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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互鉴 86
文/三木秉凤
中华文明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在冥冥之中背负起道统天下的使命，孔明七纵孟获，德布天下，郑和七下西洋，文明四方。反观欧洲文明，是以屠杀弱势民族、消灭殖民地文明进行侵略扩张的，当印第安人被欧洲人赶尽杀绝时，当犹太人被日尔曼人赶尽杀绝时，当日本人在中国实行“三光政策”时，资本主义文明中遗传的点滴博爱之心早已荡然无存，但资本主义文明中的科技文明、市场经济与法治文明却是中国改革开放自西方引入的三大重要文明。今天，当资本主义文明日落西山时，全世界对中华文明引领世界未来早已翘首以盼，对资本主义文明的非道义性的单边主义行径敢怒而不敢言的时代正在结束！当特朗普的霸权主义政策及关税贸易壁垒大棒再次砸向世界时，中国毫不畏惧地进行了有礼有力有节地坚决反击，资本主义社会的后文明时代正在开启。但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从资本主义文明中汲取了太多为我所用的营养与思想，从而让中华文明肩负起融合世界一切主要文明的重任。自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巨戏就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上演了。然而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又何尝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呢？只有一次次地“摸着石头”前进才逐渐发现“安全过河”的基本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讲，伏羲氏“上观天文，下察地理”，通过阴阳两爻卦象变化推及的宇宙自然之理，并不是伏羲氏本人的发明创造，而是伏羲氏对古代人类长期实践与自然抗争的规律性总结。世界文明的进步，中华文明的发展，也需要在“摸着石头”中向“大河中心”推进，总结过去的风雨历程，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并上升为文化思想，然后再去指导人类实践，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关于“从实践到理论，然后再用理论指导实践”的人类思维发展过程。然而邓小平魄力和自信决定了他绝对是位胆大心细且高瞻远瞩的“摸石过河者”。
中国全面改革是从教育制度改革即全面恢复高考制度、整顿教学秩序开始的，然后波及到农村土地革命即农民土地承包责任制，接着又在文化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最后进入国有企业股份制试点并引入西方市场经济。回首往事，改革初期的文化教育体制整顿和秩序恢复，使得压抑了几十年的文化精神诉求火山般爆发，过去文化单调，艺术呆板，人民精神需求受到了压抑与剥夺。文化文艺教育体系的改革，使得文艺舞台上除样板戏作品以外的文艺作品出现在了影院、画墙、各类书刊上，以致于让人感觉到变革初期的顺天应人。也许在精神文化建设领域的“解放思想”和在社会主义建设领域的“实事求是”，释放了社会活力与劳动生产力。但是当资本主义文明在改革开放之初纷纷涌入中华大地时，在思想领域的“百花齐放”中也出现了“百家争鸣”。当时最前沿的争论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未来国家建设中的政治定位问题，这关系到国家性质与国家未来的政治方向。
邓小平先生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延续性、改革开放前后政治的稳定性和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浴血奋战夺取国家政权及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四个坚持即“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就将中国未来政治方向牢牢框定在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路线上！在这个“拨乱反正”时期，邓小平对于在战争年代锤炼出来的毛泽东思想的定位问题，采取尊重并坚决维护的方针，以避免引发中国思想、政治和社会的大混乱。历经文革后五年多全局调整，在稳定了农村改革成果并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后，从八四年开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式拉开序幕。
自清末以来，特别是自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革命的先驱人物就开始了中国未来道路的探索和设想。敢问中国未来路在何方？回顾中国历史，自公元前二十世纪左右的夏朝王国开始，中国有二千年的“一王多侯”的诸侯共治时期，中华文明的主要思想在此阶段形成；自秦朝开始，中国又有两千余年“家天下”的中央集权时期，到辛亥革命为止。二千年的诸侯分治及二千年的中央集权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如何在五千年中华传统文明的基础上将西方科技文明、法治文明与市场经济等融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并构筑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雏形，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文明肩负的重任之一！在经历几十年国共路线斗争之后，工农民意最终选择社会主义，这是中国人民的自愿选择。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国家强行没收地主富农土地分给农民，强行对资产阶级的私营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由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中国经济基础实际上由农村人民公社、国家国营企业、城乡集体企业三大经济领地构成，所以邓小平推行经济改革只能从这三大领域的最薄弱环节开始做起。先易后难，先农村后城市，先土地改革然后推向国营集体企业。1978年后中国而通过农村土地改革，将“人民公社”管理模式改为基层人民乡镇政府，通过土地承包制改革，八亿农民的吃饭问题终算解决。
然后改革开放由农村包围城市，但国营及集体企业如何改造呢？大家知道，国家的根本问题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直接点说，就是社会财富与政治权力的相互关系问题，改革之目的就是对现有财富及控制财富的权力体系重新调整洗牌，改革政治权力体系中阻碍经济改革发展的领域，让政治成为服务经济的工具。经济体制改变先从农民做起，逐渐推进，然后将国有集体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这种循序渐进的改革方案大家基本都能接受，相对前苏联急速改革而跨台来说，中国改革开放稳健而自信。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基础中几乎没有服务业、信息业以及现代工业体系，人民公社农业、国营集体的作坊式企业几乎是我们国家的全部家底。通过农业改革将土地承包给农民，通过调动农民积极性以解决九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农村改革相对还算容易。然而对国营、集体企业中进行股份制改造，却是个凤凰涅槃重生的过程，这不仅涉及社会主义法律问题、理论难题，更是现实难题！中国《宪法》规定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中，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国家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重要力量，全民所有制企业中两亿工人阶级在企业中“当家作主”三十年，企业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将工人阶级由“企业主人翁”变成“企业雇员”，这对于工人阶级来说，乾坤挪移实在接受不了。
三十多年前，工人阶级已经习惯了在国营企业中“当家作主” 主人翁生活，所以企业股份制改革的阻力不仅来自中央高层的意见分歧，也来自下层当家做主的工人阶级的强烈反对。国家上层关注的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形式和国家政治方向问题，而工人阶级更关心失去“企业主人”地位后的“社会保障和“家庭糊口”问题。
为了稳妥，邓小平不急于在经济改革风浪中大步挺近，而是选了几个南方沿海城市作为特区，作为城市改革的试点，又选择了一些大中型国营企业，先行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国营企业”改造为“国有企业”，国家掌控一半以上的股份，这样企业由国营企业逐渐改制为“国有控股公司”，最后国家又实行“抓大放小”，国家仅仅控股那些涉及国计民生与国家命脉的铁路、公路、航空、海洋、银行、能源、有色金属等少数大型国有公司，中小企业全部股份制改造后推向市场，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时，国家将资源配置权完全交由市场说了算，至此经济体制第一阶级的改革任务全部完成。而接下来的任务，中央将重心审视农村这个快被遗忘的舞台，未来“乡村振兴与建设”问题又将纳入中国未来发展视线。中华文明的未来也代表着世界文明的未来方向，所以，全世界目光正在关注着中华文明在历经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的双重洗礼后，如何重放光明照亮世界。
三木秉凤先生，本名周凤森，1968年生，山东潍坊营里人，专业法律，道学、哲学、文学、世界古典哲学及战略学爱好者。为遵循中央十九大精神，传承经典文化、延续中华文脉，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养，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尽自己的一份责任，于2017年 2月以微信文化群的形式组建了【世界大同文化传媒】这支文化队伍，团队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初衷，与中央同频，与民族共振，从文化自信走向文化复兴，从文化复兴走向文化繁荣，从文化繁荣走向文化普世！承担起我们文人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