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各大评级机构密集发布对银行的跟踪评级报告，将一家家银行的资产质量、经营状况和风控能力展示在公众面前，其中部分银行的评级调整引起市场关注。

评级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包括乌当农商行、蛟河农商行、长春发展农商行、桐城农商行、平遥农商行等10家银行的主体信用评级被下调。另外，评级机构将烟台农商行、运城农商行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

为什么这些农商行会被下调评级或展望为负面？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从评级报告分析来看，这些中小银行评级下调的原因主要集中在资产质量明显下行、不良贷款率大幅攀升、资本充足率指标降幅较大、盈利指标大幅下滑上，同时受所处地区经济下滑影响较大。”

一位不具姓名的金融分析人士认为：“在农商行不良贷款率整体走高的大背景下，通过这12家农商行可以看出来，近年除了地方经济下行导致地方企业还贷困难推高银行不良贷款率外，一些农商行盲目追求扩大规模，形成大而不强的‘虚胖’体质，是这些农商行资产质量下滑的根本原因。”

银行债券信用等级分为9级，由低到高为C、CC、CCC、B、BB、BBB、A、AA、AAA。其中AA级代表债券安全性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影响较小，违约风险很低；A级反映债券安全性较强，较易受不利经济环境影响，违约风险较低。除了AAA级、CCC级及以下等级外，每一个信用等级可以用“+”、“-”符号进行微调，表示略高或略低于本等级。

据董登新介绍，评级下调对银行发行债券和同业存单造成一定影响，会推高银行发行的成本。

12家农商行评级展望调整

7月末，是评级机构发布2019年商业银行评级报告的日期。经记者统计，目前有10家农商行的主体信用评级被下调，还有2家农商行的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其中，除蛟河农商行、乌当农商行外，其余10家农商行都是今年首次被下调评级或展望被调为负面。评级报告显示，这12家农商行除蛟河农商行因36亿元投资暂时无法收回出现困难外，其余11家农商行均面临资产质量下滑的问题。

7月31日，中诚信国际评级机构（下称“中诚信”）发布报告，将长春发展农商行主体评级由“AA-”调整为“A+”，评级展望由“负面”调整为“稳定” ；将长春发展农商行2015年6亿元二级资本债的信用等级由“A+”调整为“A”。

“中诚信”在报告中指出，长春发展农商行面临的信用挑战为，净息差逐年收窄，由2016年的2.71%降至2018年的2%；净营业收入由2016年的16.18亿元，降至去年的10.23亿元；不良贷款余额由2016年的2.93亿元增至去年的6.37亿元；不良率由1.97%升至3.37%。

不仅如此，长春发展农商行存贷业务客户集中度较高，稳定性较弱；非标投资出现风险，减值准备计提不充分，资产质量和盈利水平下行压力大；同业竞争激烈，产品创新能力和综合金融服务能力有待加强；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水平有待提升。

“中诚信”表示：“基于对宏观经济和行业环境、该行自身财务实力以及债券条款的综合评估，对该行的评级做出调整。”

安徽桐城农商行是今年首家被降级的银行。1月25日，中诚信国际发布对安徽桐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桐城农商行”)二级资本债券的跟踪评级报告，将桐城农商行的主体信用等级由A+下调为A，评级展望为稳定，将该行在2015年发行的2.7亿元的二级资本债券的信用等级由A下调为A-。

数据显示，桐城农商行2016年不良贷款余额仅为2.28亿元，而2018年猛增至21.54亿元；不良贷款率由2016年的1.7%猛增至2018年的11.1%；拨备覆盖率由2016年的275.71%骤降至去年的41.23%；资本充足率从15%下滑至6.78%。

从评级报告披露的信息可以看出，这些农商行被降级或展望为“负面”的“罪魁祸首”是“不良”大幅上升。

对于“不良”上升的问题，桐城农商行表示，目前该行已成立专门部门清收处置不良贷款，采取准确分类、一户一策等方式，进一步压实不良信贷资产的放款责任人和清收责任人责任，有信心打赢不良贷款的攻坚战。

而伊川农商行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2018年以来，监管政策对逾期贷款与不良贷款的统计口径从本金逾期调整为全口径，利息逾期90天以上也将纳入不良，从而导致部分农商行不良贷款的上升。”在压降“不良”方面，伊川农商行的做法是，加强同政府的沟通，由政府牵头公检法等单位联合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强化清收力度，打击老赖，保护银行资金安全，共同构建社会诚信体系。

盲目做大导致“虚胖”

“长期以来，一些中小银行纷纷将做大规模当成抵御风险的手段，但是在扩表的同时，信贷业务管理较为粗放粗放，‘不良’认定宽松，结果就是资产规模上升的同时，不良贷款也随之增加。”前述金融分析人士认为。

评级报告显示，运城农商行2016年到2018年资产总额逐年增长，分别202.52亿元、229.05亿元和231.59亿元。资产总额中占比较高的贷款总额也逐年增加，为67.66亿元、79.9亿元和91.5亿元；同期该行不良贷款余额随之开始走高，为1.19亿元、1.18亿元和1.71亿元。而作为不良贷款先行指标的关注类贷款上升更加明显，上述同期分别为3.9亿元、15.79亿元和31.41亿元。显然，未来运城农商行仍然存在“不良”上升的压力。

这次被降级的平遥农商行也存在“不良”和关注贷款双升的问题。该行2016年不良贷款余额为0.79亿元，2018年上升至1.19亿元，不良贷款率则由1.51%升至2.29%。关注类贷款增长更加猛烈，从2016年的2.27亿元上升至12.52亿元。

“随着地区经济的下行，‘不良’高企，一些农商行将面临更严峻的生存环境，尤其是有‘离农脱小’盲目扩张倾向的农商行更需要注意。”董登新认为

事实上，监管部门曾多次提示了农商行等中小银行出现的扩张风险，并在政策层面进行引导。1月14日，为推进农村商业银行更好地回归县域法人机构本源、专注支农支小信贷主业，不断增强金融服务能力，支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促进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银保监会发布了《关于推进农村商业银行坚守定位强化治理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的意见》（下称《意见》）。

《意见》重要聚焦部分农商行出现了经营定位“离农脱小”的盲目扩张倾向，要求农商行完善适合小法人和支农支小定位的公司治理机制，专注服务本地、服务县域、服务社区，专注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

在银保监会重点监管工作通报会上，银保监会首席风险官、新闻发言人、办公厅主任肖远企说，从2017年开始，银保监会就在推动包括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三类机构以及其他所有机构回归本源，专注主业，这是2019年一项重要的工作。

肖远企明确地指出“做小做散”是防范风险的根本之策，建立完善适合支农支小主业特点的风险管理机制，从根本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