑。至今我还记得他讲的三个笑话。一个是讲念别字的。他说：昨天上徐家棚医院看病，医生说要打针。我问打哪儿？她说diàn部，我说 diàn部在哪儿，她指着我的屁股说，这儿，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臀"部。在大笑之后，他再讲"臀"字的形、声、义，使学生永生不忘。另两个是讲章太炎的"迂"的。太炎先生高度近视，一次在家里宴请客人，章夫人做了一大桌的菜。可太炎先生看不见，每一次只夹到放在面前那一碗炒肉丝。他一面埋怨章夫人，一面向客人表示歉意："菜太少，不成敬意！"一年冬天，太炎先生要出门，换上了棉长袍，可他太粗心，又近视，把左手从棉袍与罩衣之间穿过。走出大门，感到左手的一侧特冷，他感叹地说：怎么今天只冷了这一边！这些花絮，活画了一个一代大师在生活方面的"迂"，给后学者以极大的启迪，似乎也是耀老自己的写照。他学问渊博，著述等身，却不知道米是多少钱一斤。耀老的结局是"五老"中最好的，"文革"中他幸免于难，"文革"后他赶上了新时期，被聘为博导。他的著述，生前就陆续出版，到八十年代中期，以耄耋之年病逝于医院。耀老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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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武大求学 1955－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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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右斗争和向党交心
1957年4月，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号召群众对党的工作、党的干部提出批评建议。这年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进一步号召广大群众帮助党整风。于是，平静的珞珈山开始沸腾起来。武大的第一张大字报是针对新来的副校长张勃川的。张调来武大以后，即把刘博老的一套住房占去，而把刘博老赶到一处较小的住房里。这件事立即引起公愤。接着又有他将自己当护士的夫人从医务科调到机关任职的消息。此事传开，火上加油，大字报铺天盖地。随即北京传来了林希翎致人大校长吴玉章的信和吴玉章接见林的谈话记录，使武大学生尤其是中文系学生受到启发和鼓舞。于是大字报、油印小报、报告会、辩论会纷纷出现，意见也从批评学校领导的官僚主义转到更广泛的社会问题。
在鸣放中印象最深的是53级莫绍裘举办的辩论会。莫是中文系的高材生，大三时，就以叶橹的笔名在《人民文学》发表了长篇论文《论抒情诗》，在学术界引起反响。有些人引用他的观点时，称他为叶橹教授，在同学中传为美谈，他的辩论会自然吸引了不少听众。我去参加时，小操场已是人满为患了。他的论题"胡风集团是反革命集团吗？"赫然用大横幅挂在讲台上方。他对已公布的三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进行分析，甚至对前边的"按语"也加以反驳，然后明确指出结论：除非中央另外掌握了材料，否则，从现在公布的材料来看，胡风集团决不是反革命集团。真是振聋发聩！我十分赞赏他的胆识，但没有公开支持他的勇气，因为这时我的好友团支书已经告诫我"不要再同他们闹了"。不久，莫绍裘被打成"极右"分子，主要"罪行"就是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翻案。二十三年后的1989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有关部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为"胡风集团"和胡风平反时，我又一次感叹，莫绍裘，你的思想实在是超前的！中国的事情是复杂的，有些领域是不允许太超前的，当时我们毕竟还太年轻。
反右斗争之后是"拔白旗","拔白旗"之后是向党交心。因为我没有公开的右派言行，又同团支书私谊较深，在批右派时，我当了积极分子，反右斗争结束后，我被选为班主席，进入"班三角"（由团支书、行政任命的班长和民选的班主席组成）。
但当交心运动一来，我有点坐立不安了。因为我虽无公开言论，但在我的日记里却处处表达了我对右派观点的同情与支持。抚摸着这烫手的日记本，我真想把它付之一炬，以支撑我反右积极分子的牌子和保住班主席这一难得的名位。但对党的绝对忠诚是当时青年的信念，也是做人的最基本的准则。在犹豫了几天之后，我终于决定把日记本交上去。交上去的结果是"自愿"辞去班主席职务，接受班里的"帮助"，和留团察看一年的处分。在档案里被划为"中右"，从而恢复了我的"本来面目"。在以后的二十多年中，"中右"的帽子一直伴随着我。每次运动我都是重点"帮助"的对象。尤其感到有趣的是"文革"期间，我先后当过"刘少奇的孝子贤孙"、"林彪集团的社会基础"（尽管我在"文革"中因批评林彪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邓小平右倾翻案急先锋"。这些上层人物之间，不管他们是志同道合的，还是针锋相对的，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只要他们一倒台，我也就跟着倒霉，这一切都是这次交心的结果。有时也想，假如当时我不把那本倒霉的日记本交上去，以后几十年的命运可能是另一番样子。也许每次运动都是积极分子、依靠对象，接着是入党，做官……一切苦难或可幸免，人生道路，也许一帆风顺。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日记里记录的是一个真实的我，如果我不交出去，个人也可能有飞黄腾达之时，但同时也失去了一个真实的自我，那么我的一生就会像李卓吾所说的"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尽管"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但是，"人则假，则无所不假"，我必须在做假中度过一生，那才是真正的悲哀与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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珞珈山是我人生的起点站，它教给了我做人的准则，提供了做人和治学的楷模。它曾给了我们多少欢乐，也给我们带来了心灵的创伤。尤其是反右斗争那场政治风暴，造成了同学之间的隔膜与恩怨。四十年过去了，当年的莘莘学子，都已步入老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这是我们当年在珞珈山唱过的一首苏联歌曲中的词句，今天我们重唱时，感到十分亲切。于是我在回首往事后吟成一首七绝，表达与同学在母校重逢时的心境，并作为这篇杂记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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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年风雨叹沧桑，往事悠悠亦感伤。
恩怨相逢凭一笑，共挥长戟挽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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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1月16日于湖南邵阳师专李子园无求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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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武大 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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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本文源于恩师傅治同2012年所赠《治同文存续编》一书。201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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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傅治同（1936－2020），男，湖南湘乡人，195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先后在辽宁师范学院、湖南邵阳师专和邵阳学院从事高等教育工作48年。中文系资深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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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恩师傅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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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