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席卷全国，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政府统治土崩瓦解。消息传到山东，济南城内人心惶惶，军政界一片混乱，彼时，戈相臣任山东全省警备总稽查长，手握山东警备兵权，戈子良在京城待命，筹备赴广东道台任事宜，兄弟二人身处军政核心，面临着人生最重要的抉择。

 

山东巡抚孙宝琦起初主张镇压革命党，调集兵力围剿山东各地的革命武装，可革命形势迅猛，短短数日，山东多个州县宣布独立，孙宝琦见大势已去，被迫于十一月十三日宣布山东独立，自任山东都督。可仅十余日后，孙宝琦便在清政府旧臣与袁世凯势力的施压下，反悔取消独立，依附袁世凯，捕杀革命党人，山东局势陷入混乱。

 

戈相臣主管山东警备部队，手握兵权，成为孙宝琦与革命党人争相拉拢的对象。孙宝琦派人找到戈相臣，许以高官厚禄：“戈大人，只要你帮我捕杀革命党，我保你升任山东提督，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戈相臣看着来人，沉声道：“捕杀革命党？革命党是为了推翻腐朽的清政府，救百姓于水火，我岂能助纣为虐？”

 

来人威胁道：“戈大人，识时务者为俊杰，要是你不答应，孙大人不会放过你，你的家人也会受牵连。”戈相臣冷笑：“我戈相臣从军多年，靠的是战功，不是趋炎附势。想要我捕杀革命党，不可能！”来人见状，只好悻悻离去。

 

随后，革命党人也找到戈相臣，希望他能支持革命，率警备部队响应独立：“戈大人，清政府腐朽不堪，革命乃大势所趋，只要你支持我们，推翻清政府后，你就是山东的功臣。”戈相臣沉吟片刻，道：“我可以不捕杀革命党，还能暗中保护你们，可我不能率部响应独立。”

 

“为何？”革命党人不解。戈相臣道：“我手下的警备士兵，大多是山东本地人，要是开战，只会让山东百姓遭殃，我不想看到百姓流离失所。我能做的，就是约束士兵，维护济南及周边地区的治安，减少战乱对百姓的伤害。”革命党人虽有些失望，却也理解他的心意，点头同意。

 

此后，戈相臣暗中保护革命党人，将孙宝琦捕杀革命党的消息提前告知他们，让不少革命党人得以脱险；同时，他严格约束警备部队，严禁士兵滥杀无辜、抢掠财物，一旦发现士兵违反军纪，当即严惩。有一次，几名警备士兵听从孙宝琦的命令，想捕杀一名革命党人，戈相臣得知后，亲自带人赶到，拦住士兵：“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动手！”

 

士兵们不敢违抗，只好退下。孙宝琦得知后，十分愤怒，想撤掉戈相臣的职务，可又忌惮他手握兵权，怕引起兵变，只好暂时忍了下来，却处处针对他，克扣警备部队的军饷、物资。戈相臣虽处境艰难，却始终坚守本心，尽力维护百姓安全。

 

宣统四年（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后窃取革命果实，逐步走向独裁。袁世凯深知戈相臣手握山东警备兵权，对其颇为忌惮，多次派人拉拢利诱，许以山东护军使一职，想将其纳入麾下。戈相臣看透袁世凯的野心，知道他想称帝独裁，不愿助纣为虐，又担心遭其迫害，连累家人与手下士兵，于民国二年（1913年）主动辞去山东全省警备总稽查长职务，卸甲归田，回到济宁马房屯老家。

 

临走前，手下士兵纷纷挽留：“大人，您走了，我们怎么办？”戈相臣看着跟随自己多年的士兵，眼眶发红：“我走后，你们要好好做人，不要参与派系纷争，要是不想当兵了，就回老家种地，好好过日子。”士兵们痛哭流涕，送了他很远很远。

 

回到马房屯后，戈相臣与父亲戈步全一同打理田产，每日下地干活、读书练字，不问政事，过上了平静的生活。村民们见他回来了，都很高兴，常来找他聊天，他也乐于帮忙，村民有矛盾，他出面调解；村民有困难，他尽力相助，很快便融入了乡村生活。

 

兄长卸甲，戈子良也对官场与军界彻底失望。辛亥革命后，他虽被民国政府授予少将军衔，却见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昔日的报国理想化为泡影。军中腐败乱象重生，将领们争权夺利、克扣军饷，士兵们欺压百姓、抢掠财物，与他坚守的“忠勇奉公、护佑百姓”初心相悖。

 

“这样的军界，这样的官场，根本救不了国家，救不了百姓。”戈子良看着街头流离失所的百姓，心里难受。民国三年（1914年），戈子良毅然辞去军职，回到济宁，决心走“实业救国、造福乡梓”之路——彼时的济宁，虽为运河重镇，却因战乱与运河淤塞，经济日渐衰退，棉纺织、商贸等行业停滞不前，百姓生活困苦，不少人因没有生计，被迫乞讨为生。戈子良深知，唯有发展实业，才能让济宁恢复生机，让百姓安居乐业。

 

回到济宁后，戈子良没有急着创办实业，而是花了三个月时间，走遍济宁老城区与周边村落，考察济宁的经济状况。他发现，济宁盛产棉花、小麦，每年产出的棉花数量庞大，却大多以原材料出售，附加值极低，百姓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棉花，卖不了几个钱；同时，济宁作为鲁西南交通枢纽，商贸发达，却缺少现代化的商贸设施与流通渠道，本地特产卖不出去，外地的物资也难以运进来，商贸行业日渐萧条。

 

“济宁有棉花、小麦，还有便利的交通，发展棉纺织业与商贸业，肯定能行。”戈子良心里盘算着，决定先从棉纺织业入手，创办棉纺织厂。创办工厂需大量资金，戈子良变卖了家中部分田产，凑了一笔钱，可还是不够，他只好四处筹措资金，找到济宁本地几位富商，向他们说明创办棉纺织厂的想法。

 

“创办棉纺织厂风险太大，现在战乱不断，要是工厂被破坏了，血本无归啊。”富商们纷纷犹豫，不愿入股。戈子良耐心劝说：“济宁盛产棉花，原料充足，而且百姓对棉布的需求大，只要我们好好经营，肯定能赚钱。而且，创办工厂还能为济宁百姓提供就业岗位，让他们有生计，也算造福乡梓。”

 

为了让富商们放心，戈子良详细制定了工厂的经营计划，承诺保证他们的收益。经过多次劝说，终于有三位富商被他的诚意与计划打动，同意入股。历时一年筹备，民国四年（1915年），戈子良在济宁老城区南门大街创办“济兴棉纺织厂”，购置德国进口纺织机器，招募本地百姓为工人，主要生产棉布、棉纱，供应济宁及周边地区。

 

工厂开业那天，济宁百姓纷纷前来观看，看着崭新的纺织机器，百姓们满脸期待：“有了这个工厂，俺们就能上班赚钱了。”戈子良站在工厂门口，看着百姓们的笑脸，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把工厂办好，不辜负百姓的期望。

 

戈子良创办工厂后，秉持“诚信经营、体恤工人”的原则，一方面严格把控产品质量，杜绝以次充好。他亲自监督生产过程，每一批棉布、棉纱都要经过严格检验，不合格的产品绝不出售。济兴棉纺织厂生产的棉布质地优良、色泽均匀、价格公道，很快便打开市场，深受百姓喜爱，周边地区的商户纷纷前来订货，工厂的订单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他善待工人，为工人提供合理薪酬，比济宁其他工厂的工人工资高出不少，而且每月按时发放，从不拖欠；他还建设工人宿舍，让外地工人有地方住，宿舍里配备床铺、桌椅、取暖设备，条件良好；开设食堂，为工人提供便宜、可口的饭菜，保证工人吃饱吃好；还为工人子女创办简易学堂，聘请教师任教，免收入学费、书本费，让工人子女有机会读书识字。

 

“戈老板真是个好人，不仅给俺们高工资，还关心俺们的孩子。”工人王大哥感动地说。其他工人也纷纷点头，都很感激戈子良，干活也格外卖力，工厂的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此外，戈子良还建立了完善的工厂管理制度，明确各岗位的职责，制定奖惩措施，对工作认真、业绩突出的工人给予奖励，对偷懒、违反工厂规定的工人给予处罚；他还杜绝贪污腐败，工厂的账目公开透明，定期让工人代表查看，确保工厂的资金、物资合理使用。在他的管理下，济兴棉纺织厂逐步走上正轨，成为济宁规模最大、口碑最好的棉纺织厂之一，带动了济宁棉纺织行业的发展。

 

棉纺织厂成功后，戈子良并未满足，又将目光投向商贸领域。民国六年（1917年），他在济宁老城区太白楼附近创办“裕通商行”，主要经营棉花、小麦、布匹等大宗商品。为了打通商贸渠道，戈子良亲自前往济南、青岛、徐州等地，与当地的商户建立合作关系，将济宁本地的棉花、小麦、棉布销往外地，同时将外地的食盐、百货、五金等物资运回济宁，促进济宁商贸流通。

 

裕通商行凭借诚信经营与广泛的人脉资源，很快便在济宁商贸行业站稳脚跟，成为龙头企业。有一次，济南的商户订购了一批棉布，约定好交货时间，可就在交货前，济宁突降大雨，道路泥泞，棉布无法按时送达。戈子良得知后，亲自带人冒雨赶路，换了好几辆马车，终于在约定时间内将棉布送到济南商户手中。商户感动地说：“戈老板，你真是守信用，以后俺们就跟你合作了。”

 

此后，越来越多的商户愿意与裕通商行合作，商行的生意越来越好，不仅为戈子良带来了丰厚的收益，还带动了济宁本地商贸经济的发展，让济宁的商贸行业逐渐复苏。

 

民国八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反帝反封建浪潮席卷全国，济宁各界民众纷纷响应，学生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呼吁“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戈子良得知后，积极支持学生运动，让裕通商行腾出一间大仓库，作为学生们的活动场地；他还为学生们提供资金支持，购买横幅、传单等物资；组织济兴棉纺织厂、裕通商行的工人参与游行示威，与学生们一起喊口号，声援北京爱国学生。

 

“学生们有热血、有担当，为了国家挺身而出，俺们应该支持他们。”戈子良对工人说。在他的支持下，济宁的学生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得到了更多百姓的响应，展现出深厚的家国情怀。

 

此后数年，戈子良又陆续创办了面粉厂、油坊等实业，皆以“造福乡梓、振兴济宁”为宗旨。面粉厂采用先进的生产设备，生产的面粉细腻、口感好，供应济宁及周边地区，解决了百姓吃面粉难的问题；油坊生产花生油、豆油，品质优良，深受百姓喜爱。这些实业不仅为济宁百姓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让数千名百姓有了生计，还推动了济宁本地手工业、商贸业的发展，让战乱后的济宁经济逐步复苏。

 

彼时，戈步全已病逝，戈相臣隐居老家，戈子良成为戈氏家族的核心人物，他以实业兴邦，以诚信立世，不仅让戈氏家族声望更盛，更成为济宁商界与地方各界敬重的人物。济宁百姓提起戈子良，都赞不绝口：“戈子良是个有本事、有良心的人，为济宁做了不少好事。”

 

第四章：仁心济乡邻，慈善长留济宁城

 

戈子良自幼受祖训熏陶，深知“达则兼济天下”的道理，投身实业后，虽事务繁忙，却始终心系百姓，尤其关注穷苦百姓的生活，常年投身公益慈善事业，仗义疏财，扶贫济困，成为济宁百姓口中的“戈善人”。

 

民国初年，济宁自然灾害频发，旱灾、水灾、蝗灾接连发生，百姓颗粒无收，流离失所，不少人因饥饿、疾病倒下。民国七年（1918年），济宁遭遇大旱，数月无雨，河水断流，田地干裂，庄稼枯死，百姓饮水困难，不少村庄甚至出现“易子而食”的惨状。消息传到戈子良耳中，他心里像被刀割一样难受，当即召集济兴棉纺织厂、裕通商行的负责人，还有济宁商界的其他人士，在裕通商行召开会议，倡议捐款捐物，救助灾民。

 

“现在百姓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要是我们不帮他们，他们就活不下去了。”戈子良看着众人，语气沉重，“我先捐银五千两，再从面粉厂调拨面粉五百石、油坊调拨食用油一百桶，裕通商行调拨食盐五十袋，希望大家能尽一份力，救救百姓。”

 

在场的商界人士见戈子良如此慷慨，纷纷响应，有的捐款，有的捐物资，很快便筹集到一笔可观的资金与物资。随后，戈子良成立救灾小组，亲自担任组长，负责救灾工作的统筹协调，将筹集到的资金与物资运往灾区。

 

他在济宁老城区、马房屯、戈户村等地开设多处粥厂，施粥放饭，为灾民提供免费饮食。粥厂刚开设时，前来领粥的灾民络绎不绝，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戈子良亲自坐镇粥厂，监督粥的质量，确保每一碗粥都熬得浓稠，让灾民能吃饱。有一次，粥厂的厨师为了节省粮食，把粥熬得很稀，戈子良发现后，当即批评厨师：“灾民们都快饿死了，你还敢偷工减料？要是再这样，就把你辞退！”随后，他让厨师重新熬粥，确保粥的质量。

 

除了施粥，戈子良还在济宁城内创办临时救助点，收留流离失所的灾民，为他们提供住宿与医疗救助。救助点内，他安排专人打扫卫生、消毒，防止疫病传播；聘请医生为灾民看病，免费发放药品，不少生病的灾民在医生的治疗下逐渐康复。有一名灾民的孩子得了重病，没钱医治，孩子的母亲抱着孩子哭，戈子良得知后，亲自送去医药费，让医生全力救治，孩子最终转危为安。孩子的母亲跪在地上，向戈子良磕头：“戈善人，谢谢你救了俺的孩子，你就是俺们的救命恩人！”戈子良连忙扶起她：“快起来，救死扶伤是应该的。”

 

为了解决灾民饮水困难的问题，戈子良组织人手在灾区打井、引水，买了数十台抽水机，从河里抽水到村庄，让灾民能喝到干净的水。他还派人到外地采购粮食、种子，发放给灾民，让灾民在旱灾过后能及时播种，恢复生产。此次旱灾持续半年之久，戈子良投入大量资金与物资，救助灾民数万人，不少灾民因他的救助得以存活。灾民们感激涕零，纷纷到戈子良家中致谢，戈子良却婉言谢绝，只说：“我乃济宁人，护佑乡邻，本是分内之事。”

 

除了应对自然灾害，戈子良还常年支持济宁本地公益机构。济宁粥厂与栖留所是清末民初济宁重要的慈善机构，粥厂主要为穷苦百姓施粥，栖留所则收留无家可归的乞丐、孤寡老人与孤儿。民国初年，因战乱与灾害，粥厂与栖留所资金短缺，物资匮乏，难以维持运转，负责人找到戈子良，希望他能提供帮助。

 

戈子良得知后，当即承诺：“粥厂与栖留所的资金，我来承担大部分，以后每月我会按时捐款，物资也由我来供应，绝不会让机构停办。”此后，戈子良每月定期向粥厂与栖留所捐款五百两银子，还常年捐赠面粉、布匹、煤炭等物资，保障粥厂与栖留所正常运转。

 

寒冬腊月，天气寒冷，不少穷苦百姓没有棉衣、棉被，冻得瑟瑟发抖。戈子良会专门从济兴棉纺织厂调拨棉布，让工人制作棉衣、棉被，亲自带着棉衣、棉被送到栖留所与穷苦百姓家中。有一年冬天，济宁下了一场大雪，气温骤降，戈子良冒着大雪，带着棉衣、棉被到城郊的村庄走访，看到一位孤寡老人蜷缩在破旧的茅草屋里，身上只盖着一件单薄的破衣服，冻得嘴唇发紫。戈子良连忙把棉衣、棉被递给老人：“大爷，天这么冷，你快穿上棉衣、盖上棉被，别冻坏了。”老人接过棉衣、棉被，感动得哭了：“谢谢你，戈善人，你真是好人啊。”

 

逢年过节，戈子良会带着面粉、肉类、糖果等物资，走访孤寡老人与孤儿，为他们送上节日祝福。春节时，他会给老人、孩子发红包，让他们能过一个热闹的春节；中秋节时，他会给他们送月饼、水果，让他们能吃上月饼，感受节日的温暖。对于家中有困难的工人与商户，戈子良也会伸出援手，工人家里有人生病，他会提供医药费；商户生意亏损，他会提供资金支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多年来，受他帮助的百姓不计其数，济宁百姓都称他为“戈善人”，提起他，都满脸感激。

 

此外，戈子良还十分重视教育事业，深知“教育兴则地方兴”，只有让孩子读书识字，才能改变命运，让济宁发展得更好。民国十年（1921年），他出资在济宁城南马房屯创办“怀仁小学”，以族中先辈戈怀仁命名，招收马房屯、戈户村及周边村落的穷苦儿童入学，免收入学费、书本费，还为贫困学生提供午餐。

 

怀仁小学占地面积十余亩，戈子良亲自规划学校的布局，建有六间教室、两间宿舍、一个操场，教室宽敞明亮，配备桌椅、黑板等教学设备；宿舍干净整洁，为离家远的学生提供住宿；操场设有篮球架、单杠等体育设施，让学生能锻炼身体。他聘请优秀的教师任教，要求教师不仅教授文化知识，还要传授劳动技能与爱国思想，培养学生的品德与能力。

 

为了让怀仁小学长期运转，戈子良专门划拨家中十亩田地作为学校校产，田地租金全部用于学校开支；他还定期到学校视察，了解教学情况，关心学生成长。有一次，他到学校视察，看到学生们在操场上玩耍，脸上洋溢着笑容，心里十分欣慰。他走到教室，看到学生们认真读书，教师耐心讲课，满意地点点头。课后，他与学生们聊天，问他们：“你们长大了想做什么？”学生们纷纷回答：“俺想当医生，救死扶伤”“俺想当老师，教书育人”“俺想当兵，保家卫国”。戈子良笑着说：“好，只要你们好好读书，就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以后为国家、为济宁做贡献。”

 

怀仁小学创办后，不仅解决了周边穷苦儿童的入学问题，还推动了济宁城南教育事业的发展，深受百姓好评。不少家长送孩子入学时，都对戈子良说：“戈老板，谢谢你创办学校，让俺们的孩子能读书，你真是为俺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待续）