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水浸透的年轮

——黄埔古港古村寻幽

01

       走进广州市海珠区琶洲街道黄埔村，漫步青石板路，流连巷陌河堤，举目望去，古码头、古祠堂、古街巷、古民居、北帝古庙，如同一位位敦厚的老者，散落安坐于绿树掩映的村舍群中，肃然而又优雅。冬日微咸的风掠过昔日酱园码头开裂的岩石，脚下的潮水似又扬起200多年前的铁锈味，让人眼前赫然出现林立的桅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米字旗与瑞典“哥德堡号”帆影交错，美国“中国皇后号”的柚木龙骨正与福建茶船擦舷而过……当绝大多数国人还不知道西洋为何物的时候，这片咸淡水交汇形胜之地的人们，已在万樯齐立、百舸争流中睁眼看世界，吸纳精华，开始将伶仃洋海湾码头那点点渔火淬炼成照亮大地的星辰。

       走进黄埔村，走进黄埔古港，就走进了她浸透着咸水的年轮。怀着一种钩沉稽古的敬畏之心，我轻轻撩开她那神秘的面纱，一幅幅叱咤风云、美丽辉煌的历史画卷，赫然在我眼前潺潺流动……

02

       黄埔村，这个“村港一体”之地，从一个小小乡村渡口衍生出一个世界大港，从这里拉开了中国近代海上贸易史的序幕。

       黄埔村位于广州珠江河段之东，相传建村于北宋，村名由“凤浦”这个美丽传说衍化而来。200多年前，以它为中心的这片水域，是清代唯一的外国商船锚地。作为一个港口城市，自秦汉开始，广州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起航点，随着朝代的更迭和海岸线的逐渐推移，广州的外港也多有变化。唐宋以来，广州港口繁盛，商贸发达，名闻海外。1685年，清政府解除海禁，允许广州黄埔、福建厦门、浙江宁波和江苏松江云台山“四口通商”，粤海关的设立，使与黄埔村“村港一体”的黄埔古港应运而生，正式被确立为广州的核心外港。1757年至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近百年间，清政府指定广州为唯一对外贸易口岸，“一口通商”局面的形成，使黄埔古港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和交流的特殊“窗口”，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造就了黄埔古港的崛起。

       “杰阁嵯峨凤浦中，海帆层出虎门东。揭来喜阅梯航遍，一统车书万国同。”这是清道光年间诗人冯翔对黄埔古港兴旺景象的鲜活描绘。其实，早在1685年“四口通商”开始，黄埔便被指定为外国来粤商船碇泊所，在黄埔村南面的酱园码头设立黄埔挂号口和税馆，帆樯竞集似云来。据《海贸遗珍》统计，1685年至1757年，清政府设立粤、浙、江、闽四海关时期，外国进入中国的商船有312艘，其中到黄埔口岸的有279艘，占总数的89%。如从“一口通关”前的1749年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1838年近90年间，进入广州的外商船只共5390艘次，其中1758年至1838年经黄埔古港进入广州的有5107艘，平均每年63艘。而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所记，从1774年到1833年（缺了1757至1773年除英国外的船只统计），停泊黄埔古港的各国船只就有4749艘。经此出口的货物，除了大宗的茶叶、丝绸、瓷器，还有南京土布、生丝、大黄、桂子、白凡、石铜、生锌、樟脑和糖、冰糖等。而进口货值，仅以清嘉庆年间的1818年为例，黄埔古港的进口商品价值就占了当年广州进口商品总货值的87%。只算挂口银一项，黄埔挂号口平均每年征收达1400两，仅次于粤海关总口征收挂号银的9300两，居粤海关各分口首位。进入黄埔口的商船，计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瑞典、丹麦、意大利、奥地利、普鲁士、秘鲁、智利、墨西哥、美国及一些东南亚国家。这时期的黄埔古港，可谓气象万千，吞吐如云，昂然大步跨入她的黄金岁月。

       “一口通商”前后百年的黄埔古港，不仅成为中国第一港，更跃身世界级大港，其繁荣程度完全可与英国伦敦、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城市港口媲美。于是，黄埔村及其附近一带水域便成了风云际会、雷雨激荡之地。粤海关设在这里，各国进出口货物集中在黄埔古港，红须绿眼的洋人络绎不绝，和黄埔村人一起谋事共饭，天天奔走于口岸、村道、税馆、夷务所、买办馆之间，黄埔村成了中西文化荟萃之地。

清代黄埔古港示意图

       每年深春时节，黄埔古港便开始进入贸易旺季，江面上千帆百舸，人声如潮。港湾商船上的外国水手不下两三千人，由于人数众多，他们只能分批乘坐小船或舢板前去十三行。这时的珠江河面热闹非凡，各种小船如同江中之鱼，挤满河道，运货的、搭客的、贩卖小商品土特产的，在飘扬着各种旗帜的商船之间往来穿梭。于是，从黄埔港至十三行的珠江内河两岸一带，自然就成了繁华地段。1825年开始就来广州生活的美国商人亨特，在他的《广州番鬼录》一书中，记述下当年黄埔村的情景：“一个住有几千人的市镇，他们差不多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外国船运有关，充当着买办、装卸工、铁匠等……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比公司船队集结在黄埔的那种情景更好看了，各船的进口货已起卸完毕，每艘船排成优美的行列，等待装运茶叶。”1769年，英国人威廉·希克增也曾描述过黄埔口岸壮观的景象：“珠江上船舶运行忙碌的情景，就像伦敦桥下的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的帆船形式不一，还有大帆船。在外国人眼里，再没有比排列在珠江上长达几里的帆船更为壮观的了。”

1822年的广州十三行大火

       广州货通天下，也使得中外画师纷纷到此寻觅商机，随西洋商船而来的画家，他们将茶叶、丝绸、陶瓷满载而归的同时，又捎带回黄埔古港的绮丽风光和人文风情的美妙图画。大量不同于传统中国画，又区别于西洋画风的，以黄埔古港一带的广州及虎门、澳门的景物和风土人情为题材的外销画，将港湾、岛屿、山丘、寺塔、村舍和河道上番舶云来、百舸争流的景象描绘得惟妙惟肖，鲜活盎然。这些外销画本身是艺术品，但同时也是畅销商品，如《莲花山城及莲花塔》《海港景色四帧》《黄埔帆影》《从黄埔往广州》等，画中渲染出黄埔如虹的商贸气氛，又透射出东方古国的神秘，中西方的文化艺术元素因了黄埔港而汇聚融通，交相辉映。

03

       最先开辟海上航路进入广东海面，抵达黄埔古港出海口屯门岛进行海上贸易的，是葡萄牙商船，那还是1513年的明朝年间。葡萄牙人大获而归后，葡督又分别派出本国和马六甲商船各4艘进入屯门岛，要求与广州贸易。其后，殖民大国西班牙步其后尘。而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和新兴的“日不落帝国”英国是迟到者，但无论是明代朝贡的“贡船”，还是中世纪西方早期殖民者带有威胁性的战舰外贸，均离不开黄埔航路，贸易活动都在黄埔古港一带水域进行。

       英国人虽说是迟到者，但在18世纪黄埔古港的辉煌时期，英国的米字旗在欧洲十几国密密麻麻穿梭于黄埔水道的商船中似乎显得特别威风耀眼。英国商船的船体较大，来往繁密，地位自然举足轻重，这在当年描绘黄埔风情的诸多外销画中也有真切的呈现。

       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1699年，该公司旗下的第一艘商船“麦士里菲尔德号”，从英国东萨塞斯郡的唐斯港出发，历时5个月24天，抵达澳门，在那里取得海关监督许可证和缴纳480两船钞及其他税费后，进入黄埔港口下锚。他们把船上的铅、铁、绒布、皮毛等运到广州城内，但当按签订的合同销售时，却因市场价格变动和人为因素影响，无力采购回程货物，而滞留黄埔港。虽然生意最终还是做成了，其间发生的事却令船长赫里和大班道格拉斯不愉快，此事后来也促使广东政府规范贸易制度和市场管理。尽管如此，东印度公司此次首航黄埔，却翻开了它与中国海上贸易的篇章，且生意越做越火，英商船进入黄埔的数量一路攀升。据统计，英商船在广州基本垄断了该公司的对华贸易，从开始的1710年至1756年的160艘，上升到1775年至1804年的497艘，至1833年该公司废止独占东印度地区贸易权止，进入黄埔古港的船只总计达1494艘，平均每年近8艘。英国人热衷于中国货品，成为垒起十三行“金山银海”的头号洋商。而进口贸易额的飙升造成东印度公司贸易的年年逆差，致使后来英政府调整政策，允许越来越多的散商船只来到黄埔港，这些商船逐渐成为来华英国商船的主力，并参与鸦片的大量贩卖，这是后话。

       东印度公司有两个船队，各有约20艘商船，都是1800吨至2000吨的大船，每年轮流东来。英国商船可算是黄埔港最豪华的商船了，船身巨大，船舷隆起，船头宽圆，尾部开阔，许多船都是在印度用上等柚木制造，有些船上还有乐队，以奏乐款待客人，吸引人在岸边驻足观看。中国人很重视与他们的买卖，每当满载茶叶、布匹、丝绸、陶瓷的商船踏上归程之前，买办都会以礼相待，把荔枝干、南京枣、橙子和蜜饯姜等礼物送到船上，然后点燃早已高挂在自己小艇竹竿上那串长长的红炮仗，在鞭炮声中祈求神灵保佑，祝福顺风顺水。这一切完成后，英船才启碇离港。船至虎门炮台，引水员出示执照，船到澳门，引水员离船上岸，商船便径直进入伶仃洋，乘风破浪驶向南中国海。

       1784年8月28日，随着13响礼炮，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的美国商船，徐徐进入黄埔古港——这是美国取得独立战争胜利后，力图摆脱经济困境和英国等国的海上封锁，由摩里斯等费城富商共同装备派遣到中国来的第一艘商船。这堪称是一次历史性的航行，从此拉开了中美两国贸易和文化交往的序幕。

       “中国皇后号”于1784年2月22日从曼哈顿出发，途经北大西洋佛得角群岛，绕过好望角，跨越印度洋，穿过巽他海峡，进入南中国海，行程共188天。8月23日抵达澳门，取得盖有官印的中国通行证后，商船便在一名引水的带领下驶入盼望已久的黄埔古港。进行例行的检查、丈量后，他们雇请保商、买办、通事，办齐证照，缴清船钞等所有税费，然后把船上的货物分批运往十三行。

       这是一次令人十分满意和愉悦的商务之旅，贸易的超高利润，使“中国皇后号”船长山茂召对中美通商的前景信心爆满，他首航贸易成功的亲身经历，也证实了一个1776年曾随英船参加太平洋远航探险来过黄埔的美国人透露的实情，这个叫雷雅德的曾加入过英国海军的美国人，竭力游说商人应从事“西北海岸”与广州间的贸易，以海獭皮去换取中国茶叶与丝织品，他亲眼见到用6便士买的一张毛皮在广州居然可卖出100美元。在黄埔古港、黄埔村、十三行均受到友好相待的山茂召，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虽然这是第一艘到中国的美国船，但中国人对我们非常宽厚。最初他们不能分辨我们与英国人之间的区别，视我们为‘新国民’。当我们将美国地图向他们展示，并说明我们的疆域扩张和人口增加情况时，他们对我们拥有如此大的、可供他们帝国销售的市场，感到十分高兴。”

       “中国皇后号”航行和商贸的成功，令活跃在美国大西洋沿岸的商人感到莫大振奋，在随后的年月里，花旗船纷至沓来，进入黄埔口岸的数量仅次于米字旗，美国的贸易额紧追英国。至19世纪初，美国对华贸易额仅次于英国，居第二位。美国商界在其国内也掀起了“中国热”，“黄埔”这个名字在商人中口口相传，一些城镇或乡村，也以广州的名字命名，如1789年马萨诸塞州的诸福克县就出现了第一个“广州镇”。黄埔，已不单是欧洲老牌帝国商人们热衷的话题，也令大洋彼岸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认识了广州和中国。

       荷兰商船“科克斯合恩号”出现在黄埔口那片半圆形海湾的海平线上，是1729年的事，那时粤海关已在黄埔村的酱园码头设立黄埔挂号口。这是1727年清政府准许荷兰在十三行设立商馆两年后，第一艘进入黄埔水道的荷兰商船。其实，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凭借发达的造船技术、金融体系和东印度公司，荷兰船队已频频来到广东沿海要求通商，但遗憾的是他们与广州外港始终无缘——没有取得与广州直接贸易的权利。

       荷兰人对茶叶特别青睐，在十三行进货的所有商品中，茶叶一直是最大宗的商品，这是18世纪前期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主打业务，该公司长时间控制欧洲市场一半份额以上，可以说是横扫欧洲茶叶市场，从中获利巨大，令英国、法国为之眼红。此次“科克斯合恩号”从阿姆斯特丹出发，到东南亚爪哇岛西北海岸的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他们控制的香料市场，装运胡椒、丁香、肉豆蔻、丁香、檀香、苏木等香料，直抵黄埔古港，然后，带回大量的茶叶、陶瓷和各种细货，其中茶叶多达268479镑。这些货物被运回阿姆斯特丹拍卖，除去成本，利润率高达100%至115%。

      荷兰商船从黄埔古港入口的主要货物是呢绒、羽纱、羽缎等毛织品和铅、锡、锌等压舱物，而令他们感到莫大惊喜的是，从巴达维亚低价运来的香料，在十三行的利润率竟高达205%！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英、法帝国插手巴达维亚，掠取大量香料货源运往黄埔古港倾销，加上1780年至1784年荷兰被英、法入侵，荷兰最终败北，荷兰东印度公司解散，米字旗商船将茶叶从黄埔古港源源运往欧洲，英国人彻底取代了荷兰人，成为欧洲茶叶市场的霸主，这个时期进入黄埔港的“海上马车夫”几近绝迹。而即使在国家的至暗时刻，荷兰人也没有忘记广州黄埔曾给他们带来的巨额红利。19世纪前期，当欧洲革命风暴趋于平息，“海上马车夫”立即抓住时机，成立公司，再次破浪而来，重返黄埔，进入茶叶市场。然而，不幸的是，这时英、美通过鸦片走私已积累了巨额资本，他们携大量现金到十三行大宗购进茶叶，中国的贸易市场也发生了变化，而此时的荷兰人还在沿用以货易货的传统方式。1830年，荷兰商船黯然失色，在黄埔古港，他们不得不结束茶叶的运输。

       尽管如此，黄埔古港将近百年的鼎盛时期，在黄埔口岸对外贸易的史册中，荷兰仍占有重要一席，虽然难与英、美的高额进出口货值相比，但按《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统计，1729年至1833年，荷兰共有164艘商船进入黄埔口岸；在第二次通商时期的1826年至1833年的7年间，共有51艘；而以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到达黄埔古港的船只粗略计算，有281艘，仅排在英、美后的第三位。

       “腓特烈国王号”是瑞典东印度公司成立次年第一艘出现在黄埔口岸的商船，商船只有400吨重，却载有28门大炮和96名水手，携带着铁条、铜、焦油等瑞典本国制品，沿太平洋西岸自南向北航行进入南中国海。像欧洲帝国阔商们携带大量黄金白银换取中国丝绸、茶叶、陶瓷、香料一样，瑞典商人也渴望从黄埔运回瓷器和茶叶等中国抢手货。于是，“腓特烈国王号”的到来，在黄埔古港又让欧美多了一个悬挂蓝底十字纹旗的商业对手。据记载，自1731年至1806年瑞典东印度公司经营的75年间，共有130次远东贸易航程，其中就有127次来到黄埔古港。最多的一年有4艘，平时多为1艘至2艘。优雅的瑞典人特别喜爱雅致古朴的中国瓷和细滑光洁的中国绸缎，据估计，这期间，瑞典从中国进口的陶瓷大约有3000万件。

       清政府对瑞典商人似乎特别友好，即使受洪仁辉事件影响，曾对其他国家在黄埔禁运丝绸出境，但瑞典商船不在被禁之列，这也许是瑞典人在广州给国人的感觉温文，不像葡萄牙人、英国人、荷兰人那样盛气凌人、蛮横无理，故网开一面，特准其可带绸缎。

       瑞典“哥德堡号”是瑞典东印度公司38艘远洋商船中的第二大船，据称，建造这艘船花费了当时瑞典国民生产总值的15%。它曾三次远航往返黄埔港。第一次是与广州贸易开始进入全盛期的1739年1月。这艘船堪称当时欧洲最为先进的远洋商船之一，船长近60米，排水量1100多吨，在黄埔港如云的商舶中，彰显出瑞典东印度公司雄厚的实力。第二次是1741年2月，一年半后离开黄埔水道。1745年1月11日，它第三次满载700吨瓷器、丝绸和茶叶从黄埔古港返航回国；9月12日，当这艘离开哥德堡30个月即将凯旋的商船，在大约离港口900米的海面，船员们已可以看到自己故乡的大地时，船头突然触礁沉没，所幸人员全部获救。

       人们即时在沉船中打捞起80匹丝绸、30多吨茶叶和大量瓷器，拿到市场上拍卖，竟可支付“哥德堡号”远航广州黄埔的全部成本，还获利14%。1986年，瑞典曾组织过一次水下考古、打捞，共捞出400件完整瓷器、9吨瓷器碎片和300多吨茶叶。据说，在海底沉睡了200多年的茶叶，还可泡出茶香。

       1995年，瑞典人依照18世纪的造船工艺，按“哥德堡号”原样建造了一艘仿古船。2005年10月2日，这艘全新的“哥德堡号”仿古船再度从哥德堡港拨浪启航，沿着260多年前的航路，向广州黄埔驶去。2006年7月18日，瑞典国王和王后随船来到黄埔古港，在踏上昔日繁华的世界大港的那一刻，国王为黄埔古港隆重的欢迎仪式亲自揭幕并签名留念，热烈赞扬两国悠久的经贸和文化交往，再续那一段中瑞人民的未了情。

       比1699年第一艘英国“麦士里菲尔德号”成功抵达黄埔古港还要早的，是法国“安菲特里特号”商船，这是历史上第一艘直接从法国直航广州黄埔的商船，这艘于1698年11月2日进入黄埔古港的商船，不仅具有通商的贸易意义，还带有外交、输出文化和宗教的使命。

       “安菲特里特号”从法国西部的拉罗舍尔港启程，绕过好望角，经印度洋进入南中国海，5个多月后成功抵达黄埔口岸。由于该船获得“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恩准，属法国官船，这艘载重量为500吨级的三桅商船得到了清政府全部税饷豁免。船上载有法兰西呢绒、葡萄酒、玻璃、钟表、印度棉花，除货品外，重要的是，船上还有著名的数学家兼天文学家洪若翰等10名传教士，他们肩负着到广州进行科学考察和传教的任务，他们不单想向黄埔出口本国产品，同时非常盼望通过黄埔向中国输送宗教和科学。

       “安菲特里特号”出发前，路易十四对船上人员殷殷寄语，可看出法国人对与广州黄埔通航、发展贸易及其他方面的可行性有着勃勃雄心。他要求船员要仔细识别中国海岸线，打听海岸的风讯、潮汐、水流及开船停泊的适当时间，搜集中国的埠口、碇泊处及海岸的地图与中国人的航海记录，在中国停留期间，要了解中国和其他各国的贸易情况，以为今后对华贸易作参考。在中国各港口停留期间，依照当地习俗如何行动，也要打听，以免将来船舶来时发生错误，或者与地方当局发生意外事件等。

       在黄埔古港逗留期间，洪若翰等传教士被获准进京，这也许是西方传教士与中国政府的首次接触。他们向清康熙帝进献天文观测仪等科学仪器，康熙大喜之下，准许其留华传教，此举促进了中法学术交流，让国人开了视界。1700年，“安菲特里特号”从黄埔古港返航，带回大量的陶瓷、漆器和丝绸、茶叶。这些透射出东方神秘的中国商品在法国宫廷受到热烈追捧，掀起了一股“中国风”热潮。

04

       美国商人亨特在他《广州番鬼录》一书中，讲到一个1827年曾在广州出版的外国报纸《广州纪事录》当编辑，后又在法国创办过《中国快报》的费城青年诗人伍德，他从黄埔到旗昌洋行，10年后将要离开时所写的一首诗，诗中描绘了他眼中的广州：

        这是我们居住的土地

                          ——她勇敢、创造和宝贵

        将使普天之下感到羞耻

        她的历史由于她的圣人和名将的名字

        而辉煌灿烂，傲视大地

        这里的茶叶是一服饮啜的良剂

        连帝王也屈尊降贵

                        （他们如此，谁不效尤？）

        他们亲视炉火煎煮

        写下了“瓦壶之傲”的散文颂歌

        最美的花地到处是花圃

        万花芬芳，随风摇曳

        清香与彩色，荫满楼台

        或缠绕着老树的藤蔓

        那些充满鲜花和芬芳的土地，虽已

        全都离开我们

        是否需要这种韵律，使我们回忆

        对那里所产生的深情厚谊

        再见了，茶箱；迎风扬帆

        并责备我们的耽延

        现在到了离别时，低声说“请，请”

        可怜的“番鬼”，全都舍不得离开

       而正是在这片“番鬼”舍不得离开的地方，在这片洋人由此登岸的“村港一体”、番舶争流、得海洋文明风气之先之地，孕育出了一批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精英，他们在这片沃土上汲取了时代的精神气质。从这里，走出了被清政府、日、俄委任派驻新加坡领事、一人身兼三国领事的著名侨领胡璇泽；走出了逆势而为的十三行行商天宝行老板梁经国，及其从商人、官宦到进士、学者、教育家的梁家子孙七代名人梁伦枢、梁同新、梁肇煌、梁肇晋、梁庆桂、梁广照、梁方仲、梁嘉彬、梁承邺；走出了力争收回多付庚子赔款、赎回兴筑粤汉铁路权益的著名爱国外交官梁诚；走出了为中国铁路事业奉献毕生精力、在中国铁路史上与詹天佑同期的著名铁路路桥工程师胡栋朝；走出了中国实业界巨擘胡耀廷和胡国良父子；走出了1922年孙中山避难永丰舰，护卫其安全脱险的永丰舰舰长冯肇庆；走出了为发展中国制糖工业作出贡献的农业专家冯锐；走出了大革命时期出色的青工领袖冯广；走出了抗日战争中配合盟军作战、飞越“驼峰航线”的优秀飞行员梁广尧；走出了为香港和家乡公益事业付出毕生精力的香港企业家梁仲彭……

       黄埔古港，这个曾经的世界大港，潮水将异域的船帆推向中国，又将黄埔子弟送往远方。黄埔村的年轮里，还镌刻着瓷器与白银的光泽，可触摸到当年的黄埔人家，在那辽阔的海图上标下故乡的经纬……如今，古港在我脚下静默着，潮声依稀，渡头青石斑驳，但远处深嵌在岁月里的星光分明可见，低垂时如渔火明灭，升腾时似千帆映日，始终在水岸之间，透出一抹一抹不沉的光……

【作者简介】王厚基，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专业作家、编剧。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广东作协会员，广东侨界作家联合会顾问，广东传记文学学会、广东散文诗学会、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广东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曾在基层企业、政府机关、文艺报社任职。创作多部电视连续剧计百余集及话剧、粤剧、音乐剧等剧本，著有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及散文多部（含合著），作品散见于国内数十种报刊，入选多种读本和年度图书选，十数次获全国、省、市各种文学征文奖及剧本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