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大雪,总在农历新年前落下。
大年三十,旧年的最后一天。
这天的阳光落在院子里的时候,我正蹲在水缸旁边撕旧对联。去年的红纸已经晒得发白,边角翘起来,一碰就碎。太阳晒在脊背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分量,比平时沉,比平时慢,像一个知道自个儿快要走了的人,每一步都走得格外用心。我撕着撕着就停下来了,手还搭在门框上,眼睛不知道在看什么。母亲在屋里喊,浆糊打好了,快进来拿。我应了一声,没动。阳光底下有灰尘飘,飘得慢悠悠的,像旧年的魂,舍不得走。
小时候不是这样。小时候喜欢贴春联,是因为那些字。“春光普照”“福满人间”“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我一笔一画念出来,觉得自己认字真了不起,恨不得站在凳子上念给整个院子听。那时候在意的是那些字长什么样,横平竖直,撇捺舒展,像一个个穿着红衣裳的小人儿,站在门框上过年。长大了以后再看,字是什么反倒模糊了,在意的成了那个动作:踩凳子,撕旧联,刷浆糊,比划着贴正。在意的是站在底下指挥的那个人,我爸,或者是后来的我姐,或者是后来的谁也没有,就我自个儿,退后两步,眯着眼睛端详半天,然后点点头。仪式感这东西,就是这样。不是内容本身有多重要,是你年年做这件事,做着做着,它就成了你生命里的一个刻度,告诉你,又过了一年了。
我把新对联贴上,手掌压平,压实。浆糊从纸边挤出来,凉丝丝的,黏在手指头上。我把手翻过来看了看,对着太阳照了照,那些浆糊在光底下亮晶晶的,像胶水,也像泪。我想起母亲贴对联时候的样子,她喜欢用一把秃了的刷子,蘸着浆糊在门框上刷,刷得均匀,刷得仔细,刷完了还要用手摸一摸,试试黏不黏。她走了两年了。今年没人打浆糊了,我买的现成的,一瓶一瓶的,像胶水那样挤出来。方便是方便,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少的是那把秃刷子在盆里搅和的声音,少的是浆糊烧开之后那股子面香味,少的是我母亲说“行了行了,别刷了,够了”的那个腔调。
家家户户的门楣上都红起来了。一条街望过去,红得扎眼,把灰扑扑的墙面一下子提亮了。厨房里的油烟机轰轰响了一整天,炸丸子的油香混着炖肉的酱气,从窗缝里挤出来,勾得路过的野猫都停下脚步,蹲在墙根下舔爪子。有人家在剁馅,当当当,当当当,刀落在案板上的声音,密得跟鞭炮似的。有人在炸鱼,刺啦一声,热油把鱼裹住,香味就起来了。这些声音,这些气味,年年都一样,年年都在。可你仔细听,仔细闻,又觉得哪一年都不一样。走的人走了,来的人还没来。剩下的这些,是老日子,是老味道,是老底子,是走不了也散不掉的。
我小时候最盼这一天。不是因为能穿新衣裳——新衣裳当然也想,但最想的,是母亲会允许我们熬夜。她说,三十晚上得守岁,把旧年送走,把新年接回来。我硬撑着,眼皮打架,脑袋一点一点地往下栽,可耳朵一直竖着,听外头的鞭炮声。到了零点,四下里突然炸开了锅,噼里啪啦,震得窗户纸簌簌响。我爸拉着我冲到院子里,点着那一挂早就挂好的鞭炮,火光里我看见他的脸,笑得跟个孩子似的。那些炸开的红纸屑,落在积雪上,像撒了一地的梅花。那时候以为,这样的夜晚,年年都会有。
后来才明白,其实每一年的三十,都是不一样的。走了的人,不会再回来。长大的孩子,不会再像小时候那样,趴在窗台上数外头放了几朵烟花。可这个日子还在,这个叫“除夕”的坎儿还在。它年年都来,提醒你,不管这一年经历了什么,翻过这一页,又是新的开始。
正月初一。
鞭炮声是有脾气的。它不等你准备好,轰地一下就炸开,炸得你从被窝里跳起来,想发火,可一听那声音里裹着的喜庆劲儿,火就灭了。那是另一种闹钟,不是催你起床的,是催你醒过来,醒到一个崭新的、从头开始的日子里去的。我躺在被窝里听了一会儿,外头的声音一阵紧一阵松,远的近的,大的小的,跟打仗似的。后来声音稀了,我起来,推开窗户,冷气扑面,街口的红屑屑铺了一地。那些碎红,扫了还有,踩了还有,风一吹还会滚两下,像是不舍得那么快就消失。它们用最后一点颜色告诉你,这一天,不一样。
拜年这事,小时候觉得麻烦。见了这个说新年好,见了那个说恭喜发财,嘴皮子都磨薄了。有一年我实在不想说了,躲在家里不出来,我爸把我揪出来,说,你躲什么躲,人家来拜年,你总得还个礼。我说我不想说那些话,假。我爸愣了愣,笑了,说,等你哪天不觉得假了,你就长大了。
后来我才明白,麻烦的不是那些话,是心里那股子别扭劲儿。等哪天你不别扭了,能对着谁都真心实意地笑出来、说出那句“新年好”的时候,你就真正长大了。因为你知道,那不是客套,是人跟人之间最简单、最直接的那点暖意。在那来来往往的祝福声里,你被接住了,也被认出来了。
我穿上新衣裳,出门。衣裳是头天晚上放在床头的,叠得整整齐齐,我妈在的时候,她喜欢在衣裳里头缝一个红包,说是压岁,其实是让我穿新衣裳的时候能摸着,心里头有个念想。我摸了摸,没有。我把手抽出来,揣进兜里,走了。
街上的人多起来了。三三两两,都是拜年的。见面拱手,说新年好,说恭喜发财,说过年好过年好。我也说,笑着说的。笑着笑着,就觉得心里头松快了一点。那些话从嘴里说出来,好像不只是说给别人听的,也是说给自己听的。告诉自己,新的一年,真来了。
大年初二。
年味正浓。该见的亲戚正在见,该喝的酒正在喝,该说的吉祥话正一串一串往外蹦。可我坐在酒桌上,听着那些“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大吉大利”,心里头却想起另一句话。
万事如意,说到底,是一句极暖的谎话。
不是不想如意,是生活压根就不是按“如意”这两个字设计的。过日子这事,跟种地一样。你盼风调雨顺,可老天爷该旱的时候旱,该涝的时候涝。你盼五谷丰登,可地里有虫子,天上有雹子,谁能保证粒粒归仓?你只能按节气把种子埋下去,该浇水浇水,该施肥施肥,剩下的,得学会认。如意是意外,不如意是日常。
我有个本家叔叔,种了一辈子地。有一年大年初二我去给他拜年,他正蹲在院子里抽烟,烟袋锅子磕得梆梆响。我说叔,过年好,祝你今年大丰收。他抬起眼皮看看我,笑了,说,丰收不丰收的,老天爷说了算。我能做的,就是把地种好,把肥上足,把草薅干净。收成来了,我接着;收成不来,我也接着。这叫什么?这叫认命,也不是认命,这叫认账。跟日子认账,它给你啥,你接着啥。
他这话我想了好多年。后来想明白了,人们口头那句“万事如意”,细想起来,其实是我们给自己打的气。明知道不可能,还偏要这么盼,这么祝,这么一遍遍地说给自己听。这是一种心劲,一种态度——知道路不好走,还是把鞋带系紧,告诉自己,前面可能有坦途。
老话说得好,小事将就,大事如意。
小事是什么?是今天出门堵车,是点的菜咸了,是拜年的话没说周全,是孩子把新衣服弄脏了,是亲戚问了你不想回答的问题。这些事,较不得真。一较真,一天的好心情就没了。将就一下,笑一笑,过去了。不值得为这些事糟心,更不值得为这些事跟谁红脸。把好脾气、好精神,留给真正重要的事。
大事是什么?是家人的身体,是孩子的成长,是自己的饭碗,是夜里睡不着时心里惦记的那些正经事。这些事,得盼着如意,得奔着如意去。能争取的争取,能努力的努努力。该低头的时候低头,该弯腰的时候弯腰。这些事上如意了,日子就有了托底的,心里就踏实了。
我端起酒杯,敬了一圈。酒是辣的,从喉咙一直烧下去。烧到胃里,烧到心里,烧到那些最深的角落里。那里头,有母亲最后一次喊我小名的声音,有她躺在病床上还惦记着给我包饺子的手,有她临走前那一眼——那一眼太长了,长得像是要把这辈子所有的看都看完。
我放下酒杯,看了看窗外的天。天是灰的,没有太阳,也没有雪。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光秃秃的,枝杈伸着,像一双双张开的手。它们在等什么?等春天?等叶子?还是等一个回不来的人?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年还在继续,日子也还在继续。不如意的事,该来的还是会来。但此刻,我们还是愿意把最好的祝愿,送给最亲的人。
愿你在小事上将就,不耗心神;愿你在大事上如意,得偿所愿。更愿你心里头宽敞,眼里头有光。日子顺不顺,一半在命,一半在自己。把能顺的那一半,过得顺顺当当,就已经是顶好的如意了。
正月十五。元宵节。年的最后一天。
农村的新年,是非常长的。过了正月十五,年景才算完全落幕。这半个月,脚跟都是踮着的,生怕哪一步踩重了,踩出什么不吉利的声音来。小时候那些又拘束又期待的日子,现在想起来,像一场梦。
供桌上的那点甜,真是看得见吃不着。红漆托盘里摆着蜜供,一层一层码成宝塔样,上头还插着小小的纸旗;白瓷碟子里卧着苹果,红得发亮,皮上还挂着水珠;还有那碗红枣汤,浮着几颗饱满的枣子,汤色清亮,看一眼都觉得甜。可这些只能看,不能动。母亲说了,得先让菩萨尝,让祖宗尝,让灶王爷尝。他们尝完了,才轮到你。那一套仪式走下来,佛前的香烧了三炷,蜡烛换了两根,日子过去了好几天,那些东西还在原处,原封不动,只是苹果的皮微微皱了一点,蜜供的边角软了一软。
我们这些小孩子,就更得收着。蒸糕的时候,灶膛里的火苗舔得正欢,热气把厨房的窗玻璃糊成一片白,可我只能远远站着,看母亲把一勺一勺的米浆倒进笼屉。脚往灶孔边挪一下,她就回头看一眼,那眼神比什么话都管用。吃的东西更不能随便抓,那只手得干净,得规矩,得等大人说“好了”才能伸出去。说话也得挑拣,平常说的“没了”“完了”都得咽回去,改成“满了”“有了”。那时候觉得,过年真累啊,像穿着一双新鞋,走哪都怕沾了泥。
可过了元宵,一切都松下来了。
佛堂的帘子拉开了,香炉里的灰倒掉了,那些供了十多天的吃食,终于从神案上撤下来,堆在一口大缸里。蜜供的塔倒了,碎成一堆,可那甜味一点没少;苹果的皮皱得像老太太的脸,可咬一口,里头还是脆的;那碗红枣汤早没了,枣子被捞出来,一颗一颗,分到我们手心里。
蹲在院子里晒太阳,手里攥着那颗温温的枣,觉得这是世上最好吃的东西。不是因为甜,是因为等了这么久。等来的东西,总是格外的香。
初一到初五是过的“日子”,是规矩,是样子,是做给人看、做给神看的。过了元宵过的才是“生活”,是松了绑的、散开了的、自己的。大人脸上有了笑纹,说话的声音也高了,不再是一句一句地嘱咐“小声点”“别乱动”。他们端着酒杯,从这家喝到那家,脸上红扑扑的,像回到了年轻时候。
现在想想,那样的年,其实是有层次的。头一层是给神看的,中间一层是给人看的,最里面那层,是留给自己的。过了元宵,撕开前两层,才尝到最里头的那点真味——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热闹,就是蹲在墙根晒太阳时,手里那颗温温的、等来的甜。
今年元宵,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太阳还是那个太阳,墙根还是那个墙根,只是手里没有枣了。我娘在的时候,每年元宵节都会给我们分枣。一人一颗,不多不少。她说,吃了这颗枣,年就过完了,该干啥干啥去。我接过枣,有时候当场吃了,有时候揣兜里,留着慢慢吃。有一年我留得太久了,枣在兜里捂得发了霉,我娘知道后笑了半天,说你这孩子,好东西不会留着,会留着的东西又留不住。
我把手伸进兜里,空的。
晚上的时候,村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又一盏一盏熄了。人们都睡了吧,守着新的年,做着新的梦。我一个人坐在屋里,开着灯。灯是白炽灯,年头久了,光有些发黄。我面前摆着一瓶酒,一个杯子。
这酒瓶在灯下一晃,里头那点残酒便活了。晃悠悠的,荡出一圈一圈的光晕,打在墙上,打在我娘生前用过的那把剪子上,打在那个她坐了十几年的、藤条都磨得发亮的椅子上。光晕是软的,暖的,像她的手,隔着两层时空,还在轻轻摸着这些旧物。
母亲走了两年了。
两年。足够让一棵树长出新的枝桠,足够让一个孩子学会走路说话,足够让伤口结痂,变成一道浅浅的白印子。可也足够让人明白,有些东西是过不去的。不是过不去,是不想过去。是不想让那些痕迹被新的日子盖住,是不想让那个人的影子在自己心里淡下去。所以留着这盏灯,留着这些物件,留着这瓶酒——好像留着它们,她就没有真正走远。
外面的鞭炮声稀了,远了。年的高潮过去了,接下来是长长的、平静的夜。屋里的灯还亮着,照着这把椅子,这张桌子,这瓶快见底的酒。我一个人坐着,坐成这个屋子里,唯一还在呼吸的“痕迹”。
我给自己倒了一杯,端起来,对着那把空椅子,对着墙上那张黑白照片里的笑容,对着窗外那些炸开又熄灭的光,对着这个没有她的除夕。
喝了。
酒是辣的,从喉咙一路烧下去,烧到胃里,烧到心里,烧到那些最深的角落里。那里头,有她最后一次喊我小名的声音,有她躺在病床上还惦记着给我包饺子的手,有她临走前那一眼——那一眼太长了,长得像是要把这辈子所有的看都看完。
窗外的鞭炮声渐渐稀了,远了。年的高潮过去了,接下来是长长的、平静的夜。屋里的灯还亮着,照着这把椅子,这张桌子,这瓶快见底的酒。我一个人坐着,坐成这个屋子里,唯一还在呼吸的“痕迹”。
母亲走了两年。可今晚,在这个没有她的除夕,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感觉到,她还在。在我摇晃的身影里,在我咽下的这口酒里,在那些鞭炮声落下去之后、涌上来的巨大的寂静里。
原来,一个人真正的离开,不是她咽气的那一刻,而是这世上最后一个记得她的人,也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所以,我还得活着,替她活着,替她把那些她没来得及看的年,一个一个,看下去。
窗外的雪,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来了。起初是几片,稀稀拉拉的,落在窗玻璃上,化成水,流下来。后来密了,大了,一片接一片,铺天盖地。我把窗户推开一条缝,冷气涌进来,带着雪的腥味。伸出手,接了几片,看着它们在掌心化开,凉丝丝的,像是谁的泪,也像谁的吻。
雪落满了院子,落满了来路。
天亮的时候,雪停了。我推开门,踩进雪里,咯吱咯吱的。回过头看,脚印一串,歪歪扭扭,从门口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地方。那是我的脚印,也是所有人的脚印。往前走的人,回头看的人,站在原地不动的人,都会在雪里留下印子。雪会化,印子会消失,可走过的路,走过的人,走过的事,都在心里头,化不了,也走不远。
我在雪地里站了一会儿,太阳出来了,照在雪上,晃眼睛。我想起小时候,我母亲常说的一句话:雪再大,也有停的时候;路再长,也有到头的时候。人这一辈子,就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走的时候别怕,停的时候别慌,到头的时候,别后悔。
我点点头,像是听懂了,也像是没听懂。
转身,回屋。
身后的雪地上,又落了几片新的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