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重-兼谈华国锋》

岁月如重 (6)

作者/龚如仲 朗诵/花仙子

（二）清苦而快乐的大学生

作为父母的独生子，我在上海过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所以初到北京，乍一投入到有着各种规定和约束的集体生活里，我有太多的不习惯。在这里，没有了父母的照顾，任何事情都得亲力亲为；八个同学挤住一间小小的宿舍里，又要遵循严格的作息制度，早上的懒觉是睡不成了。还有，一日三餐，饭堂的主食里很少见到上海人须臾难离的大米饭，替而代之的是馒头、面条和难以下咽的玉米面窝窝头。然而，最难熬的还是周六和周日，因为北京有家的同学都回去了，我们这些无家可回的外地人只好留守宿舍，“享受”着孤单和落寞。

不过，这样的煎熬很快就被我克服了。因为在我的心里始终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我是个因家贫而每月获得国家发放助学金的特困生，“唯有用功读书，方有出头之日；唯有成绩优秀，才对得起父母、对得起政府”。这样想着，清苦的生活和想家的煎熬立刻化作学习的动力，让我更加全身心地投入于学业之中。

说起来您可能不相信，大学的几年里，我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大学校园里的那一片小松林，就曾是我背诵英语单词或课文的好地方。甚至有一段时间，同宿舍的同学们半夜里常常被我大段的英语梦话所惊醒。“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下来，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尤其是英语语言能力，更是被老师和同学们所称赞。可以说，我是一个刻苦用功的好学生。

当然，艰苦的大学生活里也充满了快乐的回忆。

首先，集体生活带给了我之前从未领略过的温暖和愉悦。

在我发育成长时，恰逢中国最为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所以初到北京的我明显带着营养不良的痕迹：一米七五的大个子，体重刚过一百一十斤，人瘦得象根“麻杆儿”。而在大学里，虽然吃不到什么好茶饭，但起码一日三餐可以吃个饱。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班上的女同学都特仗义，她们经常把省下来的“主食券”、“菜金券”送给我们这些“饿狼”似的男同学。所以大学期间，我也没少得那个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女同学的救济。因此，到北京一年多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壮实的小伙子。

其次，同学之间彼此和谐相处，其乐融融的氛围让人难忘。

我们几个同居一室的同学相处得很是快乐。每逢周六晚上，北京籍同学早都回家了，我们几个外地同学就会不时地举行个“派对”（PARTY）。尽管大家都是些囊中羞涩的穷学生，但一人出一毛钱还是出得起的。我们就用这些凑起来的钱到学校的小卖部买几个皮蛋（就是“松花蛋”），再派一个同学到学校饭堂“偷”点儿酱油和米醋。还有一位同学负责把皮蛋切成薄片，放入我们常用的搪瓷碗里，接着倒上些许酱油和米醋。之后，大家就围坐一起，以茶代酒，一边兴高采烈地享用着美味的“皮蛋大餐”，一边海阔天空地说笑、聊天。那个时候，彼此的心中都洋溢着一股幸福的暖流。这种由我们宿舍所创造的“星期六皮蛋派对”很快在同年级外地同学中流传开来，一直延续到很久很久，，，，，

当然，我也不是个苦行僧，只要有可能，只要有机会，我也会特意去逛逛北京的名胜古迹，去下下北京城里的小馆子。记得有一个星期天，班上一个叫马亚川的同学请我们班长傅维元去逛动物园。而傅班长平日里又对我这个外地人相当照顾，所以他就建议马同学把我也拉上，一块出去玩玩。马同学欣然同意后，我们三个人就坐着公共汽车到了动物园。那是我头一回游玩北京动物园，开心是自然的，当然也开了眼界。游毕动物园，大家都觉得不尽兴，于是又坐公交车去了颐和园。说句心里话，那是我到北京后玩得最痛快、也是最开心的一天。

更值得一提的是，那天马同学还请我们下了馆子。

记得那时，“高干”（高级干部）出身的马同学（他的父亲是一位县委书记，在我们眼里，“县委书记”当然是“高干”）从他口袋里掏出一张五元钱的大票子，说是“这五元钱足够咱哥儿仨好好吃一顿了”。他那份豪爽让我这个穷学生大长了一回见识，因为那时侯的五元钱，在一般的大学生眼里简直是就是一笔巨款。

记得我们当时点了两个炒菜，一个辣子鸡丁，一毛六分钱；一份京酱肉丝，也是一毛六分钱；三碗米饭共一毛五分钱；三大碗散装啤酒，计三毛钱；外加一大碗一毛钱的“甩果汤”（北京人叫蛋花汤为甩果汤，因为当时的北京大老爷们忌讳用“蛋”字儿，他们把鸡蛋叫做“鸡子儿”，他们认为开口提“蛋”这个字儿不文明）。三个人吃得心满意足。后来一算帐，共化了八毛七分钱。虽然这八毛七分钱在家境殷实的马同学看来不算什么，但对于一个月固定零化钱仅仅一元钱的我而言，却算是一大笔钱财了。我得用这一元钱置办我日常所需的肥皂、牙膏、笔记本，甚至给父母亲寄信用的邮票。

这就是我大学生活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