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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第五章）
在将军们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文/王有信
（第六章）
十一、暖暖的关怀
在这7年间，虽然工作比较辛苦，但基地首长给予了许多暖暖的关怀。这种关怀，没有超越工作范围，非常纯洁。
1977年，我已结婚三、四年，爱人带着不到3岁的大女儿工作和生活在大连市内。当时基地部队中相当多的干部家都在大连市内，每到周六下午四点多钟，基地机关和下属的编队、独立团都会派出班车，送这些干部回家过周末，周一一早再把这些干部从大连接回来上班。由于当时还没有实行“双休日”制度，这些干部平时又都住在部队，能每周回一次大连，和家人团聚，是这些干部们所期盼的。每到周六，许多干部有的利用中午时间上街买点东西，有的出去洗个澡，有的早早收拾好要带回家的东西。在没有担任党委秘书前，我也一样。1977、1978年，我国开始在各方面各领域进行大调整，同时又处在改革开放的前夜，基地党委的各种活动和会议特别多。担任党委秘书后，每周六下午能按时乘班车回大连的次数就少了很多。因为党委的活动多，常委的会议多要开到很晚才结束。而当时旅顺到大连的火车，一天只有两趟；公共汽车站发完傍晚最后一趟后就关门了。如果星期天没有会议，第二天一早还可乘公共汽车回去，但往往许多会议星期天还要接着开，或者周六会议后晚上又要写文字报告等，因此，每周不能回家一次，成为经常的事。这些，基地首长都看在眼里。
1978年初，组织处长周绍勋同志突然通知我说：基地邓政委和张司令考虑到工作需要和你的特殊情况，决定把你爱人的工作以随军的名义，从大连调到旅顺，把前任党委秘书刘纯祥腾出来的房子分给你住。首长们的关心和周到安排，完全出于我的预料，着实让我感动。因为按军队的规定，办理家属随军，必须具备营职和军龄20年以上的条件，而这两条当时我都不具备。至于房子，因当时部队住房十分紧张，不少干部家属随军后，一家人只好挤住在一间房子里，有的甚至只能暂住在招待所，连个做饭的地方也没有。而我家属和孩子还未过来，就把一套离机关较近的日式房子分给了我，而且房内按当时的标准配齐了床、桌椅等营具，并安装好只有机关主要部门正职领导（正团职）才有的电话等，这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是十分破格的（后来我在该房里住了整整十年。目前该房保存完好，只是物是人非。这几年，我和老伴及孩子每次去旅顺，都要去看看这座日式老房，忆想起当年生活的情景和与左邻右舍结下的情谊，寻觅40多年前留下的踪迹）。机关的干部都理解这是工作需要，没有任何人攀比。根据党委的意见，政治部很快出具了家属随军手续，并以组织的名义出面，做了我家属的工作，帮助在旅顺落实了工作单位，完成了工作的调动，并于这年的10月，我正式把家搬到了旅顺。
那个年代，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首长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关系极为融洽和纯洁。邓楚白政委的夫人姓梁，张震春司令的夫人姓韩；后来的刘友法政委的夫人姓王，刘佐司令员的夫人姓翟，并且也都是很早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们的孩子，有的岁数比我还大。那时常去首长家送文件，汇报工作。首长们都让我们按“老梁”、“老韩”称呼其夫人（现在的工作人员，多以阿姨等称呼首长的夫人），而让孩子们则以XX秘书或XX叔叔称呼我们，并拿出水果招待我们。谈完工作后，常和我们拉拉家常，问问家里的情况，了解工作和生活有没有困难等，并常让我带上爱人和孩子去他们家。这种淳朴的关系，一定程度体现了当时十分清明的政治生态。
1978年8月邓楚白政委调到北京任海军政治部主任。大概一、二个月后，基地分管干部工作的王进满副政委找我谈话，告诉我邓楚白主任想调我去北京，去给他当秘书，征求我的意见。但我考虑家属刚调到旅顺工作，家也刚安顿下来，提出可否推荐别的同志去的想法。征得同意后，我推荐了政治部秘书处的周发松同志。周发松夫妇属双军人，能去给首长当秘书，夫妻两人又能进京工作，当然求之不得。此事就这样成全了他们。
过了一年后，已任北海舰队副司令的张震春老首长，向基地党委提出，希望调我去青岛舰队机关，去给他当秘书。也是王进满副政委找我谈的话。张震春副司令是我的老首长，很有水平，他在旅顺基地任司令员时，对我帮助特别多。后来每次随首长到舰队开会，见到他总感到格外亲切，能去他身边工作，这当然是件令我十分高兴的好事。但当时爱人怀第二个孩子已到了临产期，而家属也不可能同时随调。我考虑再三，最终还是谢绝了首长的关心和美意，推荐了山东籍的组织处干事王新元同志去给张震春副司令当了秘书（2012年，已应聘担任一家世界500强企业顾问的王新元同志，推荐我去担任了这家企业在大连公司的顾问。5年后他对我的推荐，这大概也是命运中的一种因因相报吧）（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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