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页上的灯塔：

在信息洪流中打捞沉思的火种

郭 军

十年前的春日，我曾于纸上写下：“促进全民阅读不能只靠法条，”并在2015年4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那时，数字化浪潮已初现端倪，但书香尚未在空气中如此稀薄。十年后，当《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颁布之际，我们站在一个悖论的交汇点：人类从未如此便捷地接触文字，也从未如此艰难地守护阅读。

这些日子，我常在夜深人静时，摩挲着泛黄的书页，感受油墨与时光交织的气息。窗外，屏幕的冷光穿透窗帘，那是另一种文字的海洋——无边无际、永不停歇的碎片信息之海。我忽然想起路易斯·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的洞见：“每一种媒介都不仅仅是一个工具，而是一种环境，它重新定义了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

阅读，在这个时代，已不再仅仅是获取知识的途径，而是一种抵抗——抵抗思维的浅薄化，抵抗注意力的碎片化，抵抗人类沉思能力的退化。

众所周知，数字时代的文字大多被设计成“速朽品”——一条微博的平均寿命不足两小时，一篇公众号文章的热度通常不超过三天。这种速朽性培养了我们的阅读习惯：快速浏览、匆忙评判、迅速遗忘。我们像信息流水线上的工人，不停抓取、处理、丢弃，却从未真正拥有。

而书籍提供的是另一种时间维度。当我翻开一本《诗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两千多年前的文字，更是一种时间的仪式感。“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八个字穿越数十个世纪，依然能在某个清晨，唤醒现代人心中相似的悸动。阅读经典，就是在不同时代的心灵之间搭建一座静默的桥梁。

阿兰·德波顿在《旅行的艺术》中写道：“真正的旅行者不是收集景点，而是改变看待世界的眼光。”阅读也是如此——它不在于收集多少信息，而在于重建我们与世界的关系。那些静心读书的时刻，文字不再是平面的符号，而成为立体的空间，邀请我们走进去，迷失其中，最终带着新的目光重返现实。

神经科学研究显示，深度阅读激活的大脑区域与快速浏览截然不同。当我们沉浸在长篇叙事或复杂论述中时，大脑的前额叶皮层——负责推理、反思和同理心的区域——会被充分激活。这种激活形成了神经科学家玛丽安娜·沃尔夫所说的“阅读脑”，一种能够进行深度思考、批判性分析和创造性连接的能力。

然而，这种能力正在面临威胁。中山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数字原住民（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陪伴下长大的世代）在阅读理解长篇文章时表现出明显的困难。他们的大脑已经适应了快速切换、多重任务的信息处理模式，却逐渐丧失了维持线性思维、追踪复杂论证的能力。

这不仅是认知方式的改变，更是人类思维结构的悄然转型。当我们习惯了140个字的表达和15秒的视频，还能否耐心倾听一个需要五千字展开的思想？当算法不断推送我们“可能喜欢”的内容，我们是否正在丧失主动探索未知领域的能力？

每一本书都包含着两种空间：文字占据的空间，以及文字之间的留白。这些留白不仅仅是视觉的停顿，更是思维的呼吸处，想象力的起飞点。阅读时，我们在字里行间游走，时而加速，时而停顿，时而回望——这种节奏完全由自己掌控，不受算法或推送机制的干扰。

法国哲学家布莱兹·帕斯卡尔曾说：“人类所有的问题，都源于他们无法独自安静地坐在一个房间里。”今天，这句话有了新的含义：我们不仅无法安静地独处，甚至失去了独处的能力。设备不断嗡鸣，通知接踵而至，我们生活在一个“永远在线”的状态中，连沉默都成了奢侈品。

阅读，尤其是纸质书的阅读，提供了一种“刻意离线”的可能性。当我在云南洱源旅居期间，静心翻开一本书，实际上是在与世界签订一份临时契约：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暂时退出即时通讯的网络，进入一个由作者和读者共同构建的私密空间。这种有意识的断开连接，是对抗信息过载和精神疲劳的良方，也是在过度连接的时代重获内心宁静的途径。

我认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颁布，除了促进个人阅读习惯，更深层的意义在于重建阅读的公共性。当人们在各自的小屏幕前消耗着个性化推送的内容时，社会的共同知识基础正在悄然瓦解。我们看似获得更多信息，实则失去了共享的意义空间。

历史上，书籍曾是构建共同体的重要媒介。19世纪欧洲的咖啡馆里，人们会围坐一起，朗读报纸和书籍，讨论其中的观点，形成早期的公共领域。中国古代的书院和藏书楼，也是知识共享和精神交流的场所。阅读从来不只是个人行为，它始终具有连接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维度。

今天，当我们谈论“全民阅读”，本质上是在呼唤一种新的共同体建设——不是基于地理位置或血缘关系，而是基于共同的知识追求和精神探索。书籍讨论会、阅读沙龙、社区图书馆，这些看似传统的阅读形式，在数字时代反而获得了新的意义：它们提供了一个空间，让人们暂时放下数字身份，以思想者的平等姿态相遇。

十年前我担忧“法条”无法根本促进阅读，因为我深知真正的阅读源于内心的渴望而非外部的强制。十年后，当阅读环境发生巨变，我反而更加理解法条背后的深意——在个体力量难以抵御的结构性变革面前，公共政策可以创造保护性的空间，让深度阅读不至于成为时代浪潮中的遗迹。

阅读的危机，本质上是人类沉思能力的危机，是专注力被系统性破坏的危机，是在信息洪流中失去意义锚点的危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颁布，恰如在一场文化生态危机中的紧急干预，试图保护那些濒危的思维栖息地。

法条只是开始。真正的转变，需要我们每个人的日常实践：在碎片化信息中开辟整块时间，在即时满足的文化中重拾延迟满足的能力，在喧嚣中守护内心的静默。

最后，让我用博尔赫斯的话结束这篇思索：“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在这个被屏幕蓝光笼罩的时代，我们或许无法重返那个以图书馆为天堂的岁月，但我们仍可以在私人空间里，为自己保留一小块沉思的圣地——翻开一本书，点亮一盏灯，在纸页的微光中，重新学习如何与复杂共处，与深度对话，与时间和解。

阅读不仅是获取知识的方式，它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更完整、更从容、更有人性温度的存在方式。在信息如潮的时代，每一次深度阅读，都是在重建心灵的堤坝；每一本书的展开，都是向思维浅薄化发出的温和而坚定的抗议。

十年过去，我的观点未变：促进全民阅读不能只靠法条。但今天我想补充——在捍卫阅读的战场上，我们需要法条构筑的防线，更需要每个人在生活前线的不懈坚持。因为每一本被认真阅读的书，都是漂浮在信息海洋上的方舟，载着我们最珍贵的人类能力，驶向不被淹没的未来。

郭军散文集《时间背后的刺绣》

（2025年12月19日於江山翠苑）

【作者简介】郭军。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知名学者、财经作家。曾先后担任《新经济杂志社》副总编辑；《亚太经济时报》副总编辑；广东省社会科学綜合开发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

现任广东省文化传播学会副会长；广东省品牌研究会副会长。曾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人民文学》《北京文学》《广东社会科学》《贵州社会科学》《电影文学》《人民论坛》《新闻战线》等报刊发表文章、论文三百多篇。

先后出版《郭军文集》（两卷）、《屈铃妮的周庄世界》《泉之空间—陈之泉传》《格力之父—朱江洪传》《光明使者》《江门传奇》《洞察：奋斗者的商业逻辑1》《敢于梦想：从创业到卓越》等35本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