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黄土不言，深埋八十四载春秋；树欲静风不止，母亲一生酸甜，草木皆知。十年如流，带走了许多，却将母亲的身影愈发清晰地镌刻。母亲，平凡庄稼人，无惊天之举，却是儿女心中河湾，可泊身；是挡风之山，可安身。无她，便无家，她是根，亦是靠山。写此文，为母亲留念，亦留时代余温。彼时人穷，心热骨硬。纸灰扬，托心事于黑蝶。
——题 记
母逝十周年祭：追忆与传承
乙巳年秋深，九月十二。
风过山梁时已带着浸骨的凉。路旁的野草一片褐黄，像是大地褪尽了血色——母亲离去后，每个秋天都来得这样仓皇，这样重。
依照乡俗，“逢九便十”，今日便是母亲十周年的祭辰。
前一日我便回到老屋。大哥在圈里养了一头百余斤的羯羊，他说：“妈最后一张纸，得用最肥的羊。”话音落时，他转身擦了擦眼角。
堂屋里已设起了供桌，父母的遗像并立着。父亲走后的十一年，他们的相框总是擦得锃亮。
乡下老家去世老人的祭奠分大小。父母相继离去，前年刚为父亲办过九年“大祭”，为了不过多打扰亲友，我们决定今年母亲的九年“小祭”一下即可。可当上午十点，至亲与族人五十余人默默聚拢时，我才明白——在心的天平上，思念从来不分大小。
下午五时许，我们走进墓园。
秋风一阵紧过一阵，坟头的荒草低低伏倒，又挣扎着扬起，像无数欲言又止的呼唤。我们摆好花篮，点燃香烛，青烟笔直升起，却在风里忽然散乱——像极了九年前那个怎么也抓不住的黎明。
跪在坟前，我展开祭文。纸页簌簌地抖。
“丙申年九月十二日凌晨……”只念出这一句，喉头便哽住了。
那通电话来得猝不及防。我在夜车里朝老家狂奔，窗外夜色浓得化不开。半途，手机再度震动：“妈……走了。”九个字。世界静成一座坟。
培训班的笔记本还躺在行囊里，上面记着“下周返程给娘买酥饼”——她牙口不好，独爱那口绵软。可酥饼还在，路上的人，却永远赶不及了。
车还未停稳，我是跑着进了院子。跪在灵前那刻冰冷的触感，母亲再未睁开的双眼，我握着她已经失去温度的手……每一个细节都像生锈的钉，扎在十年漫长的夜。
香烛的光在渐暗的暮色里轻轻跳动，恍惚间，我仿佛看见母亲从田埂上走来，裤脚沾着露水，臂弯里是一把新鲜的苜蓿。她抬起头，朝我笑了笑。
眼泪终于决堤。
十年一瞬，坟前草木枯荣十载。而有些离去，从未真正离开——它们化作秋风，化作烛火，化作心头每阵无声的钝痛，在每一个看似寻常的黄昏，突然提醒你：爱，是比死更长的记忆。
母亲说了一辈子那句话：“我是个命苦人，一辈子没享过一天福。”说时，眼神总是虚虚地望向远处，像在望一段走不回来的路。
关于她的童年，我知道的不过是些碎影。陪她跳过方格的玩伴、一同拾过麦穗的姐妹，早已先后零落成尘。如今还能说上几句的，多是父亲这边的亲戚，言语间也只剩零星半点。真正属于母亲自己的记忆，大多散落在那些煤油灯芯噼啪作响的夜里——她一手引着针线，一手抚平粗布，声音低低的，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那些故事如今凝成四帧画面，在我心里反复显现：跑土匪，爹被抓走，缠脚，娘病逝。一帧比一帧暗，一帧比一帧沉。
跑土匪
饿倒是习惯了，最怕的是土匪。
每年总有三五次，不知从哪道山梁后忽然就荡起了马蹄与呜咽。庄子瞬间炸开——大人撂下碗，抓起孩子，搀起老人，跌跌撞撞朝山顶的土堡跑。来不及的，便钻进沟底黑黢黢的窑洞，屏住呼吸，听外面的狗吠由狂乱变成哀鸣。
有一年，雪已经盖住了山道。土匪还是来了，在庄子里住了一宿。第二天晌午，风声说“走了”，家家户户才敢探出头。母亲跟着家人回去，院子里一地凌乱的鸡毛，混着泥污和血渍。面柜盖被掀在一旁，里头那点攒着过年的白面，不见了。
土匪过后，大人整夜不敢合眼，拎着铁叉在院里转。孩子们却像吓懵了的小牲口，挤在炕角，一个挨一个，竟也能沉沉睡着。天亮了，大人下地，母亲和几个同龄的娃娃就蹲在土墙根下，眼睛死死钉着对面山梁——那里每棵树都像人影，每阵风过都像马蹄。
童年本该有的颜色，还没展开，就被泼满了墨。
外祖父
乱世里，粮食比命金贵。有一年秋后，土匪三番骚扰村里，外祖父把家里余粮装上驴车，趁夜拉到几十里外的甘草店，换回一串沉甸甸的麻钱。当夜，摸黑去庄后崖下的废窑藏钱，母亲非要跟着，外祖父便把一盏煤油灯递到她手里。
窑里阴湿，灯苗跳得人心慌。埋好陶罐，填平土，外祖父蹲下来，双手扶着母亲的肩：“女子，记牢，谁问都不能说。”
他的手掌很大、很糙，声音压得低低的，却像凿子一样刻进了母亲心里。这句话，她守了一生。
我小时候，母亲多次念叨：“不知你外爷当年藏在窑地下的那一串子麻钱现在在不在呢？”
后来外祖父被抓了壮丁。那些年，“躲壮丁”比躲土匪更熬人。家里穷，雇不起替身，只能逃。外祖父从七月躲到十月，藏在二十里外一户远亲家的地窖里，偶尔深夜才敢潜回来一趟。保长派的人三天两头半夜闯进家里“要人”，期间，曾外祖父不知挨了多少的皮鞭。
母亲记得最后一次见他，是个滴水成冰的冬夜。敲门声轻得像是雪籽落在门上。外祖父侧身闪进来，裹着一件破得露絮的羊皮袄，胡须上结着白霜。灶膛里的火重新燃起，外祖母默默热饭。母亲假寐着，从眼缝里看见外祖父坐在炕沿，就着昏暗的油灯，一口一口吞咽着谷面糊糊。
临走前，他走到炕边，在四个睡着的孩子头上一一抚过。轮到母亲时，他的手顿了顿，很轻地摸了摸她的头发。手心是糙的，温度却透过发丝，渗进梦里。
两天后，在藏身的地窖里他被抓走。庄里人窃窃私语，说有人为了一斗小米，递了风。那年外祖父三十左右，母亲七岁。他像一粒砂，被时代的狂风吹散，再无踪迹。
后来解放了，当年同被抓走的人，有的拖着残腿回来，有的捎回了信。只有外祖父，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只剩下外祖母和母亲终其一生的守望——望向后山那座废窑，望向每一个风雪夜归人模糊的背影。
缠 脚
五岁那年，外祖母从集上扯回一匹白粗布。灯下，她用剪刀“嚓嚓”裁成长条，动作利落，脸上却无表情。那晚，她拉过母亲的小脚，声音平静得可怕：“女子脚大，没人要。今晚开始裹，疼也得忍着。”
真正的缠足，是要将除大拇趾外的四趾生生折向脚心，用布死死缠紧，日夜不得松。肉挤着骨，骨压着筋，直到变形、坏死，痛到麻木才算“成器”。
母亲回忆，第一夜她疼得浑身抽搐，牙齿把嘴唇咬出了血。白天还要踮着这双“刑具”去铲猪草，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实在熬不住，她偷偷把裹脚布解下，塞进草篮底。回来，免不了一顿笤帚疙瘩。
外祖母边打边哭，母亲也哭，哭声中，白布又一次次缠上，勒紧，打结。
最后是外曾祖母看不下去，拄着拐叹气道：“这女子骨头硬，缠不服的。算了，没婆家要，咱就养个老女子吧。”
不知是这话劝醒了外祖母，还是她看着女儿痛到变形的脸终究狠不下心。缠足的事，后来便草草收了场。
这双没被完全折断的脚，竟也就这样，踉踉跄跄地，撑起了她此后七十多年的风雨长途。
外祖母
自母亲记事起，外祖母就是个会咳嗽的影子。咳声从胸腔深处挣出来，闷闷的，像破风箱在拉。夜里尤其凶险，有时一口气堵在喉咙，脸憋得紫涨，整个人蜷成虾米。
没有药。实在咳得狠了，就抓一把甘草、几粒花椒，在瓦罐里熬成浑黄的苦水，趁热灌下去，压一压那撕心裂肺的震颤。
即便这样，田里的活计一样不能停。母亲七八岁就成了外祖母身后的小帮手，锄草、间苗、捡麦穗、背庄稼……那双还没长开的小手，拼命想从那副嶙峋的肩膀上多分担几两重量。
夜深人静时，外祖母常对着漆黑的窗户发呆，一遍遍喃喃：“你爹……不知还在不在了……”声音飘忽，像问风，又像问夜。
然后，那个冬天早晨，外祖母没有像往常一样摸索着起床。
灶是冷的，炕是凉的。她静静侧躺在那里，面容出乎意料地平静，仿佛只是累极了，终于舍得好好睡一觉。母亲推她，摇她，手触到的是一片彻骨的、陌生的冰凉。
那年，母亲十一岁。
一夜之间，山塌了，路断了。她站在废墟中央，前后茫茫，再也没有一双可以望向她的眼睛。
童年，在这一天被连根拔起。此后漫漫一生，那份过早降临的寒意，便始终盘踞在她眼底最深处，从未真正散去。
卷二：苏门岁月（1948-1980）
外祖母走后，母亲的世界彻底薄了下去。四季只剩一身单衣，补丁叠着补丁。膝盖处的布最先磨穿，露出的皮肤在风里泛着青，她便时时用手去遮，遮不住，就佝偻着腰，让衣摆能多垂下几分。舅母家表姐施舍的一双旧鞋，总大着两指，走起路来啪嗒啪嗒响，露出的脚趾头冻得通红，像几只怯生生探头、又迅速缩回地洞的旱獭。
——得等所有人都放下了筷子，她才敢轻轻地、一遍遍地刮净碗底，那声音细微而固执，像一只小鼠在努力啃食最后的生机。
十五岁那年秋天，一头瘦毛驴把她驮进了苏家的门。没有吹打，只有驴蹄踏起干燥的黄土，扑簌簌落在一旁。毛驴颠过三道荒秃的山梁，她在盖头缝隙里看见自己交叠放在膝上的手——关节已有些粗大，掌纹里深深嵌着洗不净的草汁与尘灰。这双手，从此要握住另一个家的冷暖，掂量另一份日子的轻重了。
父亲的家，蜷在更陡、更旱的一道山褶里。三孔窑洞斜挂在坡上，窑脸被岁月熏得黑黄，远远望去，像随时会顺着陡坡滑下去，坠入深谷。
有关母亲初入苏家直至我们长大的岁月，那些苦难的脉络源自她晚间歇工后零星的讲述，和我幼年记忆中一些尖锐的碎片。将它们拼凑起来，最为凛冽刺心的是四帧画面：丧子，推磨，栽赃，荒年。一帧比一帧具体，一帧比一帧荒寒。
丧 子
母亲一生共诞下十二个子女。五次丧子之痛，如五把钝斧，次第砍斫在她生命的年轮上。病魔无情，夺走的不仅是襁褓中的骨肉，更是她心头一次次艰难萌生的希望。这份连缀不断的失去，与她自幼便告阙如的双亲之爱交织在一起，在她心版最深处刻下了永不弥合的裂隙。
在生下大姐和大哥之后，母亲又接连生了两个孩子，都不幸未能躲过那可怕的“七日风”，在产褥的微温尚未散尽时便已冰凉。三年后，母亲再次临盆，是个男婴。奶奶和一家人的欢喜像旱地里陡然溅起的水花。家里仅存的一点白面都给母亲吃；田里所有的活计爷爷奶奶抢着去干。母亲有了较多的休息，奶水便丰足，孩子长得白胖滚圆，黑亮的眼珠会追着人影转。一家人看着，枯槁的脸上难得浮起一点活气。
天有不测风云。一日傍晚，父亲下工回来，刚端起碗，孩子便哭闹起来，一声急似一声。母亲估摸是饿了，揽在怀里喂奶。奶汁咽下，哭闹未止，反变成一阵阵剧烈的呕吐。细心的奶奶凑近煤油灯，拔开小儿嘴唇，脸色骤然变了——那唇上竟泛着一层骇人的青紫。
连夜，父亲被支使着上路，徒步赶往四十里外的甘草店。山路漆黑，他跌跌撞撞总算叩开了郎中的门。听了病症，郎中包了几味药，嘱咐快回。父亲攥着药包像攥着一缕游丝般的希望，疯跑回来。药汁灌下，孩子先是奇异地安静了，小脸归于平顺，仿佛睡去。一家人围在炕边，大气不敢出。然而不多时，一阵更剧烈的呕吐袭来之后，那小小的胸膛便再没有了起伏。
母亲的哭声是在片刻死寂后爆发的。那不是哭，是脏腑被撕裂后淌出的呜咽，是魂魄被抽离时绝望的嘶喊。一连几天几夜，那声音盘桓在低矮的窑洞里，消散不去。灶膛冷着，一家人的心口也结着冰。
据母亲后来讲，若干年后我出生之时，奶奶用土法接生，见我是个男娃却浑身青紫，毫无声息。等了半晌仍无动静，奶奶和父亲脸上最后一点血色也褪尽了，蜡黄如纸。奶奶把呆立一旁的父亲猛地一推：“快！到烟洞眼跟前叫叫去！”
父亲翻身上了房顶，对着那黑洞洞的烟囱颤声喊：“我的儿，醒醒吧！”刚喊了两声，一声微弱的啼哭竟真从底下窑洞里传了出来。那哭声，将一家人从极度的恐慌深渊里猛地拽回人间。
推 磨
大集体时，饲养员家尚可借畜力拉磨，这微末的“特权”与我家无缘。我刚记事时，我们姊妹几个都尚幼小，推磨这桩苦役便沉沉地、完整地落在了母亲肩上。
那些年母亲在生产队的基建队里劳作，中午不得回家。我们几个孩子守着空荡荡的窑洞，罐里很少有馍馍，中午便胡乱扒几口前夜的剩饭充饥。而母亲，忍着整日粒米未进的辘辘饥肠，总要到晚上九、十点才能拖着仿佛灌了铅的双腿归来。
一进门顾不得喘气便系上围裙，为我们张罗晚饭。饭后，二姐洗碗，母亲则默默走向磨坊——那里，有明天一家人的口粮等着她。
磨坊离庄子有几十步远，孤零零杵在崖边。为了省下一盏煤油灯的油，母亲常常不点灯。无边的黑暗吞没了一切，只有石磨沉重转动的隆隆声和她口中低低哼唱的、儿时学会的歌谣。那调子幽微断续，不成曲调，是她为自己、为这漫漫长夜仗胆的唯一依凭。
那些年，母亲夜晚的睡眠被切割得支离破碎，连两个囫囵时辰也常常是奢望。
1974年秋，小妹出生。三天后母亲便挣扎着下了炕，扫地、做饭操持家务。一个礼拜后，我早上上学时地里的糜子还站着；晚上归来竟已吃上了母亲新蒸的、温热可口的糜面馍馍。对于一个理应“坐月子”休息一下的女人，这其间超负荷的艰辛如同默片，被她的沉默封存在岁月里。
“积劳成疾”这个词在母亲身上是具象的。自打我记事起她便虚弱多病，不到五十岁，那曾挺直过的脊背便已深深地弯驼下去，像一张被生活拉满又无情松弛的弓。
栽 赃
记忆中最冷的一笔落在1973年7月的一天清晨。母亲去郭家沟的打麦场参加劳动，上工时背了个空背篓，盘算着歇工后就近在洼上铲些野草晒干当柴火。歇工的哨音响了，母亲走得急了些，俯身刚要背起背篓，同队的一位妇女快步上前一把压住背篓，声音尖利划破了收工时的嘈杂：
“你背篓里这是啥？！”
母亲低头一看，脑中“嗡”的一声——背篓底赫然装着足有一升（约十斤）刚刚打碾下来的、尚未扬净的小麦与草屑的混合物！黄澄澄的麦粒混在灰褐的草壳里，刺得她双目生疼。
瞬间飞来的横祸，污浊如泥浆泼了她满头满脸。纵有黄河在侧，此刻也洗不清这莫须有的“偷盗”罪名。
中午母亲没有回家，她径直跑到队长家里，嘴唇哆嗦着试图剖白那拙于言辞的冤屈。
几天后生产队召开了批斗大会。会上“积极分子”们轮番上阵，揭发、指控言辞凿凿，仿佛亲眼所见。那一次母亲展现出少有的硬气，她苍白的脸因激动泛起潮红，针锋相对地用最简单的事实驳斥着那些无赖的指控。唾沫星子几乎溅到她脸上，她却没有退缩。那天的批斗会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在一片尴尬的嘈杂中队长只得宣布：改日继续。
晚上窑洞里的油灯依旧亮着，母亲沉默地揉面烧火，为我们做好了晚饭，蒸汽模糊了她的脸。那天夜里她是什么时候睡去的，无人知晓。
几年后，据一位知情的婶子告诉母亲，那场“盗窃”事件是生产队几个人长时间有组织谋划的结果。那个特殊年代，人性很容易扭曲，出现这类的“不正常现象”也是很正常的了。
荒 年
据母亲回忆，三年困难时期庄子周围的榆树皮都被剥得精光，露出白生生的树干像大地嶙峋的肋骨。母亲把玉米芯碾成粗粉掺进苦涩的野菜里蒸窝窝，蒸出来的团子黑硬如铁，吃到嘴里拉得嗓子生疼，咽下去又沉沉地坠在胃里半天化不开。她总是把锅里略稠的捞给老人和孩子，自己就着碗沿喝那能照见憔悴人影的稀汤。
自我有了记忆，每年秋后雨水丰沛时庄前屋后便会疯长起茂密的“灰条”（植物学名：藜），待那细小的籽实成熟，母亲总在午饭后提着一只荆条筐出去，铲回的灰条穗子被她仔细地摊在院子里暴晒。秋阳炙烤，穗子由绿转灰再由灰变成一种干燥的浅褐。晒干后母亲用石臼舂，用细箩筛，得到一种灰绿色的粉，这粉掺进别的粗粮面里蒸出的馍馍竟带一丝淡淡的、奇异的甜香。这点苦涩的“甜”便是她为我们补贴漫长冬季的、全部的智慧与辛劳。
有一年春荒来得格外凶猛，大约是四月，家里已连续几天揭不开锅。炕上挤挨着的几个孩子因饥饿而哭闹，或因无力而昏睡。父亲蹲在门槛上望着远处光秃秃的山梁，眉头锁成死结，对母亲叹息道：“听人说……杏树叶子煮熟了或许能吃。缸里那最后几碗面再不敢动了，留给娃们。我……去试试。”
那下午父亲趿着破鞋出了门。就在绝望如同暮色渐渐合拢时，奇迹般的光竟从最黑暗处透出——母亲在平时堆放杂物、早已不抱希望的旧窑角落里发现了一小堆冬天打场时筛剩的糜子糠！她像是发现了金子，跪在地上用最细的筛子一遍又一遍地筛，筛去粗砺的壳，留下一点点带着碎末的糠芯。就是这盆灰扑扑的炒面，让一家人勉强捱过了接下来的几天。
半月后队里批下的救济粮终于到手。当第一把杂粮倒进瓦盆的脆响传来，母亲倚在窑门边长长地、无声地舒了一口气。那口气仿佛已在她胸腔里憋了整整一个漫长的、严寒的冬季。
卷三：大地回响（1980年后）
于是两副已被风霜蚀透的骨架在生命的暮色里再一次深深弯向土地，开始了新一轮的、沉默的耕耘。那几年攒下的光景若定要寻几幅画面来记，便是：“到户”时刺骨的寒酸，粮仓初盈时无声的泪，猪羊满圈里暖烘烘的生气，还有陪伴了父亲半辈子的柴火土炉子终于阖眼“退休”时，升起的一缕带着焦味的希望。
“到户”的寒酸
分地的消息是带着光传来的，像旱了太久的夜里终于瞥见一粒星，可那星光落到我家院里却照出了一地清冷。地是陡的，薄薄一层土皮贴在山的骨头上，牛站上去都打滑；牲口是老的，那头估了高价的骡子眼角糊着黄眵，喘气像拉破风箱；那几只归我家的羊在圈里缩成灰扑扑的几团，肋骨一根根数得清明。最紧要的连一辆吱呀作响的破架子车也没我们的份。往后推粪拉粮还得靠肩膀脊背，贴着那羊肠似的陡坡一寸寸地往上挪。
分地和牲口那日会场上人声鼎沸，唾沫横飞，所有的人脉都在那几声高喊里见了分晓。一向不善言谈的父亲和大哥缩在人堆的角落里，脸憋得通红，红脖颈上青筋微微跳动，却始终插不上一句囫囵话。他们像两株被遗忘在旱地边上的枯蒿，所有的争抢都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只留下一地扬起的、呛人的尘土。
包产到户的头一年日子是更愁了。单单一头骡子奈何不了那六十度的陡坡。开春下种眼看要误了农时，大哥连夜走了几十里山路去到公社的信用社，门坎几乎要被他的鞋底磨低，好话说尽脸皮蹭薄总算赊来三百块钱的贷款。父亲和大哥攥着那叠潮乎乎的票子在集市的人缝里钻来钻去像做贼似的，牵回一头同样瘦棱棱的毛驴，剩下的添置了几件最必需的农具。
那一年天依旧旱着，父母亲的脊背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弯得更低几乎要贴进土里，他们用最原始的力气去填补土地的贫瘠。秋后算账粮缸总算见不了底，饿肚子的恐慌暂时被推远了些，可父母的脸上寻不见一丝笑意。只有被日头反复炙烤后脱了一层又一层皮的黝黑面庞和深嵌在皱纹里怎么洗也洗不掉的疲惫。那是一种源自生命根处的寒，政策暖风吹过却一时半刻焐不热积了一辈子的冰凉。
丰满的粮仓
转过年来，一九八三年的早春，风里还带着凌厉的冰刀子。我总在睡梦中听见门轴的轻响，等睁眼时炕的那头早已空了，父母的身影已融化在拂晓前最浓的墨色里。他们一筐一筐将攒了一冬的粪肥运到地头，那身影在蜿蜒的山道上小得像两个缓慢移动的土坷垃。
庄稼冒出针尖似的绿苗没几天，母亲就整天长在了地里。她蹲着跪着像梳理婴孩的胎发，用指甲小心翼翼地将杂草从苗根处掐断。四五月草长得疯，正午的日头毒得能点燃柴禾，父母索性带了干粮和水罐晌午也不回家，就在地头的崖荫下胡乱啃几口。母亲的草帽破了边，阳光漏下来在她脸上晒出一块块蜕皮的红斑，像土地本身皲裂的纹理。
那一年家里下了狠心从牙缝里抠出钱买回几袋雪白的化肥。父亲撒肥时手微微发颤，仿佛撒的不是肥是一家人的命根。许是这点金贵的“细粮”喂饱了土地，又遇上多年不见的风调雨顺，地里的庄稼竟憋着一股气似的疯长。夏收时麦浪金黄，穗头沉甸甸地垂着。打麦场上我家的麦垛第一次垒得那么高、那么实，像一个终于挺起了胸膛的巨人。秋后的糜谷更是将杆子压成了谦卑的弧线。冬季打碾时金黄饱满的籽粒瀑布般淌下堆积成小山。
冬日的夜晚，昏暗的油灯下，母亲一遍遍擦拭着那只空置了半辈子的粮仓。父亲则将晒干扬净的粮食一簸箕一簸箕地倒进去。麦粒、糜子、谷子各归其位，沙沙的流淌声持续了许久，那声音饱满厚实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让人心安的丰足。粮仓满了尖了，母亲扶着仓沿静静看了半晌，忽然抬起袖子飞快地抹了一下眼角，灯火跳跃映着她眼中一点湿润的、微弱的光。
猪羊肥圈
姨夫看了半晌苦笑着蹦出一句：“亲家呀，我看你家这羊……计划生育倒是能做好。”
说着无意，听着有心。父亲的脸一瞬间涨成了猪肝色，嘴唇哆嗦着却吐不出一个字，他蹲下身抓起一把干草，手背上青筋暴起。
谁也没想到这句玩笑竟成了转机。姨夫没走，折回屋里和父亲又絮絮地说了许久。几天后他竟牵着自家一头活蹦乱跳的小母羊来了，换走了我家一头骚胡。
就是这头小母羊像一粒火种，它争气地当年就下了两只健壮的羊羔。父亲待它们如同添了的孙儿。父亲将生产队分来的那几头“老弱病残”变卖换回两只正当年的母羊，从此他的日子被切割成两半：一半给庄稼一半给羊群。山梁上他的身影总是伴着羊群的移动，悠长的吆喝声落在空旷的山谷里，羊认得他的脚步，他也摸得清每只羊的脾性。
慢慢地羊圈里热闹起来了。从五六只到十来只再到接近二十只。羊儿个个腰肥体壮毛色光滑，在夕阳下涌进圈门时像一团团暖烘烘的、流动的云。那“咩咩”的叫声不再是凄惶而是饱满的、生机勃勃的合唱。
猪圈也翻了新。父亲打了土坯砌了宽敞的圈舍，又从集市上抱回两只哼哼唧唧的猪崽。有了充足的粮食下脚料母亲的猪食桶总是满的，她提着沉甸甸的桶穿过院子嘴里发出“啰啰啰”的亲昵呼唤。猪崽长势惊人到年底出栏时膘厚肉满，每头竟有三百来斤。宰杀那日热气蒸腾请来的帮手啧啧称羡，院子里支起大锅新鲜的猪肉挂满了廊檐。母亲将熬好的猪油一勺勺舀进陶缸，雪白的油脂慢慢凝固像封存起一缸稳稳的幸福。
那年胡麻也丰收了，榨出一百多斤清油，盛在另一个缸里澄黄喷香。除夕夜母亲煮了满满一大锅排骨，肉香混合着柴火气，塞满了新打扫过的屋子。一家人围坐在终于不那么摇晃的桌子旁，父母脸上那层紧绷了数十年的寒霜第一次被油灯的热气与饭菜的蒸汽融融地化开了，漾出些微生涩的却真实无比的笑纹。
土炉子“退休”
母亲坐不住了，她去了邻村三姐家一趟，回来时眼里有了光。“人家张家湾洋芋长得有碗口大！听说有一家今年光卖洋芋就进了一千多块！”晚饭后她趁着全家人都在说出了思忖已久的想法：“咱们明年也种些洋芋吧，多种点总能换几个活便钱。”
土房子里静了片刻，只有灯花哔哔轻响。父亲蹲在炕沿上吧嗒了两口早烟，烟雾模糊了他沟壑纵横的脸，半晌他缓缓开口声音低沉：“好是好……洋芋终究是菜当不得正经粮食。我觉得还是没有种小麦、谷子稳妥。万一……”他没说下去，但那个“万一”像秤砣一样沉甸甸地坠在每个人心里——那是饿怕了的一代人对土地最本能的敬畏与恐惧。
母亲的嘴唇动了动没再争辩，但那股光还在她眼底隐隐烧着。她不再提却开始默默留心。
第二年开春种子就备下了，母亲指挥着一口气种了十亩洋芋。从埋下种薯的那天起她的心仿佛也一并埋了进去。锄草松土追肥，她几乎长在了那片坡地上。洋芋秧子也争气绿油油地铺满了山洼。秋天开挖时一锄头下去便滚出四五个白胖饱满的“金蛋蛋”。那丰收的场景比麦子更让人心动，因为那是能直接换来哗哗响的票子的。
洋芋一车车拉下山换成崭新或破旧的钞票，被母亲用布帕层层包好压在箱底最深处。掂着那日渐增厚的分量，父母谋划了半辈子的梦终于有了模糊的轮廓。
一九九二年，靠着卖猪卖洋芋一角一分攒下的积蓄，再加上大哥从外地寄回的1000元工钱和我节吃俭用凑的800元工资，那两间摇摇欲坠的土坯房终于被拆掉了。原地立起的是一排虽然简陋却结实的砖瓦房。上梁那天父亲破例买了一挂鞭炮，噼噼啪啪的响声惊飞了崖畔一群麻雀，也震落了母亲眼角一颗浑黄的泪。
搬进新房的那个冬天家里添置了一件真正的“洋货”——一个铸铁炉子，我们管它叫“洋炉子”。它通体黝黑炉膛里能烧煤，安上长长的铁皮烟囱伸到窗外。当第一簇蓝汪汪的火苗在炉膛里跳跃起来时，屋子里迅速充满了干燥的暖烘烘的热气。陪伴了父亲几十年熏黑了半面墙的柴火土炉子被静静地移到了墙角覆盖上一层薄灰。它终于“退休”了。
父亲坐在洋炉子旁伸出那双布满老茧、皲裂如树皮的手久久地烘着。火光照亮他平静的脸，那上面每一道皱纹似乎都被熨得平整了些。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偶尔伸手轻轻摸一下那烫手的却笔直的烟囱管。
屋外北风依旧呼啸着掠过山梁，但屋里是暖的。我们家的日子就像那炉中渐旺的煤火，终于艰难地拨开了厚重的水汽与寒烟，蹒跚地走向了一点通明的暖意。
卷四：仁心巧手
母亲是西北贫瘠土地上最寻常的一粒尘土，在宏大的岁月叙事里她的身影几乎被风抹平，寻不见丝毫显赫的印迹。可对于我们儿女，她却是山河本身，是一本用生命书写的厚重无字的书，值得我们用一生去缓慢展读去艰难体悟。
如今当我于记忆的深处回望，那些细碎的光点便渐渐汇聚勾勒出她最清晰的轮廓——那轮廓的核心是泥土般憨厚、山泉般清冽的良善。这良善具体而微便落在“吃素”、灯下缝补、可口之餐、善助邻亲、含饴弄孙这几件寻常事上，成了她生命的年轮也是我们心中永不磨灭的印记。
母亲“吃素”
记忆里家中饭桌的荤腥与母亲是绝缘的。无论年景多么寒酸或是后来餐桌上终于有了难得的油荤，母亲永远是那个安静的旁观者。当我们姊妹几个狼吞虎咽将一块肥肉或几片臊子争抢入腹时，母亲的目光便悄然落在我们身上。那目光里没有丝毫馋意，只有一种复杂的深不见底的平静，仿佛看着禾苗吮吸雨水看着雏鸟啄食归巢。那平静之下是我们当时无法洞悉的浩渺如夜的满足与怜惜。
我们看得心头发紧，总忍不住夹一块肉放入母亲碗里：“妈，您尝一口吧！”母亲总是摇摇头嘴角抿出一丝极淡的安抚似的笑，用筷子将肉轻轻拨回我们碗中只说：“快吃我看着你们吃比我自己吃了还香。”
家境稍好之后这习惯依旧磐石般稳固。有一年除夕，桌上破天荒摆了小半碗红烧肉，香气诱人，我们再三央求母亲才用筷尖沾了点酱汁放在嘴里咂了咂，便笑道：“咸了。”随即放下筷子，专心喝起她的稀粥。
后来她这样对我们解释，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我这人生来就是喝稀汤的命没那个吃肉的福分，如今老了牙也掉光了更不想这些了。”
我们便真的以为母亲是不爱也不能吃肉的，直至多年后自己也开始为生计精打细算为儿女克扣自己时那层包裹着真相的薄纸才蓦然捅破——哪里是不爱，哪里是不能，分明是那血肉之躯里早已将“母亲”这个身份供奉在了“自我”之上。每一块肉每一滴油在她心中都有一杆无形的秤，秤砣永远沉沉地压向儿女的一边。
或许这残酷的“自律”竟在无意间成全了她。青年与中年的母亲生了病最好的药方便是硬扛，仿佛她的身体也是一盏需要省着用的油灯。直到晚年我们硬将她带到城里医院检查，仪器上跳出的数字让医生骇然：“高压超过220！这太危险了，怎么现在才来？”
我们这才知晓母亲沉默的身躯里一直潜伏着如此凶险的暗流，从此降压药成了她每日的功课。也正是这药或许连同她清苦一生的饮食竟让她带着这家族遗传的重负颤巍巍地走到了八十四岁。而我的二姐与四妹，时逢中年就被这无形的高压击倒，落下半身瘫痪的沉疴，令人痛彻心扉。
命运诡谲，母亲的“舍不得”竟成了她生命的一道脆弱的护符，这其中的辛酸与侥幸又该向何处言说？
灯下缝补
她自己仿佛是一件永远在缝补中的旧衣。经年的衣裳洗得发白，肩头肘部膝盖层层叠叠覆盖着颜色形状各异的补丁。那些补丁是她从更破旧的衣物上精心裁下，针脚细密匀称几乎要与原布融为一体。她和父亲常年仿佛只有那一套没有办法换洗的衣裳在四季的风霜里默默承担。家中所有“财力”——如果那微薄的产出能称作财力的话——都像滑润的细流悄无声息地汇向我们这群嗷嗷待哺的儿女。
只有到了年关，母亲的目光才会在昏暗的油灯下变得格外明亮而专注。无论多么疲惫她总会燃起那盏如豆的灯火，将我们白日换下的衣裤鞋袜一件件摊在膝头，破洞要补、开线要缝、绽口的鞋帮要用麻线勒紧。她的手指在粗布与灯光间穿梭影子被拉得很长，投在斑驳的土墙上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古老的剪影。她总要在除夕的深夜里将最后一件缀好补丁的衣裳抚平才肯歇息，为的是大年初一的清晨她的孩子们走出去“迎喜神”时尽管衣衫依旧简朴却要干净整齐不露一丝窘迫的寒酸。
这长年累月的“锻炼”竟让她练出了一手令人叹服的绝活。袜底的破洞她能补得如机器织就般平整，穿在脚上毫无硌感；鞋头磨穿了她能用同色的皮革从内侧精巧地衬上，外观几乎不露痕迹；裤子的膝盖处最易磨损，她便剪出对称的略带花样的补丁，缝上去竟像是原本就有的装饰。那些补丁是贫困的印记，却也成了她沉默的勋章，是她在漫漫长夜里用针线为我们编织的最坚韧的盔甲。
父亲的秋后是属于毛线与编织的日子。他将收集来的羊毛捻成粗细均匀的毛线，母亲便接过去用几根竹针在冬夜的土炕上为我们编织手套与毛袜。父亲捻线的嗡嗡声与母亲竹针细微的磕碰声交织在一起是童年最安宁的催眠曲。他们无言地配合着一个提供温暖的原料，一个将其织成贴身的庇护。我们的手脚便是在这一捻一织之间免去了许多冻疮与裂口的苦楚。
可口之餐
同样是土豆杂面野菜，经了母亲的手，便能生出别样的美味。她做的豆面条筋道，汤头是用晒干的野葱花炝出来的，香气能飘过半个院子；她做的油饼外酥里嫩，是一家人逢年过节改善伙食和平时招待贵客最能拿得出手的美食。
而在邻里间口耳相传多有赞誉的是她的“烂草帽”。
那金黄酥香的滋味是母亲在铁锅与柴火间修炼出的真功夫。和面是头一道关，开水慢慢浇向盆子里的优质白面，一边浇一边用筷子均匀搅拌成穗状，放在案板上揉成滋润柔软的面团，再分隔开大小不一的面团，用擀仗压成薄饼，上面敷上猪油（或清油），撒少许干面、盐和秘而不宣的几样自家晒的干香料，然后像卷报纸一样卷成筒状，用切刀在正中一分为二，顺着刀口上翻，再蜷缩压平，用擀仗再次擀平，饼面纹路凸显——这纹路便是“草帽”得名的由来。
铁锅烧热，母亲用一块肥肉沿着锅底飞快地擦过滋啦一声，油润的香气便腾起来。饼子贴着锅边滑入，火候须是不急不徐的文火，母亲守在灶前，时辰拿捏得比钟点还准。待一面烙出淡淡的金黄，便用锅铲小心地掀起，另一只手执着小油壶在饼面与锅底之间淋上细细一线清油。翻面润油再翻面……那饼子在热力与油脂共同作用下渐渐膨胀舒展，饼面的纹路深深绽裂，边缘卷翘，果真像一顶被风吹日晒得蓬松破旧却自有风骨的草帽。待整张饼烙得酥黄熟透，母亲并不直接盛出，只见她手腕一抖锅铲，轻扬那整张“草帽”便在空中利落翻身，随即用铲背就着热锅“啪啪”几下轻巧而迅速地拍下——原本完整的饼身瞬间松裂成数十片大小均匀的块状，却又不完全分离，仍依着酥皮藕断丝连地拢在一起。这最后点睛的一拍让“草帽”真正成了“烂草帽”，“烂”字由此得名。
邻家若有贵客临门或想给自家孩子解个馋，主妇自觉手艺欠佳时常会红着脸来请母亲“掌勺”这道压轴的面点。
善助邻亲
母亲自己的一生浸泡在清苦的汁液里。可她的心却像被这汁液反衬得愈发柔软透亮。她常念叨一句：“我是个菩萨心肠。”这话从她干瘦的布满劳痕的躯体里说出来没有丝毫自诩的意味，倒像是一种无奈的自嘲或是对自己某种“弱点”的坦诚。
这“弱点”在刚嫁过来时便显露无遗，彼时家中光景已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一日清晨，奶奶给了新媳妇母亲一个珍贵的谷面馍馍算是“优待”。母亲捧着这温热的馍馍还未入口，便见门口倚着一位衣衫褴褛颤巍巍伸手的老爷爷，那双浑浊眼睛里的哀求像针一样刺中了母亲。她几乎没有犹豫便将那个属于自己的馍馍整个塞进了老人手里。这一幕被当家的奶奶瞧见了，在奶奶看来这无疑是败家不懂过日子的铁证。震怒之下奶奶动用了家长兼婆婆的绝对权威竟罚母亲三日不得进食。新妇的善意在生存的残酷逻辑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然而这并未能“矫正”母亲的“菩萨心肠”，自我记事起类似的场景仍不时发生。记得有一年早春青黄不接，家里的面缸也快见了底，父母正为如何撑到夏收而愁眉不展。晌午母亲刚准备做午饭，邻居尕婶子悄没声地溜进了院子，手里端着个空盆，脸上是蜡黄的羞惭到极处的神色。
“老嫂子……”她的声音低得像从地缝里挤出来带着哽咽。“我家……揭不开锅两天了，娃娃饿得直哭。把你家的面借我一碗就一碗给娃娃糊弄一顿，等过几天队里预支了粮我立马还你！”说着眼泪就滚了下来。
母亲愣在当场脸上瞬间涌起一种极为复杂的哭笑不得的难堪，她指着自家那几乎露底的面缸压低声音语气里满是焦急与不忍：“他尕婶，你看我家也就这点救命的食了……一会儿他大回来看见少了非得骂死我不可！”
尕婶子眼中的光彻底黯了下去，她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转身拖着步子往外走，背影佝偻得像要折断。就在她即将迈出院门的那一刻，母亲忽然抢上几步用更轻却极快的声音急促地说道：“端去！让娃娃吃！以后……不用还了！”
那句话像一阵微弱的风吹过荒芜的院落。尕婶子没有回头肩膀却剧烈地抖动了一下加快了离开的脚步，母亲则站在原地望着空荡荡的院门许久没有动弹。那一刻她脸上方才的“难堪”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沉的近乎悲悯的平静。她知道这一碗面也许解不了邻家根本的饥荒，但至少能让那个母亲的泪水和孩子们的哭声暂歇一个晌午。至于自己家里即将面对的、父亲可能爆发的怒火与更深的粮荒她似乎已无暇去想或是早已在心中默默承受。
若干年后，已经暮年的尕婶子，碰见我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妈是个一辈子的好人……”
含饴弄孙
人还没进屋声音与热气就先涌了进来。母亲这时总会放下手边一切，脸上漾开层层叠叠的笑纹，仿佛整个屋子的光都聚在了她的眼角。她一边挨个摩挲着孩子们的头，一边脚不沾地地钻进厨房心里已飞快地盘算起来——窑里架上还有腊肉、瓦罐里存着清油、园子里的葱韭正绿，要给这群“小饿狼”做点最扎实最香的。
若是年前宰了年猪肋排是必定留好的。不多时厨房便传出令人心安的“咕嘟”声，浓郁的肉香霸道地驱散了所有清冷，一大盆热气腾腾油光红亮的酱烧排骨端上桌便是最隆重的欢迎式。
若是逢年过节压岁钱是断不能少的。母亲会提前换好崭新的零票用红纸仔细包好，给钱时她总用那双枯瘦却温暖的手将红包紧紧按进每个孙子的小手心笑呵呵地念叨：“拿着奶奶（外婆）给的吉祥钱买糖甜嘴，买炮仗响亮，保佑我娃平平安安长得高高壮壮。”那三元、五元在她眼里仿佛不是钱而是能辟邪祈福的符咒，带着她全部朴素而炽热的心愿。
母亲不到五十岁便抱上了家孙——大哥的女儿。这第一个家孙女像是上天赐来补偿她早年艰辛的一份蜜糖，得到了她毫无保留的近乎宠溺的疼爱。
婴孩时期小孙女总要在她怀里才能安睡。母亲便常常整夜抱着靠在炕头轻轻摇晃，怕一放到床上孩子惊醒无人察觉或从炕沿滚落。这份经年累月的娇惯养成了大侄女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成了家里唯一敢对所有人使小性儿的“小霸王”。
记得她五、六岁时一顿饭若不合心意便能哭闹得掀翻屋顶。每逢这时母亲立刻会放下刚端起的碗筷，脸上没有半分不耐只是心疼地“哎哟”一声，上前便将哭成泪人儿的小孙女抱起轻声细语地哄着一一步步踱到庄前屋后看鸡撵狗，指云说鸟，直到那抽噎变成平稳的呼吸小脸贴在她肩头睡去或是破涕为笑才如释重负地回家。这时饭桌早已收拾干净，其他人或午歇或忙活去了。母亲的饭菜却常常是在灶台边就着余温匆匆吃完的。
这份隔代的牵挂也毫无保留地倾注在我的儿子身上。孩子出生后我们不得不请两位妹妹轮流到妻子单位帮忙照看。一次妹妹回家随口说起孩子有些感冒哭闹，说者无心听者却将每一个字都化作了刀割。第二天鸡刚叫过头遍母亲便起身了，她笼上头巾揣上两个干馍在天色最沉的青黑里独自踏上了二十多里山路，没有车也不觉路远心里那根线绷得紧紧地牵着她一刻不停地走。天刚蒙蒙亮，当一身寒气裤脚沾满露水的母亲气喘吁吁地出现在妻子单位门口时所有人都惊呆了。她来不及喝口水便径直扑到摇篮边用脸颊去试孙儿的额温，将那小小的因病而烦躁的身体紧紧搂在怀里，仿佛这样就能把病痛都吸到自己身上。
对我那自小留在老家的女儿母亲的疼爱更是深了一层。哥嫂贤良，特意让小妹专门看护，可母亲仍是里外兼顾生怕小孙女受了半点委屈。夜里孩子哭闹她总抢着起来照看；有时妹妹忙不过，来年近古稀的母亲便自然而然地接过“母亲”的职责颤巍巍地抱着哄着，眼里满是年轻的慈光。这份疼爱似乎比其他孙辈更多了几分细致与不舍。
多年后女儿长大成人在外地上学，母亲隔不了几日便要念叨：“静静怎么还不回来？”直到她弥留之际，语言功能已严重受损，口中却仍反复呢喃着女儿的乳名：“静静……我的静静……”
每年暑假我们带儿子回老家帮忙夏收。那些年家里种着十几亩麦子，金黄的海洋望不到边，收割季如同打仗全家起早贪黑在烈日下抢收。然而母亲却立下一条“铁律”：绝不许当时已四五岁的孙子下田暴晒。她专门指派最小的妹妹留在家里，任务只有一个：看好她的小孙孙。母亲的脊背在田里弯成一座拱桥承受着生活的全部重压，却执意要在桥下为孙辈留出一片无风无雨不必早早懂得“烈日”为何物的童年。
卷五：无字之书
“古今”与歌谣
儿时的冬夜是西北风统治的疆域，呼啸的寒风捶打着院里散乱的农具，撕扯着院外那棵老榆树枯瘦的枝桠发出忽紧忽弱如泣如诉的呜咽。土房子里寒气从墙缝地皮里丝丝渗入一家人早早蜷进的被窝，感觉那黑夜被风吹得又冷又长仿佛没有尽头。
这时母亲的声音便“响”起了，她并不催促我们入睡反而在摇曳的油灯旁坐定，用那被柴火熏得有些沙哑却无比安定的嗓音开始讲述她的“古今”。今晚是《老虎湾里遇神仙》，明晚是《狐狸报恩记》，后晚又成了《狼外婆的三根金毛》……她的肚子里仿佛真有一座“古今窖”，藏着汲不完的奇闻异事古训人情。讲完一个“古今”她还会轻轻地用一种近乎吟唱的调子念几段歌谣：“嗷、嗷睡觉觉猫儿跳到灶爷庙……”“山羊羔白蹄蹄穿花袄娶媳妇……”那声调平平仄仄有一种古老的韵律像摇篮又像咒语。
我们五、六个孩子挤在并不宽阔的土炕上，缩在被窝里只露出几双亮晶晶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母亲被灯光勾勒出的柔和侧影。窗外的风声寒冷还有白日里挥之不去的饥饿都被这娓娓的声音隔绝在外。我们的心神跟着那只通人性的狐狸飞越山林，随着那个善良的书生步入秘境。在那简单而循环的歌谣里触摸着语言最初的节奏与温度。
有时听得入迷我会忍不住问：“妈您这些‘古今’和歌谣是谁教您的呀？”
母亲手里的针线不停头也不抬地答：“你外婆还有你曾祖外婆她们呀都是‘古今窖’，我小时候也是这么听过来的。”
于是我便懂了那不仅仅是一个个消遣的故事，那是我们家族乃至这片土地上无数母亲们用口耳相传的方式，为一代代蒙昧初开的孩童悄悄打开的第一扇窗。窗外，没有学堂的规训，却有关于善恶美丑天地万物的最初启蒙，有抵御漫长贫寒与孤寂的精神灯火。这灯火比油灯更亮足以照亮整个童年。
白日的饥饿有时也靠这“古今”来抵挡。母亲上工未归三姐便成了临时的“窖主”组织我们这群“小饿鬼”：“一人讲一个‘古今’讲完就不饿了！”我们便七嘴八舌将听来的故事添油加醋地复述《老虎湾》成了《老虎湾大战》；《狐狸精》成了《狐狸精上学堂》……讲到太阳西斜，讲到暮色四合，讲到母亲拖着疲惫的身影真的出现在灶台前。那精神的食粮竟神奇地填补了肠胃的空虚。
洋芋籽与挨打
可有一回这“可怜”失了效，换成了我记忆中最疼痛也最沉重的一次责罚。
那是小学二年级的一个晌午，母亲带着不满三岁的小妹在生产队的仓房里切洋芋种子。我放学回家寻了过去，仓房昏暗弥漫着一股潮湿的土腥气，几盏马灯的光晕下母亲和几个婶子围坐在一座“雪山”旁——那是堆积如山的刚刚从地窖里取出的洋芋个个白生生胖墩墩。她们膝盖上铺着麻袋，手起刀落熟练地将一颗颗大洋芋切成小块，每一块上必须带着一两个壮实的芽眼。旁边切好的洋芋块已堆成了另一座小山，切口处渗出新鲜清冽的汁液。那股独属于新洋芋的带着泥土腥甜的生机勃勃的气味直往人鼻子里钻。
我的肚子就在那一刻不争气咕噜起来。晚饭照例是清得能照见人影的包谷面糊糊。夜里我竟梦见了母亲端来一大盆热气腾腾开裂流沙的煮洋芋，我伸手去抓最大最面的那颗却抓了个空惊醒过来。黑暗中那股鲜嫩的洋芋味仿佛还在舌尖徘徊，剩下的半夜我怎么也睡不着，一个大胆甚至带着点“英雄气概”的念头在我心里疯长：我要自己去弄些来给全家人一个惊喜！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拎起篮子和铲刀避开挖野菜的伙伴独自溜到了两里外的后沟滩，那里有生产队前几天刚种下的一大片洋芋地。我像个小贼找到垄沟用铲刀小心地扒开尚且松软的泥土，将几天前埋下的带着芽眼的洋芋种子块一块块挖出来。不到半个时辰我的篮子已经沉甸甸，心里也装满了混合着恐惧与兴奋的“丰收”喜悦。
中午我的“壮举”败露了。母亲看到那一篮子洋芋籽脸上的血色“唰”一下褪得干干净净，她什么也没问转身从门后抄起一块厚厚的木板将我拉到院子里。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母亲如此震怒如此决绝，板子带着风声结结实实地落在我屁股上，一下又一下……疼痛火辣辣地炸开，我却咬紧了牙，最初的委屈过后竟隐隐明白了这顿打的不同寻常。
母亲一边打一边哭声音是破碎的颤抖的：“你这娃娃！你这娃娃！这是公家的种！是犯法的事！是挖大家伙的命根子啊！……你这么大的人了羞先人哩！……”
那顿打让我几天走路一瘸一拐没能去上学。疼痛的记忆早已模糊但母亲哭喊中那几个词——“公家的”“犯法”“命根子”“羞先人”——却像烧红的烙铁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上。
那不是对偷食的责罚那是一个一字不识的农妇在用最原始最疼痛的方式为我刻下一条绝不能逾越的边界：再饿不能动公家的一粒种；再穷手要干净心要端正。这顿打在皮肉上的“教育”远比任何言语的说教都来得更直接更痛彻也更持久。
书包与学费
那不是买来的帆布包而是她用积攒了不知多久的几十块碎布头拼接而成的。红的蓝的黄的绿的……各色零布在她手里像听话的积木被拼成规整的菱形三角形，再用细细密密的针脚连缀起来。灯光下那书包色彩斑斓热闹得像春天向阳的山坡开满了细碎而倔强的野花。
最后一针收线她用牙齿咬断线头将书包递给我。然后她抬起眼看着我很平静地说了一句：“好好念。念出去就不用再回来‘背日头’了。”
“背日头”——就是把太阳从东山背到西山就是面朝黄土的一生。这句话从一个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的母亲口中说出来轻飘飘的却重似千钧，它不是一个奢望而是一个指令一个寄托一个家族命运转向的最朴素的宣言。
那些年学费每学期虽只几块钱，加上每周的伙食费对我们家而言仍是沉甸甸的大山。唯一稳定的“财源”是家里那几只母鸡下的蛋。鸡蛋在我们家是珍贵的“货币”，家里人从来舍不得吃。母鸡刚“咯咯哒”地叫完还没离窝，母亲的手便已伸了进去将带着微温的鸡蛋取出，小心地放进垫了麦草的篮子里。收鸡蛋的小贩每周在门口吆喝，母亲便将鸡蛋换成一张张皱巴巴的毛票。她将这些毛票在炕席下压得平平展展然后锁进那只褪了色的红漆木柜。
每个星期天下午是我动身返校的时刻，母亲会打开那把沉重的铁锁从柜子里取出一个手帕包，一层层揭开，将叠得整整齐齐的毛票和分币，小心翼翼地装进我的内衣口袋再用手在外面按一按，仿佛按住的不仅仅是钱，更是全家的指望和我不可知的未来。
一九八四年夏季，我初中毕业接连参加高中预选、师范考试、体检，数次往返于县城与镇上。每次的路费住宿伙食对家里都是不小的开支。母亲没有多说只是打发大哥牵着家里那头毛驴驮上一袋袋粮食——豌豆麦子——去集市上变卖。那时粮食金贵一斤豌豆才卖一毛多钱，我每出去一次家里的粮缸便浅下去一截，几百斤粮食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化作了我的车票我的前程。母亲从未计算过这其中的“成本”，在她心里那或许不是交换而是一种最朴素的灌溉：用土地的产出去浇灌另一片可能长出不同庄稼的土地。
手摸奖状与通知书
母亲不识字却对“字”有着近乎神圣的敬畏。她常说：“我和你大吃了一辈子‘睁眼瞎子’的苦不能再叫你们走老路。”她不求我们光宗耀祖，只盼着我们眼里有光，心里不瞎。
小学三年级我第一次在全大队三个学校统考中得了第一名，奖回一张盖着大队革委会红章的奖状，还有一本《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回到家母亲捧着那张奖状看了又看，尽管上面每一个字对她都是天书。
当晚她亲自打了一碗浆糊将奖状端端正正贴在堂屋正墙最显眼的位置。贴好后又找来一块干净的塑料薄膜仔细地覆在上面，用手掌抚平每一个气泡怕日后烟熏火燎污了这片“圣土”。那本《毛泽东选集》她更是郑重地拿起翻到扉页盖着红章的地方，用手指轻轻摩挲着那个印记，仿佛能透过指尖触摸到“学问”与“荣耀”的具体形状。
那些日子母亲眼角眉梢都挂着笑意，有时做着饭会突然自己笑出声来，仿佛那奖状的光芒也照亮了她灰扑扑的日常。
更大的光亮在一九八四年的暑假降临。我从公社取回了师范录取通知书。那天父母破天荒地早早收工回家，天还没黑透父亲就点起了他的小柴火炉子熬起了罐罐茶，烟气袅袅透着一种节庆般的郑重。母亲则从柜底翻出珍藏的白面烙了好几个金黄油亮的“烂草帽”摆在父亲手边。
当我把那张薄薄的却重若千钧的纸递给父亲时，他的手竟有些发抖。他眯着眼凑近油灯磕磕绊绊地念着上面的字，每一个音节都吐得极其认真。念罢他长长舒了一口气将通知书递给母亲。
母亲在围裙上反复擦了擦手才接过去。她双手捧着举到灯下。她不认得上面的字，目光却贪婪地一遍遍扫过，那些整齐的墨迹最后长久地停留在下方那方鲜红的印章上。看着看着她的眼眶迅速地红了蓄满了泪水，在灯下莹莹发亮。她嘴唇翕动着想说什么却半晌没有发出声音。
良久她抬起那只因常年劳作而粗糙皲裂布满茧子和裂纹的手，颤抖着想要去抚摸那张通知书，想要去触碰那代表儿子命运转折的印记。
“哎！”父亲在一旁忽然低声喝止，带着心疼的责怪“你那油手！把娃娃的通知书摸脏了报到时人家不认咋办？”
母亲的手僵在半空像被烫了一下倏地缩回。她先是一愣，随即脸上绽开一个无比憨厚甚至有些羞赧的笑容连连点头：“对着呢对着呢！摸不得、摸不得……”她赶紧小心翼翼地将通知书递还给我，仿佛递回的是一件易碎的稀世珍宝。然后她就那样站着搓着双手，看看我又看看那张纸，眼里的泪光还未干笑意却又从心底漫了上来，将她脸上每一道风霜的刻痕都染成了柔和的波浪。
那一刻我忽然懂得了母亲的“远见”。它不在于预见了儿子将来具体的模样而在于她以一颗蒙昧却纯净的心固执地相信着“读书”本身的力量，并愿意用自己的一切——鸡蛋、粮食、汗水乃至全部的尊严与希望——作为燃料去点燃那盏可能永远照不到自己却注定要照亮儿女前程的灯。那张她不敢用手去触摸的通知书，正是那盏灯在她眼前第一次迸发出的最耀眼最真实的光芒。
卷六：长明的灯
母亲离世的若干年后，多少次，走在街头巷尾看见佝偻缓行的背影，恍惚间竟要脱口唤一声“妈——”；多少回，曾经离家时她凝望送行的画面随着年月推移反而愈加清晰如刻如镂。
母亲这一生似一座沉默的山，将全部心血默默倾注于子女成长的土壤里，而我们所能回报的却总是那样微薄。从前，每次归家无非是给父亲几斤旱烟渣一包茶叶或为母亲捎上些冰糖大枣，偶尔添件衣裳。二老脸上漾开的知足笑容曾让我误以为自己也算尽了孝心。如今才恍悟：并非我付出得多而是父母对子女从来所求甚少。
晚年的母亲心性返璞如孩童。我一到家她便如我儿时缠着她那般絮絮问个不停。临别时总攥着我的手：“还早呢，妈给你做点吃的再走。”出门之际行囊已被她塞得满满当当：“这是给我孙子的……那是你媳妇爱吃的……”每一次她都要颤巍巍送我到距庄口很远的那道豁岘，直到我涉过河沟攀上对面山坡仍能望见她静静坐在原处，身影逐渐模糊在苍茫暮色里。
后来年近八十的母亲再也走不动远路。她便提前拄着拐杖蹒跚至庄前二百米左右尽可能最远望见我远去的那棵老杏树下，坐在那里目送我一次一次离开。
再后来，她的腰深深弯下几乎无法直立，常需扶物挪步，记性也越发不好。可奇怪的是那双眼睛却始终清亮、耳朵也灵。就在她走前那年，我从大伯母的丧事连日奔波归来，因怕打扰悄悄睡在对屋，朦胧中忽闻院中传来拐杖轻叩水泥地的声响——笃、笃、笃，接着是她的敲门声伴随着轻唤：“老二你回来啦……”
“妈我困得很。”
“你好好睡妈不吵你。”
随后那拐杖声渐行渐远，我在枕上瞬间泪涌如泉。原来即便在记忆逐渐褪色的时光里，母亲疼爱孩子的心从未“痴”过，始终澄明如初。
十年幽明相隔思念不曾断绝，而母亲留下的又何止是回忆。
母亲的一生如山静默而厚重，教我们懂得何为承担何为坚守；她一生似水温柔而坚韧，以朴素之爱浸润家的每一个角落。那些深植于她骨血中的善良、勤俭克己与包容早已化作我们这个家族看不见的脉络在日常言行间悄悄延续。
今日祭奠纸灰飞舞心香一柱，惟愿母亲在天之灵得享永久的安宁。而我们——她的子女孙辈也将在这份如山似水的家风滋养中继续行走人间，将她给予的温暖与力量传递下去。
此谓幽明虽隔精神长存；母德家风永泽后世。
尾声：灰蝶轻扬，伏惟尚飨
风送灰蝶舞，念随青烟升。就在晚风掠过坟场柏树、带来远山气息的刹那，燃烧殆尽的纸灰仿佛忽然被赋予了生命——起初只是一两片借着余温轻轻旋转，接着三五片、七八片……直至整片灰烬如蝶群苏醒，在渐浓的夜色中翩然起舞。它们上升、盘旋、交织，有的低低掠过地面，有的径直飘向已现星光的夜空。火光映照下，每一片都像极了那种翅翼单薄、颜色素淡的灰蝶。
灰蝶簌簌去，惟愿故人安。我屏息凝望着这场寂静之舞。纸灰化蝶，本是古老传说里祭祀上达天听的象征，此刻却真真切切在眼前展开。蝶群在墓园上方形成一个缓慢旋转的漩涡，宛若进行着某种庄严的仪式；待最后一缕青烟散入夜空，它们才渐渐四散而去。
一片最完整的纸灰——仿佛蝶中最大的一只——在空中停留片刻，终于徐徐降落。它没有停在坟头，也未落于供品，却如记忆中那样，轻轻栖在了我的肩头。
我侧首看去，这片尚带微温的灰烬仍保持着完整的蝶形，翅上纹路依稀可辨，恍若随时会振翅再飞。我维持着姿势不动，直到晚风又起，它才悄然碎裂，化作细尘，融入衣衫。
那一刻，我忽然读懂了序章与尾声之间那条漫长的路——从当年偶然停驻的灰蝶，到今日祭祀后纸灰所化的蝶群；从生命途中无意的邂逅，到此时有意的告别；从此岸到彼岸，再归于生者肩上这一点微温的灰。
“伏惟尚飨。” 我轻声重复祭文的最后一句，缓缓站起身来。
夜色已然笼罩，东方亮起第一颗星。我最后望了一眼墓园，转身离去。脚步不再沉重，肩头却仿佛真有什么停驻——不是重量，而是一种轻盈的存在，如同灰蝶留下的印记。
山路向下延伸，两旁灯笼渐次亮起。我没有回头，却知道身后坟园上空，仍有最后的纸灰在夜色中轻扬，像不散的魂，像未说完的话，像人间与幽冥之间，那些永远飞舞的信笺。
烟火散作灰蝶，思念从未停歇。而我肩上，始终停着一只看不见的灰蝶。它不再飞走，因为它已成了我的一部分——如同记忆，如同血脉，如同所有我们以为已经告别、却早已化为自身骨血继续流淌的陪伴。
纸灰散尽，蝶影永驻。
乙巳冬月于兰州
（文中部分图片来自网络，致谢作者！）
（成稿期间得到了麻珍玉教授、刘龙先生、张岚先生的精心修改，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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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逝十周年祭文
维
公元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一日，岁在乙巳年九月十二，主祭男苏延清，携宗清、维清、珍清、瑞清、小清、菊清等兄弟姐妹，并孙辈苏振、苏琛、巧霞、文静等，怀无限追思与虔敬之心，谨以花篮冥资、佳肴果品、清酒香烛，致祭于先母灵前，泣语如下：
自二零一四年冬，母亲身体日渐虚弱；至二零一六年夏，病情加重，虽四处求医，却疗效甚微。丙申年九月初九，我因公赴河西培训。不料九月十二日凌晨，忽接兄长急电，言母亲病危。当即乘高铁疾归，奈何车行半途，惊闻母亲已撒手人寰。未能见最后一面，心如刀割，悲恸难抑。十年以来，此憾此痛，未尝稍减。
奔至家中，长跪灵前，唯见烛影幢幢，再不闻母唤儿声。一时泪如雨落，呼天不应，惟余空堂寂寂。
呜呼！恨孝心未及尽，痛苍天不假年。母亲笑语，犹在梦中；慈颜身影，再难重逢。
至今母离世，已整整十载。慈母生于一九三三年，彼时家国动荡，灾荒连年。外祖父被掳作壮丁，一去无踪；外祖母早逝，母亲年幼失怙恃，孤苦无依 。童稚之年，便尝尽生计艰难。身虽瘦弱，却内外操持，勉力支撑。
十四岁嫁入苏门，家境贫寒，常以粗粮糊口，苦力为生。一生有十二子女，其中五人不幸夭折，存者七人，皆母亲心血所灌。
忆昔大集体时，家中缺衣少食。母亲白日空腹劳作，夜深方归。饭后犹推磨备炊，几无歇息。子女多而劳力少，年终负债，年复一年。长年辛劳，终致体弱多病。
至花甲之年，幸逢土地承包。母亲不辞年高，荷锄下地，勤耕不辍。终得粮满囤、油满缸，猪肥圈、家境渐裕，合家欢欣。
母心灵手巧，虽家寒子众，每至节令更替，常于昏灯之下，彻夜缝补衣物鞋袜。粗茶淡饭，经其调理，亦成可口之餐；逢年过节，所制臊面油饼，香溢四邻，令人齿颊留芳，传誉多年。
母亲待人，宽厚仁善，真诚热忱。邻里有求，必倾力相助，从不推辞。
待儿孙更是慈爱有加，视若明珠。农忙时节，宁弃田间劳作，亦留家看护孙辈……此情此景，历历在目。
母亲虽未入学，却聪慧明理。常以故事儿歌教我们礼仪，启我们心智，话语谆谆，至今萦耳。生活再难，仍咬牙供我们读书；手头再紧，也未短我们学费。今子孙多人学业有成，在外尽责，皆母亲昔日苦心所成。
抚今追昔，慈恩似海，永志不忘！
呜呼，十年一瞬，寒暑迭更。幽明永隔，思念日深。母德如山，令人敬仰；家风如水，润泽绵长。今儿泣血拜祭，唯愿母亲魂归净土，永安天怀。并祈慈灵长佑，子孙繁昌。
谨奉纸帛，灰蝶轻扬。伏维母魂，来格来尝。
呜呼哀哉！
尚
飨
作者简介
苏延清 高级教师，甘肃省骨干教师，定西市作家协会会员，定西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员。多篇散文、报告文学、杂谈、小小说散见于省内外报刊。主编了多部地理教学参考资料，被多家报刊聘为特约撰稿人，著有文学作品集《走过大山的脚印》。2019年9月开始，主持公众号《西岩茶座》，目前运行近100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